中国正处于转型社会[1] 的关键时期。传统社会的惯性状态与现代社会的新兴架构在相互撕咬、牵掣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敏感者。他们也就是被时代撕咬和牵掣的前沿主体。在两端之间，即知识分子之作为现代社会的专业人士、与他们作为现代社会正义的干预者之间，知识分子为着平衡两种需求，便日益处于艰难的抉择状态之中。以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作为自己的傍身依托，还是在专业之外同时有志于关注社会公共问题，抑或专注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议论并影响社会舆论走向，便成为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志业抉择问题。[2] 换言之，做专业知识分子还是做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两者兼得，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人生抉择。
一、局促关系
简略地分析一下，现代社会里的专业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在专业化分支学科中从事活动的"局部性"知识分子，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指那些从事"普遍性"工作的知识分子。[3] 前者通常是指那些掌握了某一系统的现代学科知识体系的"专才"，后者通常是指那些跨越了现代知识体系的严格专业分界，因此显示出某种"通才"特色的人；前者关涉的对象通常是同一个专业行当里的行家里手，后者关涉的对象通常是行列外的各类专业人士、以至社会大众；前者服务的对象是推进专业知识增长的专家，后者服务的对象是公众；前者寻求的是一个专家圈子的理解，后者致力的是"思想的市场"；前者追求的是知识的专深程度，后者追求的是知识的公共理解与接受；前者必须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后者秉行的是社会批判精神。wWW.11665.CoM前者必须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专业知识的规范范围之内，后者必须具有打破专业知识局限的能力，具有一种超然于知识专门分工之上的通观能力，尤其是批判能力。[4] 无疑，在规范的现代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是可以兼得或分别担负这两种知识分子角色责任的，除开他的能力等内在因素的制约外，关键就在于他的个人志愿。这是因为宪政制度的安排、市场经济的运行、开放文化的氛围，为他们自主的决定奠定了外部条件。学术自主与学术责任的联结、专业评价与社会期待的扣合、公共领域与专门领域的不同需要，为他们自主的选择确立了内在基础。
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显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理由，大致是通过其不同的为业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规范的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将自己定位在专业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上面，并以专业的或公共的知识介入公共生活履行其社会责任。在专业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位之间，一般不会有源自社会政治原因的决定性冲突。因为面向公众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面向专业领域的专家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成就，都是经过相对成熟的公共规范或专业标准来奠定和检验的。除开履行公共责任或专业责任的时候，对于履行者本人是否遵守了各自的规范而被人们接受的差异性之外，他们一般不会遭遇来自社会政治体制上的、对于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的组织性压力。他们的选择具有自主性。在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种定位之间，他们成为专业规范与公共规范的"立法者"。[5] 这样，知识分子在规范的民主社会里，具有自律与他律的良性社会运行机制。而且，对于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个体而言，他究竟是想分别承担专业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抑或兼具两者的角色并履行其责任，便是一个他自己根据他的能力、处境、需要乃至于爱好所作出的个人决断。社会绝对没有强制他只能作为专业知识分子或只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强大政治压力。正是从这一视角看，我们才能理解像瓦尔特·李普曼那样典型的1950年代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以与约翰·杜威那样兼得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人，何以可能同时对美国社会发生如此深刻而持久的影响。[6]
转型社会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抉择从容性。转型社会具有两个面相，即现存的非规范的旧的（传统的）社会面相，与规范的新的（现代的）社会面相。而在转型社会的非规范社会面相上，他们表现的则是集群性的知识分子角色人格。这时，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显然的：一方面，这种冲突具有内在性质。专业知识分子的学术定位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导向、以及相应的事实清理取向与价值关注偏好、向专业圈子的学术共同体负责与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共规则解释说明、借助学术语言向专家发言与依靠大众传媒向社会吁求、精深的学理挖掘与普及的通俗的解释推广，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并且，两者对于知识分子又同时构成为知识分子之成为知识分子的理由，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双线作战，处于一种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择定的两难境地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冲突具有外部效应。因为转型社会还不是成熟的宪政社会、市场社会与开放社会。非规范运作的政治制度实际地限定了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干预社会正义的可能空间，社会基本上不需要知识分子直接干政、议政，这样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体现领域实际上非常狭小。非市场社会又无法计算出专业知识分子贡献的知识或技能的准确价格，使得知识分子既难于向市场开价，又难于接受社会给出的购买知识的价格，专业创新的激情受到挫伤。非开放社会限制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参照框架，人们无法与相异文化进行自由的心灵对话，意识形态制约着人们的运思，这使得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围绕官方意识形态的指挥棒旋转，造成知识分子缺乏思想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和批判能力，既无法推动专业革命，也无法推动公共领域的改革。
于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一种专业知识不深而公共干预能力孱弱，但是却既想表现自己的专业素养又想推进社会的公正发展的尴尬之中。使得专业与公共的对应问题陷入一种顾此失彼的局促状态。结果专家不"专"，即站在世界相应专业发展最前沿的专家稀缺，通才不"通"，即可以打通专业限制而能够对于公共问题进行专业性发言的人士罕见这种使知识界蒙羞的情形，成为知识界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二、双损局面
一个知识分子难专难通，既难以就专业问题发言，又难于就公共问题介入，必然使得一个知识分子在其志业抉择上--即他究竟是立定志向作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还是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同时兼得的问题上徘徊犹豫。这种徘徊犹豫，必然造成知识分子做专家与做通才的双损局面。
这种双损局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描述为：一方面，当一个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群体意图成为专业知识分子，因此不打算以思想介入公共问题议论的时候，因为公共世界的建构不足以使人们全心全意去塑造一个知识的专业式象牙塔，他们便不得不分心来应付知识建构的外部社会政治问题构成的挑战。考察近代思想学术发展的一般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只能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在集权社会里，[7] 由于社会政治的诸多限制，形成了制约学术思想研究的教条和禁忌。能够专注地从事精深的学术研究的人士，在数量上既是少数，在质量上也不会太高。在这种社会里，那些达到极高水平的思想学术研究境界的人士，是社会的一个异数。只要我们看看清代学术的朴学情形，就可以相信这种情形在古典集权社会里的实际状况。只要我们看看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学术的处境，我们就可以相信这种情形在现代集权社会里的现实表现。
一个集权社会的社会政治状况之所以足以制约学术家、思想家门进行深入的运思，使得他们丧失专业性而变成政治的附庸，使他们丧失公共性而变成退缩的人群，是因为这一社会从三个维度上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习性：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学术主题不是自己从自由独立的运思中产生的，一般是政治生活、尤其是机制化的政治组织领袖们刻意提供的。这些主题本身的学术性就是值得怀疑的。比如文革时期历史学界集中资源研究的"五朵金花"，今天看来有些金花就是浪费学术资源的伪问题。而当时知识分子尽力阐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今天看来简直是一个虚构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因素在集权社会里限定了人们运思的固定思路与意识形态范围，因此，知识分子对于任何问题的思索都是"戴着镣铐跳舞"。他们对于问题思考的开放性没有警惕，对于多元理路没有敬重心，对于求解问题的学术严肃性没有慎重态度。只要是政治决定的，就是学术要"论证"的。看看近代中国以来学术主题的凸显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再一方面，当学者极力想冲破政治约束去寻找自己的研究主题时，他们就只能陷入预制好的研究"陷阱"，或以单纯的考据或资料的罗列为能事，或以影射史学的形式表达自己必须含糊其辞处理的观念。看看晚清朴学的处境，与陈寅恪晚年20年的研究，就可以理解这种状态。集权社会里知识分子运思处于一种公共性高度匮乏的景况之中，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准与他们应付政治压力的能力都是相对低下的。因此他们的学术收获也是相对贫困的。而且当他们试图专门对付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经常有陷入政治的圈套之中而不自知的危险：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改造，就是放弃知识审查和批判精神的结果。后来知识分子经历的一系列"洗澡"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学者提出以学术的沉潜反思代替思想的凌空蹈虚的时候，提倡者后来也不得不陷入思想争论的圈套之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营造较为单纯的学术环境的困难程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个或群体知识分子试图放弃专门精深的专业学术研究，转而试图首先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以便为专业研究奠定可靠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时候，又因为他们缺乏社会政治介入的空间，以及缺乏足以服人的专业能力。他们又不能不陷入抒情性地处理公共问题的非理性状态。从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领域的状态上看。转型前后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私密化社会的特点，在这种社会里，真正的公共性还没有显现的社会政治空间。公共权力的私人化与私人生活的隐秘化相形而在。[8] 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参与空间实在是相当逼仄的。比如一个教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是一个成功者，但是他要想介入政治生活，担任政治职务，按照目前政治制度安排，他就不得不重新从基层职级一步一步地往上层职级升迁。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政治干预能力被严格地限制起来。加之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直接担负政治责任、出任领导职务大都会陷入书生气的泥潭，社会对于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的效用都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这种思维定势延伸到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评论上面，人们也通常认为他们的公共吁求只是某种乌托邦的表述，不仅不表示认同，反而不屑一顾。政治参与空间逼仄与公共议论认同缺乏，使得知识分子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显得孱弱不说，而且使得知识分子的论政传统建立不起来。进而使得知识分子自身对于自己论政的有效性产生深深的怀疑，以至于自我消解论政的动力。知识分子不是像现代发达国家那样既是介入政治、又是论政的主体，而是被政治生活似乎自然地排斥的对象。自19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总是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整治对象，在此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从知识分子以专业为依托干预政治生活的状态来看。知识分子本来应当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基础上的社会阶层。他们或以科学家的角色来申述公共意见、或以学术专家的角色介入公共事务、或以新闻记者艺术人才律师身份独立撰稿人来议论公共问题。但是，在中国转型的早期，不仅社会分工欠发达，而且知识分子想一直坚持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也是困难的。他们被赋予了各种社会政治职责。这种赋予不是促使知识分子履行公共责任，而是将知识分子纳入政治有机体制之中而进行的安排。于是，踏入社会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一般就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专业能力、相应丧失了建立在专业基础上对于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和批判能力，变成围绕社会政治组织原则喋喋不休教训公众的"社会贤达"。[9] 随着他们专业人士色彩的淡化，便日益成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象征性人物。"以专业介入公共"的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特征几乎丧失殆尽。论政的公共性不能保证，这些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见往往就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同，使得这类议论成为议论者的个人呓语。
既无法以专业保障公共介入的可靠性，又无法以公共干预的有效性建立起专业研究的良性环境，势必造成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浅薄化状态：一方面，专业的或公共的话语都化约为修辞的话语。另一方面，专业的或公共的角色都代换为表演性行为。再一方面，专业的或公共的谋求都异化为牟利方式。还足以激发知识分子继续关注公共问题的，就仅仅只是内在自我鼓舞的个人情绪了。这样，非理性的情绪化论政状态就出现了。知识分子的论政演变为情绪激越下的政治口号呼喊。结果，造成专业的与公共的知识分子活动双损的局面：其一，专业性欠缺问题上表现为作为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学术的创获实在太少；其二，公共性欠缺问题上表现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影响大众的能力又非常孱弱。学术大众化与公共舆论学术化的变异走向，公共问题解释与引导的政治化与学术研究的官式化胶结，使得学术贫困与公共舆论乏力相形而在。[10] 真正的专业知识分子与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处于稀缺状态。
三、两极张力
专业与公共的双损局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行为困局。走出这种困局，既需要对于知识分子得以理性处理专业与公共的关系必须的诸前提条件加以确认，又需要对于知识分子的实际分工分化加以强调，更需要对个体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长介入公共生活加以理性的评估和抉择。
无疑，知识分子对于专业与公共的关系能够理性认知和恰当处置，依赖于良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化需求诸条件。从社会政治方面看，一个社会是否需要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领域，就社会政治问题发言，对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公共性，有着制约作用。集权社会的知识分子仅仅是政治的装点，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仅仅是政治的驾御对象。这样的社会是不需要知识分子发挥它在政治公共领域的作用的。只有在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领域具有生活保障、政治权利与人生安全，而这样的社会也需要知识分子就复杂社会政治生活对于公众进行专业的指点。坐实到当代中国来讲，转型中国在政治上具有两种走向，回归集权体制，迈向民主社会。前者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下逐渐降低了。后者是必须经人们的自觉推动才可能实现的。于是，在社会迈向民主与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的需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建立在高度分工基础上的现代生产模式，分工必然日益精密化、技术化、专门化。社会分工的这种定势，决定了在人们被日益纳入一个专门工作领域的时候，会疏漏关乎他们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公共事务。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需要有人指出它的弊端和前景。具有批判导向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显示出他们与专业知识分子的同等重要性来。这正是拉斯基强调专家的局限性的原因所在。[11] 落到中国情景里，市场经济的疾速发展、社会分工的迅速细化，人们日益关注个人的利益所得、关注私人生活的愉悦，公共问题、公共舆论、公共生活的价值需要有人来强调。在专家型知识分子之外促成公共型知识分子的迫切性已经显现出来。从文化发展角度讲，文化的大众化与消费性日益凸显，定位庸俗与趣味低下的文化产品充斥社会生活。这就急需有人来针砭文化时弊，提升文化品质。建立在精英文化基础上的知识分子指点文化发展的事务就此显得必要。现代科学文化为知识分子的专业深化提供了进入专门领域的条件。而现代社会的民主性文化与多元性文化，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介入提供了精神基础，发达的文化传播事业、即波斯纳所谓的思想的"市场"[12] 的扩展，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发言工具。知识分子在可以据守专业领域的前提条件下，还可以据有引导文化发展的公共活动场域。在中国的实际情形中，公共传媒实在是需要拓展其公共性的，但是，现代文化的成长已经为知识分子利用公共传媒提供了一定条件。如何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前提下面逐渐拓展公共领域的文化地盘，将公私关系加以有效分解，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得以成长的现实要求。
可见，现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把握好专业与公共的关系。换言之，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具有两极张力。首先，得肯定现代知识分子必须从专业与公共的两个视角认知它们各自的内涵。首先需要强调知识分子的专业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这是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指出，一个学者要想取得传之久远的成就，"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凡是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他充其量只能给专家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受个人眼界的的限制，这些问题是他不易想到的。"[13] 在专业化学术中，热情、灵感、个性都必须经受专业化的洗礼。在专业学术领域里，巫魅、领袖欲、终极关怀、价值、政治都必须加以严格限定。它着眼于自我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只有这样，知识分子的专业收获才是有保障的。今天人们基本上认为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对于他们的公共化是有害的。其实，不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公共化，是没有权威性和认同感的。没有专业化为基础的公共议论，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波斯纳指责的当今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原因在于专业化，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专业关注条件下对于公共问题的随意议论导致的议论质量的下降。他没有看到公共议论权威性与认同感的专业根基。[14] 其次，得强调知识分子专业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公共关怀。仅仅局限在专业的狭小范围思考专业问题，视野会受到局限、方法会遇到障碍、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会相应降低。今天任何专业领域的学者，都必须在他对于他所在的专业领域研究将要发挥的公共影响的基点上，进行专业研究，他才足以获得众所认同的成就。科学家研究专业的科学问题时，诚然要遵循专业规范。但是如果他对于专业问题里蕴涵的公共内涵掉以轻心的话，他就无法判断自己下出的研究结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严重影响。他就会像当年爱因斯坦那样先是倡议生产原子弹，后来原子弹爆炸了又急切地呼吁禁止制造原子弹。[15] 对此，哈贝马斯强调哲学家应当担负三种角色责任，是有意义的一个分析。哲学家当然首先应当是专家，他得对于批判地评估不同专家意见的方法论、新技术运用的风险等规范问题作出专业判断。但同时哲学家还是治疗师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治疗师，哲学家作为提倡实践哲学的人士，他必须对于人们达成合理的自我理解、过自觉的生活提供帮助。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哲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他运用专业能力，介入公共话语，解释生活、申述正义、张扬民主。三者间相互关联，尤以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为重。[16]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知识分子这种公共角色的认知，乃是对于知识分子之作为社会分工角色与知识担当角色的一个肯定，因此具有一种底线的意义。它不是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崇高道德情怀的意义上来申述的。
与此同时，必须探讨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以专业介入公共的问题。知识分子之所以必须以专业介入公共问题，就是因为常人理解问题经常滞留于表层。一般人不愿意就他接触的公共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更没有就这类问题进行专业探求的愿望与能力。这个时候，站在专业与公共边界上发言的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就会较为充分地显示出来。这时知识分子从两端着手开展的工作，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能够就问题蕴涵的专业内涵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以层层剥茧的方式揭示问题的复杂内蕴。另一方面，他能够以公众知晓的思考方式和明白晓畅的语言为公众解释清楚问题，引导他们的思路、判断乃至于行为。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问，知识分子如何以专业介入公共？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在深入专业问题时具有真正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成就，在申述公共意见时具有个人主见与责任意识。在前者，他不是专业的浮光掠影者；在后者，他不是随意指点江山者。而且，他既能有效利用专业工具发言，又能有效利用公共传媒"布道"。
保持专业与公共之间的两极张力具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样有利于知识分子成就他的志业。就专业一端看，这样的处境随时在提醒他的专业工作所具有的公共责任。就公共一端讲，这样的处境随时在点拨他胡乱的议论对于他专业人士权威性所构成的消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样有利于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功用。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规范化发展的社会。它并不需要太多的革命领袖颠覆天地的胆魄、造反群众勇于弃旧迎新的气质、军事家立下军令状的信誓旦旦，它需要的是按照现代规范组织社会资源、按照现代规范遵章行为的职业行动者。他们只是需要在职业之内履行职业责任，以至于可以体会出职业中的社会义涵，以职业为志业。进而以他们守持志业的专业敬业精神和内在涵蕴的道德责任理念来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准和公共干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影响社会生活，存在两种不应鼓舞的趋向：一是文人习性，二是专家习性。前者没有退去知识分子的传统习性，不能有效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也不能有效区分理性化问题与情绪化问题、世俗化问题与神圣化问题、政治化问题与文学化问题的界限，更不能有效区分社会政治对策问题与个人心理安顿问题、不能有效区分情绪发泄与效用追求之间的差异。总之文人习性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色是很弱的。后者则没有退去个人的角色定位特征，它还没有介入公共生活的知识、心理、能力等方面的足够准备。他只能躲在专业的象牙塔中，寻求解决精深的专业问题，他无能面向公众，并通俗易懂地宣示公众关注的问题的公共蕴涵。他只有专业的思考能力而没有社会的引导能力。
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存在的张力，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择定他们的志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方面，这要求他们既要从专业的一端深入拓展其专业技艺，同时强化其公共干预的意识和提升其公共介入的水平。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避免专业不精而公共不晓的双损现象。中国社会正在迈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通过社会分工与合作的结构定位，已经将专业与公共紧紧地系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认取这一点。
四、寻求平衡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之成为知识分子具有两个理由，一是他掌握了超于常人的专业知识，二是他对于公众生活的介入与影响。但是，这两个方面也就对于知识分子形成一种拉锯的态势：他必须在专业知识与公共介入之间艰难地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对处于转型社会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讲，尤其具有特殊的含义。一方面，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社会分工的疾速发展、意味着专业化的迅速细分、意味着人们以专业技能谋生的必然走向。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定位就此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转型社会新旧冲突的性质，会带出大量的公共问题，诸如政治制度安排的正当性问题、法律制度的正义性问题、国民待遇的平等性问题、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发展机会的均等享有问题、民主参与的实际可能性问题、公共问题解释的可靠性问题等等，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必须高度关注政治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一切，并给予专业性的解释与指引。在两个方面之间，假如没有恰当地予以处置，知识分子就会被转型社会所淘汰。因为失去前者，知识分子就没有了生存依托。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生存依托意味着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以自己对于公共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产生社会影响力。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基本处境。正是在这个角度，金耀基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与传统知识分子大不一样了。前者可以不必受严密的社会分工带来的生活压力驱使，安心地从事古典知识分子那种"神圣的"、"专业的"知识分子工作。而后者必须首先应付复杂细密的现代社会分工带来的各种压力，只能成为"世俗的"、"业余的"知识分子。[17] 同时这也正是西方学者在专家与知识分子的对局结构中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原因。[18] 如果失去后者，知识分子就丧失了社会身份。现代知识分子必须以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干预、指引与解释，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如果知识分子既不记忆历史，[19] 也不批判现实；既不解释一般问题，也不指引普适规范；既不思考普遍问题，也不留意公正意义；既不介入公众生活，也不关心他人意愿，那么，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它的一切社会规定性。就此而言，知识分子之履行公共责任乃是它的现代角色所注定的事情。
知识分子的角色规定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在专业与公共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寻求深化专业视野和干预公共事务的共同空间。无疑，这个空间是由社会制约着的。社会发展的态势决定了知识分子在专业与公共问题上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在已经处于规范发展状态的民主社会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个人问题。现代社会的二分结构及其张力，虽然会影响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个人的专业造诣，抑或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抉择。但是，知识分子个体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则不会受到社会实际运作的具体影响。换言之，即使一个知识分子愿意龟缩在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域里，甚至不往公共领域窥视一下，他也可以获得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比如像在公共论域里发生了重大影响，本人却从来没有直接就公共问题指指点点的罗尔斯，[20] 便可谓代表。他从来没有被人视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只是一个书斋知识分子。但是他以专业的远见卓识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对于公共论域的讨论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或者一个知识分子只是热情似火地介入公共事务，在专家们的眼里，他几乎对于任何专业都是一个生手，乃至于专家们一经审查他的言论，就会发觉他言论的疏漏之处，他还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甚至发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比如从专业视角看没有独创的学理贡献的李普曼，就以其对于公共问题的言述对于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影响。[21]
然而在当代中国，问题又当别论。犹如前述，处于转型过程的中国社会，一方面以专业定位制约知识分子的存在状况，另一方面又以紧迫的公共问题干扰知识分子的视线。两者实在是相互不让地撕咬、牵掣着知识分子的思维神经和行动选择。知识分子既不能对于个人的生存状态掉以轻心，更不能对于公共事务熟视无睹。因为忽视后者就无法为自己的专业研究赢得空间。数十年政治对于科学领域专业研究的不正常干扰，随时提醒人们注意具有真正公共性的社会政治公共领域系统建构与健全运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如果忽视了前者也就相应地无法为自己的现代价值进行有效的辩护。因为在一个专业化的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专业定位是其发挥社会职能的基础。显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专业处境与公共关注之间的紧张性，要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状况。
于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在自己的个人偏好上决定守持专业还是干预公共，就是知识分子在面对专业与公共的关系问题上无可回避的处境。这是由两个理由决定了的。其一，在社会结构上而言的必须。专业化是转型社会的必须，而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公共事务的干预也是现代社会的必要。知识分子不介入到两种事务之中，这两者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处置。因为知识分子是可以直接而同时发挥这两种现代功能的社会阶层。其他所有社会阶层都是无法替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特功用的。如果没有这两种既分化又联结的社会结构的建立，那么现代社会就无从谈起。中国就只能处于尴尬的传统结构中，或者只能处于永久的转型过程而不能实现顺利的转型，进而从传统跃升到现代。其二，在社会功能上而言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具有各个社会阶层推动转型的阶层功能。知识分子阶层的功用，就是相关地发挥传统所谓"立言"与"立功"的两种作用。立言是指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指点迷津，立功是指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财富产出。富裕与文明都与知识分子紧密相关。知识分子发挥这两种作用的状态如何，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状态如何。当然，知识分子实际发挥的两种作用，受制于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政治空间大小和他们利用公共媒介的自觉程度。前者是社会因素；后者是个人因素。前者涉及到的是社会与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的互动的健康问题。后者涉及到的是个人志愿与实际能力的问题。两者有机综合的状况，则注定了知识分子是否实际联接了专业与公共两个领域，是否将两个领域的结构一致性与功能相关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挂起钩来，从而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进程。这就又关系到实践操作的问题了。而这显然是一个无法经由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的问题，只能是一个由中国社会缓慢的转型来逐渐显示其基本走向与最终结果的问题。
注 释：
[1] 本文的转型社会概念，采用一般意义上的处于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社会、集权社会、小农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开放社会、民主社会、市场社会的过程之中的社会的表述。
[2] 本文中的"志业"，系转用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中的同一概念。参见氏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中"以学术为业"。三联书店1998年版。
[3] 这里的区分系根据齐格蒙·鲍曼的观点。参见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导论 知识分子：从现代的立法者到后现代的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参见钱满素：《聚焦公共知识分子》，《万象》2002年第8期。
[5] 参见注3。
[6] 参见徐贲：《民主社群和公共知识分子：五十年后说杜威》，《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
[7] 这里的集权社会指的是一个社会政治权力集中在某些个人或组织的社会，它与极权社会不同。前者只是一个描述权力集中的政治状态的中性辞藻而言，后者则是一个直接带有批判意味的政治学概念。
[8] 参见任剑涛：《私密化与公共关怀--以当代中国为例的讨论》，2002年天津南开大学"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9] 参见任剑涛：《从科学家到社会贤达：角色定位与社会功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
[10] 参见陶人：《学术贫困、学者自律与警察意识》，世纪中国网站"世纪周刊"，该文部分选刊于《2001--2002 东方·人文备忘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11] 参见拉斯基：《专家的局限》。(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pert),载george b. de huszar编 the intellectuals, the free press1960.pp167-175.
[12] 参见前引钱满素文。波斯纳所谓的思想市场大致指书籍、报刊、电台、电视台、公开信、法庭作证等。进入这类市场的知识分子作为的方式则有学术普及、专业政策建议、同时评论、预言预测、衰落论、一般社会批评、专门社会批评、社会改革、政治影响下的文学批评、政治讽刺、专家庭证等。
[13]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23页。
[14] 参见前引钱满素文。
[15] 参见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生·死·不朽》第一部分"生"其中一节"原子弹悲剧"。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6] 参见郁建华等：《哈贝马斯：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世纪中国网站.cn），世纪沙龙论坛2002年6月7日。
[17] 参见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载《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时报出版社1983年第8版。
[18] 参见thomas molnar: intellectuals, experts,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载george b. de huszar编: the intellectuals, pp192-197.
[19] 汉娜·阿伦特对此加以特别的强调。参见徐贲：《公共知识分子与政治存在主义》对阿伦特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是历史记忆的保持者"观点的介绍。世纪中国网站，世纪沙龙论坛2002年6月7日。
[20] 参见乔德兰·库卡塔斯等：《罗尔斯》。作者指出罗尔斯的追求是理论化的，那就是"以一种政治哲学终结所有政治哲学的野心。"该书第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 参见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作者强调李普曼脱离专门的政治家、哲学家、教授生活而专注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新闻记者，就是为了评论时事、指点迷津。见该书序"声名赫赫开万户"。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