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别 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标志，是重视对学术作现代学科的分类。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是按经、史、子、集来分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晚清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传入，当时先进的学人开始对传统学术重新整合与分类。王国维觉醒得最早，他比同时代其他学人更重视学术分类。他曾说，“现在的世界是分类的世界”。五四前后学术界提倡整理国故，方法之一，就是对传统学术作现代的分类，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但5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长时期学术分类变得模糊而不明晰。人们只知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乎消匿了。当时存在的倾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只讲《资本论》，政治学只讲《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根本不存在了。
重新反思和检讨50年代以后的学科建设，问题之一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因此很多学科没有建立起来。近2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出版、研究和大学的学科分类逐渐明晰起来。然则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分别到底在哪里？
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应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wWw.11665.cOm我这样讲，也许有利于综合大学的学科建设。因为在大学的学科设置问题上，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是相当重要的，而过去却得不到重视。国外的大学，据我所知，是非常重视艺术史课程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可以补充并帮助人文从业人员的鉴赏力和同情性胸怀的形成。
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从多样性、特殊性走向统一性，而人文科学则必须凸现其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我不能否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如果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那么比较起来，人文科学更贴近人，甚至可以说是研究人本身的学科。语言是思维工具，文学是人的幻想，历史是人的记忆，哲学是人的思维成果。因此研究人文科学的从业人员应该是最富人文精神的群落。
2、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问题 学术二字，重点是学，学是根本。晚清学者如严复，把学看成是“体”，将术看作是“用”，也是强调学的重要。说一个人学问不好——不学无术，这是很严厉的批评。如果说有学无术，倒是褒义的说法。最不好的是不学有术，简直是恶评了。
世间的学问是不同的，所以有各自不同的学科，但学后面的理与道，又是相同或相通的。通人之学，不仅能明其学，而且能通其道。传统学问讲求通，认为通与不通是为学的大问题。不通，指的是理与道的不通，同时也指自划畛域、不能打通不同的学术领域，不能把各种学问融为一体。
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分别，在于专家之学是就某一领域而言的，它不一定打通各界，达到通识通学；但通人之学必须打通古今，联结中外。上一个百年，许多第一流的大学者都有通人之学的气象，如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所以，我认为20世纪的整体学问成就是很高的，是乾嘉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当然，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是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密，不用说，这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但代价则是通学之士越来越少了。而为学开始阶段的博取与专精问题，是日后走向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的起点。这是任何一个以学问为职志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3、借人讲话与借符号讲话问题 我是指学问的两种建构方式。当然学问的建构，有各种途径和方法，所谓借人讲话和借符号讲话，更多的是对人文学术写作方式的表述。哲学家，特别是那种纯哲学家，他们往往用符号讲话。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范畴、概念。西方这种学者比较多，因为西方有思辨的传统。中国学者纯用符号讲话的比较少，只有一些佛学经典，另外还有金岳霖，他的《知识论》、《论道》，可以看作是用符号讲话的代表。
史学家一般借人讲话。因为历史是人物的活动，离开人物的活动，就无所谓历史。我个人大体上是借人讲话。我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研究现代学术人物，无法不借人讲话。现在学术界有一些青年学人也愿意借符号讲话，但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往往流于空疏。很急于说一大堆话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实际上体系并不因之而建立起来。这样的空疏之学，与其借符号讲话，还不如借人来讲话。
4、古今中西问题 做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古今中西的问题。一般地说，我们需要做到知古知今，知中知西。高一点的要求，应该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比较难，只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才能达到。上一个世纪的一些大的学者，他们的学问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我们初学做学问的人，我认为至少应该做到知古知今、知中知西。而且应该明白，古今中西并不是对立体，而是应该互相打通的文化区域。晚清时候，西潮汹涌，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受到冲击，把中西学问对立起来的现象非常普遍。“中体西用”的说法，就是一种防范性的文化主张。出发点是为了调和中西、“防弊”，结果是把“中”、“西”对立起来。今天这种现象不应该再有了。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对中国文化的界定就会失去水准的。同样，作为中国的学者，非常重要的是不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也就是应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也就是“数典”而不忘祖。另外在古今关系问题上，学问的当代性问题也非常重要。
5、人文写作的主客互动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要讲究客观性，甚至需要汰去情感。情感的介入有时可能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乾嘉考据学有六个要素，其中有一个要素是“断情感”。研究中国学术史，我认为乾嘉学术中已经开始有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些萌芽，就是指这方面而言的。人文科学虽然也讲究客观性，但研究者的主体性是非常突出的。即使是历史学这种客观的科学，在历史写作中史学家的角色也不容忽视。所以，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有“古典”、“今典”，我还提出有“近典”，他的主体参与非常明显。史学家的角色在历史著作中若隐若现，甚至非常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历史的现在时”。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柳如是别传》，邀我作文介绍，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天壤之间，有了《柳如是别传》这部书，活的史学，有生命的学术，历史的现在时，从此成为可能。”历史的现在时这个观点，我自己认为非常重要，它涉及到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客互动问题。
6、人文从业人员的人文修养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文史哲三科的分与合的问题。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还是文学、哲学和历史。学文学的需要走向历史和哲学。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有个一贯的说法，就是“出文入史”。要求学文学的人应该走入历史，认为只有走入历史，学问才能有成，否则单纯的文学是否能够成学，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只有“出文入史”才能成其为学。但我个人的经验似乎有一个发现。我是学文学出身，后来确实进到了史学的领域，甚至有一段时间还颇有一点很轻文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国际汉学会，我被分到历史组。有时与朱维铮先生通电话，我总是说在步他的后尘。但是在史与哲的领域逗留时间久了以后，慢慢发现，对文学还有一种不自觉的怀恋。不仅仅是怀恋，慢慢发现在史与哲的研究中有文学的参与，能使学问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现代性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情商”，与“智商”相对的一个概念。研究者说那些最高的天才不仅智商高，情商尤其高。文学修养，其实应该是一个人情商的催化剂。当你全身心进入史学与哲学的研究后，偶然会发现文学的添补和参与其作用有多大。所以一个人文从业人员，他不仅应该通史通哲，而且应该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哲学家如果没有文学的修养，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缺陷，我觉得他起码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事实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不具备好的文学修养。就连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他的诗词写得也很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与人”的问题，即做学问与做人的问题。这是个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老问题。在西方不格外强调这个问题。西方学术界的普遍意识是，不认为做人与做学问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因为学问已经从主体分离出去，是客观的呈现，学问就是学问。中国的学问则常常与人联系起来，倾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人格精神不那么好，他的学问也未必真做得好。因此主张可以从文章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气象。做大学问要有博大的胸怀、大的气象，然后有大儒、师儒之称。不仅讲究学问，还讲究学养。学养指学问的多方面的修养、多方面的准备，不仅仅是知识储备。这其中有一项指标是学术的味道，我们在不同的做学问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不同的味道。
7、论与史的问题 也就是材料和观点的问题。一般做学问、写论文，材料和观点合得好，是初步的要求。因为只有把这两者结合好了，才能有说服力、自圆其说。过去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段时间强调“以论代史”，后来觉得不好，又提出“论从史出”。其实两种说法都有些简单化。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有另外一个派别，后来称为“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此一学派的重镇。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的挖掘，把史料提到了第一位。他说什么叫学问？就是找材料，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陈寅恪的基本方法，也是在史中求史识。总之用材料讲话。翦伯赞从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反对放空炮”，同样是这个意思。我可能是受了傅斯年、陈寅恪他们的影响，我看前人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看他们著作中涉及的材料，而不是寻求他们的观点。在材料与观点到底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上，我想首先不能把两者分开，但我个人更喜欢前人著作中有价值的材料。
8、学术与思想问题 学术与思想是不能分开的。其实讲学术，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学术思想。但前几年，也许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文章，甚至包括我们很尊敬的学者的文章，他们在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或者有学术的思想。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学术和思想能够分开吗？难道有没有思想的学术吗？乾嘉学者的研究，他们一定程度上带有纯学术的特点，但他们的学术中没有思想吗？没有思想怎么能建构自己的学术呢？所以我认为，学术和思想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这个看法牵涉到近20年中国学术界所谓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别问题。有人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我的看法是，80年代的学术界有不够扎实的倾向，由于学风不扎实，因此思想也就难以坚定。9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风气比较扎实一点，因此有了一些不错的看得过去的著作，如是而已。不必发明一个公式，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那么岂不是说80年代的思想没有或者少学术，90年代的学术没有或者少思想，逻辑上也不容易讲通。
9、发明与发现问题 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写论文、出版著作，总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别人没有涉猎过、没有讲过的东西。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发明和发现问题。发现指材料的发现，如甲骨文字、敦煌遗书的发现等等，这是20世纪的学术大发现。小一些的如不时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以及每个研究者对课题范围之内的具体材料的发现。前些时我探讨陈寅恪的家学渊源，有诸多材料说明陈寅恪的曾祖父陈琢如对王（阳明）学最为倾服，他的祖父陈宝箴也兼治“姚江”（王学）。那么陈三立呢？一次翻检《散原精舍文集》，突然在一篇陈三立写的墓志铭中，分明看到下列字样：“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陈三立自己声明他倾向王学，再没有比这更可靠的证据了。这条材料，对研究义宁之学的渊源来说，应算做一个发现。
学术发明是指学理上的发明。钱大昕是清代的史学家，也是音韵学家。他在音韵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上古汉语没有轻唇音。这在学术上既是发现又是发明。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爬梳比较几百种中外典籍文献，他得出一个结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个结论，在学术上就是重要的发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祈望在学术上有所发明和发现。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如果写了很多文章、著作，却没有一点发明和发现，这样的研究，其学术意义就大为降低了。但现在的文章、出版物很多，有发明、发现的却很少。
10、学术论文的文体规范问题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学术规范问题并且有所倡导，这与我个人有一点点关系。我主持的《中国文化》杂志，在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相当重视学术规范的研讨，专门邀请在美国学习多年的几位中青年学人，举行学术规范的座谈。他们所受训练系统，学术上有自己独立的建树，包括现在执教于南加州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阎云翔等。陈平原、汪晖等主持的《学人》杂志，也有一段时期比较重视学术规范的讨论。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也发表不少关于学术规范的探讨文章。这些探讨起到了带领性质，使90年代的学术界开始有了重视学术规范的一定自觉。
但是还非常不够，现在的学风又趋于浮躁，失范现象越来越严重。学术规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前人和他人的成果问题。很多论文和著作吸收了前人或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不注明出处。这在学术上是大不德。学术论文写作，即使是从前人或别人那里受到了启发，也应该申明。大学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立下风范，如果发现掠夺了别人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应该不予通过。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规范。一篇正规的论文，别人的意见总是规规整整地写在那里，别人研究到何种程度，而自己提出了什么不同的问题，清清楚楚。我们的一些论文写作，可以说完全不管别人怎么讲。比如我所关注的陈寅恪研究，我看到不少文章都是在重复叙述，完全不顾哪个问题谁最先提出、谁最先发现的。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例如注明出处，被认为是论文写作的规范的规范。因此有的学者提出，看一篇论文，不需要看文章本身，只要看后面的注释就可以知道文章的水平。结果现在有的文章，喜欢作大面积的注释，不该加注的也加注，徒增篇幅。
11、学问有什么用 有一次，我在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讲课，那天天气特别冷，而且是在晚上，听我讲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个大学问家同时也是两个悲剧人物的故事。大家进入了学术人物与环境的特殊氛围，情绪显得低落。有个听讲者问：“学问有什么用？”我说：“我其实也觉得没什么用，首先解决不了你现在的情绪低落问题。这需要暖气和阳光一类的东西。”
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法学，用处是可以看得到的。人文科学如文学、哲学、历史学，它的用处在哪里？古人有“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的说法，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人文科学的作用，是眼睛不容易看到的。人文科学的作用不是现在时，而是将来时，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宋代大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真是一语中的之言。如果很多人都有机会念书，就会形成集体的文化积淀，每个人都有人文方面的修养，这样的人群的气质就不同了。所以教育的普及非常重要。如果中国是一个实现了普及大学教育的社会，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现在的中国人这个样子了。人文修养、读书，首先可以变化一个人的气质，然后蔚为大观，就可以慢慢转移社会的风气。
另外学术还是一种象征，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我在过去文章中，讲过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王国维说一个国家有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而大学，就是拥有最高学术的学府。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1931年发表就职演说，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李大钊在纪念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的文章里也强调：“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陈寅恪的一个文化理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大儒。总之人文科学的作用，对个人来说是变化气质，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则是可以转移风气。
12、声名与沉寂 学问做得好，文章发表得多，著作出版得多，必然会相应的产生一定的名气即知名度。但名气、知名度和学问本身并不是一回事。大学问家往往是沉寂的。没有一个大的学者，没有一个学术上有大的成绩的人，没有经历过学术上的沉寂时期。我找不到反证的例子。王国维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1912年与罗振玉一起到日本，住在京都的乡下，几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系统读罗振玉大云书库的藏书，这个时候他几乎与世隔绝。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没有人否认，然而这得力于他1927至1937年在日本的十年苦读。陈寅恪更不用说，他一生都在学问堆里，不求闻达，不求为世人所知。季羡林先生的学问，也是经常在极端的沉寂中做出的，他的最重要的译作、卷帙浩繁的《罗摩衍那》，是在十年动乱与浩劫之中翻译完成的，一边看传达室，一边在小纸条上翻译。李泽厚现在名气很大，其实他是一个喜欢独处、相当沉寂的人。他很少参加会议。他关于康德的书是在下放干校期间写成的。
而且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那些学问深积的著作，并不一定很快得到人们的认识理解。所以古人有“藏之名山”的说法，把著书立说叫做“名山事业”。陈寅恪更是认定他的著作不会见容于当世，不止一次地说“后世相知或有缘”。对学人和学问的理解，不一定取决于研究领域的相近和相同，还有一个“学缘”的问题。总之声名和声望固然很好，但沉寂也是很美的。不为人所知也许比为人所知更有学问的力量。“老树著花无丑枝”，大学问家、大学者的声名，自然是美的。所以连学位都不要的陈寅恪，在给甘于寂寞的学者杨树达写的序中说：“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儒宗所应具。”重要的，是要做到名实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