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世界的驱动力”
性是什么？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这话讲得含蓄老道，充满力量和哲理，让后来不少莘莘学子写文章时反复引用。可是，倘若去掉那一层含蓄，阿基米德的话跟玛丹娜说的“性是世界的驱动力”不是十分暗合了吗？一男一女，一古一今，大学问家和大歌星，其实都是饮食男女，都一样得面对“性”。
有位女性朋友说得好：“性，考验一个人对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跟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做极端的判断。性，使人的历史产生道德和不道德的二分法。性，让美与丑成为一体两面；性，真的足以让思考一辈子，不仅是性交时的快感而已。乖张的穿着有时与最保守的衣饰，同样使人产生性感与性欲。走前卫坏女孩路线的玛丹娜大声又说：争议‘性’，使人思考。”
同样的思考可以让玛丹娜把男人变成种马，又可以把自己变成慈爱的母亲。性，在她身上化为肉欲和母性的象征。玛丹娜的宣言是：“我要人人都爱我。”要知道，这位胆大妄为的叛逆者当初到美国纽约时身上只有三十五美金，她做过同性恋俱乐部的舞娘、临时演员、甜甜圈店女侍、a片女主角、驻唱歌手等光怪陆离的工作，但最后她还是成为现今最具影响力的女人。玛丹娜把“性”当作驱动力，真正实现了阿基米德意义上的“转动了整个宇宙”。
但中国人对于“性”禁忌得太久，好像人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谈“性”色变，以至“性学”这个术语在汉语字典里找不到位置。“性”的空白使人在压抑的同时不敢表现自己的渴望，倘若谁与“性欲”二字沾在一起（所谓“桃色新闻”），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wWw.11665.cOm正如台湾女作家颜艾琳在谈到玛丹娜时说的那样：如果将美国的场景化成台北（大而言之整个中国），玛丹娜可能早腐烂在声色场所的角落，甚至吸毒而死，稍好一点的下场则是当情妇或高级应召；哪能写出十几首深具意义的歌曲，创下全球一亿两千万张音乐专辑的销售量，以及用性感肉身挑起舆论对“性的思考”？
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段话。因为中国人给“性”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性禁忌”和“性封闭”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许多人只有靠“意淫”来解除生理和心灵上的压抑。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里能够如此跃进。”先生的这段话讲的就是“意淫”这档子事。
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时期，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敢涉及“性”，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都是没有“性”的特征，“革命”二字在“性”的问题上“革”得最彻底，以至新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稍有“性”的描写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被中国人当作“性文学”来解读的。
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误读”还时有发生，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都被读者当作了“性指南”，而最为极端的则是贾平凹的《废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注定要被“看走眼”的书，所谓“走眼”，意思是读者只盯着里面的“性捞写”，评论家的批评也只着眼这一点，所谓“格调低俗”等都是因为看走了眼而乱说的。贾平凹忍不住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禅的故事，他说有两个和尚过河，遇一女子过不了河在岸边啼哭，一个和尚将其抱着过了河。到了对岸，两个和尚继续赶路，另一个和尚说：“师兄，我们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你怎么能抱那女子过河呢？”这个和尚说：“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没有放下？”“现在有些人看《废都》，是如这个和尚的。”贾平凹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粮食”与“性”，乃人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能源体，因此，剥掉强加在“性”字上的那件袈裟，“性欲”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一样，平常得很。因此，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得道，就能超凡入圣。正如禅守普愿和尚说的：“平常心是道”，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有了这样的平常心，真谛、俗谛的间隔就打通了，“圣”与“凡”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就消失了。
“房中术”的兴起与“性生活强身健体”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性”的问题上十分豁达，比后世的所谓的“文明的后代”强多了。从“溯源”上讲，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到了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的。事实上，早在孔夫子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纲常废弛，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道德约束。那时，人们的“贞操”观念和结婚时的门当户对也十分淡漠。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就是大臣吕不韦的情妇。
长信侯被吕不韦假施宫刑，派到宫中，专门侍候太后，并生下两个私生子。后被秦始皇杀死。刘邦年近四十才结婚，他的发妻吕雉，比刘少十五岁。刘邦结婚前曾有一个情妇姓曹，并与之生有一子叫刘肥。刘邦当了皇帝后，立刘肥为齐王。人们也并不认为婚前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好的。汉代人对“性”的认识就像人们对萝卜白菜的认识一样，是十分平常和十分放任的事情。比如《汉书》里描述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奢侈荒淫与性放纵。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民间，同时也由于社会经济状态的改变，商业性的妓院便在此时出现。在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人们对性生活也并不回避。不仅如此，此时的“性学”较为发达，有专门研究的术士，写了不少有关“房中术”方面的书，这些书常常归于“医学”一类。
如汉代张衡的《同声歌》和《七辩》，还有汉代边让的《章花赋》中都详细讲述了房中术。汉代传说“房中术”者为三女，即玄女、素女、采女。许多房中书都是以黄帝与他的这三位女师的问答形式来叙述的；这些书皆附有各种性交姿态的插图；这些书流行很广，被夫妇行房及男人嫖妓所应用，甚至做为新娘嫁妆的一部分；这些书不但教男女行房时如何始终互相满足，也教男人如何控制来达到强建身体，益寿延年的目的。
这些书主要表现道家思想，但儒家也赞同其原则，不过侧重点不同：儒家重在繁衍子孙；道家重在养性延年。在《周易参同契》卷六七和卷七三中有大量关于道教的房中术内容，这里强调“阴阳调和”的重要性，男女间“性”与“情”的和谐便是符合天道，顺应自然。所以，男女双方都可以通过性生活得到补益。汉代人还认为性交可以增强元气，有人认为黄巾起义中的太平道就是以传播它的房中秘书《黄书》来行男女合气观念，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种以为男女交媾可以增强元气的观念形成一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神秘主义思潮，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全国性宗教运动和政治叛乱的根源。如清朝中叶山东的“滚单”教派和后来的“一贯道”等。这无疑增加了“性”的负面意义，为主流话语和统治者所忌讳，“性”的加密也日盛一日。
阴山公主：“皇帝哥哥，一个丈夫太少了！”
外国朋友常常感到不可思异的是，一方面，中国人对“性”禁忌得厉害；另一方面，作为一国表率的皇帝却又有着三宫六院的“性自由”。这的确是一种文化怪圈，它是由汉文化中“政治”与“性”的孪生关系决定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关系，有助于君主与统治阶层建立多渠道的政治关系，从而在帝姓宗族的基础上发射性地构造了一个个外姓支族，让他们如行星般地围着皇旋转，以共同维持宗族统治秩序。但总的说来，在汉晋时期，“性”的自由度还是较大的，它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男女性爱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们对同性恋的认可程度。
比方，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嵇康与阮籍有可能是同性恋关系。据司马迁笔下暗示，刘邦有同性恋事实。他的男宠叫籍孺，刘邦就经常与他同寝。西汉宦官赵谈为汉文帝男宠。汉代人相信“美男破老”的邪说，认为与美男子搞同性恋可以长生不老。
汉哀帝与男宠董贤进行“断袖之欢”时，还令董贤穿起女人的轻衣窄袖。宫中妃嫔见董贤获宠，竟纷纷效仿董贤所穿的女装。这个时期的女性地位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低下，她们不仅要求自己的丈夫有责任和义务在“性生活”上给予满足，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例如，《宋书》中就讲到山阴公主向她的哥哥废帝刘子业说：“皇帝哥哥，你有三宫六院，佳丽上千，可我只有一个丈夫，太少了！”堂堂一国的公主抱怨她不该只有一个丈夫，它不单说明这一时期的性观念很开放，而且反映了女性有为自己的“正当要求”“鼓与呼”的合法权利。
这个时期的房中书也比较多。特别是葛洪的《抱朴子》记载了不少的性生活内容，并认为：房中术只要行之得法就有助于延年益寿之功效。而在叶德辉的《医心方》卷二八中，他引录了《隋书》的“经籍志”，即《素女经》——包括《玄女经》、《素女方》、《玉房指要》、和《洞玄子》——这些书被认为是公元八世纪写成并流传的。但它们都是一些指导夫妇性生活的参考书。
国外有学者认为，这些参考书对百姓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古代中国一夫多妻（或有钱人纳妾）的家庭中，男性一定要懂得房中术，因为那时提倡不断更换性伙伴，既是从健康方面考虑，也是出于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避免妻妾之间的争吵。其次，这些书强调男子对女子性需要和性体验的理解，以保持性生活的和谐及女子的性满足。这些书中也提到过两性人的现象，被笼统地称为“人妖”。书中甚至还谈到一些性变态行为，它主要指性虐待，同性恋，淫具与手淫，兽交，对于人体排泄秽物的癖好，以及男人由女子陪伴如厕的习俗等。简言之，这个时期的人活得舒坦自由，张扬着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独特体验，淫糜之风较为盛行。
正因为此，一些著名学者出于维护皇权的考虑，纷纷上谏奏章，陈述淫风之害。如西汉大学问家刘向目睹赵飞燕等淫乱之状，认为后宫应倡兴王教，遂著《列女传》，以戒天子。而东汉女大学问家班昭总结经验，竟写出了两千来字的《女诫》，其中《妇行篇》对女性道德制定了全面而又具体的规范：“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辨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挈齐课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就这样，女人们自己戴上了“紧箍咒”，言行举止都有了“规制”。后来有反叛者毫不犹豫地将这笔账记到了班昭的头上，想来也不会冤了她。
艺妓的兴起与“房中术”的盛行
一般认为，艺妓起于周代，但唐代的艺妓不同于前代。据唐代孙启的《北里志》记载，这时的艺妓必须擅歌舞，能诗文，只有最下等的妓女才只提供性的服务。如唐代名妓鱼玄机，诗文歌舞俱佳，色妓双全，很受世人尊重。可以说，当时的艺妓作为一种职业不任何歧视。因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艺妓的社会作用，其次才是性的作用。这个时期的艺妓一般都与官吏、文人、艺术家、商人等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而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影响。
那些结交艺妓的人也并不是为了性爱，甚至有些是为了逃避性爱，希望暂时摆脱家中的沉闷和出于义务的性关系。这些男人事实上在追求一种与女性的无拘无束，朋友式的关系，其中的性关系不是主要内容。换言之，唐代的艺妓并不主要体现在性关系上，只有官办妓院中的女子——她们来自罪徒，被“籍没”的家庭女成员，和女战俘，只有这些人才只提供性服务，甚至可以买卖和租用。
由于唐代对性的问题可以公开自由讨论，所以房中书较以往任何时期更为盛行，并且又有了新的作品出现。这些新作品中的房中书像以往一样，被正而八经地归于医书；而文学类的则被作为“传奇”，其中有关性的描写却是后代色情文字的始作俑者。例如，唐代的房中书《房内补益》和《大乐赋》等，里面对性交姿势和不同的体验写得十分细腻；当然还有许多的色情传奇书。而在孙思貌的《千金要方》中还专门列有《房内补益》一章。这里的内容主要是讲房中术，大部分与前代的一样。但有三点不一样：书中提出四十岁是男性生活和整个身体状态的转折点，所以四十以上须知房中之术；二，前代房中书教人压迫会阴部下面以止“射精”，而孙氏以为压迫右乳上方的屏翳穴会有同样的效果；三，孙氏之“回精之术”会使男女之“精”以日月之象在脑中会合，因此可以“抱雄守雌”而致长生之奇效。
在色情文学作品中有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大乐赋》，内容扬男女的性成熟过程，初婚的体验，性交完成的步骤，和夫妇生活的欢乐等。这部开色情文学先河的书还有大量对于鳏居之苦的描写，以及偷香窃玉、婢女偷情、僧尼私通以及丑女发情等的描写。与此相似的还有张旌的《游仙窟》、孙危的《神女传》、佚名的《玄中记》等唐朝色情文学及狐仙的故事。
一般认为，中国人对“狐”的信仰起于周代，汉魏六朝的文献中多有记载，但将“狐狸崇拜”与“性”联系在一起则是唐人的独创。因为狐狸的性暗示是两个因素的结合，一是古人以为“狐”的元气充沛，二是以狐狸捉弄男人为天性所至。将女性比喻“狐”也由此开始，它恰恰反映了女性的水性、机灵和飘逸浪漫的天性。
裸女“避邪”与妓女“伴嫁”
贞观之治的盛唐开放风气到了宋代就大大收敛了。宋儒理学的兴起为这种收敛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宋代的理学是在借鉴了道教与佛教之后，形成一种混合式的儒家思想体系，并很快成为官方唯一的宗教般信仰。它强调女性的低下和严格的两性隔离。但是这种理学只对平民百姓约束，而皇室和贵族却置之不理。他们的兴趣在于后宫嬉戏与追求长生，所以房中书在宋代仍很普遍。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对“长生”的追求可以从在当时流行的“龟崇拜”中见出端倪。龟本来被认为是“灵兽”动物，历千年而不死，而且越老越通灵。因此，到宋代还有人以龟为名的，官方养龟成为时髦，民间也有各类龟文化，比方在大庙柱上刻龟图，在人体上纹龟身，每次正规的庙会还有人跳龟步舞，等等，足见人们对龟的喜欢和敬仰。但这种盛况到了十三世纪前后，龟的意义开始发了变化，至后代干脆成了骂人的字眼。不过，尽管后代把龟与各种“性禁忌”拉扯到一起——龟与性联在一起，主要显示“龟头”的外形酷似男性生殖器——但中国南方仍保留着龟的神圣意义，因此，龟仍然有双重意义。实际上，北宋时期，人们除了因追求“长生”而产生“龟崇拜”之外，儒家理学的道德约束力类似一种“雷声响，雨点小”的状态，在民众生活中尚无太大的影响，这当然与统治者“置之不理”有关。
房中书和道教内丹炼养之书仍然很普遍，并且一直为达官显贵所重视，就是证明。此外，北宋时期还保留着节日庆典在公共场合表演妇人裸体相扑的习俗，并且以为女人裸体可以辟邪的巫术思想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每一次女人裸体行走或女人裸体相扑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据说围观者也能得些“贵气”、“福气”，有辟邪除害之效用。
宋儒理学对民众约束不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此间的妓院形成了规模化经营，不少文人骚客如柳永等不仅是妓院的常客，而且还创作出不少缠绵徘徊的艳体诗词。在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的记载中，介绍了三种不同等级的妓院，而《都城纪胜》与《梦梁录》中则表明，妓女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最可爱的是：这个时期的人们对妓女这种职业没有丝毫的鄙视，妓女参加私人聚会和各种庆典十分平常，甚至一些婚礼都邀请妓女参加，担任伴娘或迎娶和引导新娘的角色。但这个时期，人们对爱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追求爱情、守护爱情被认为是高尚人格的体现。比方，大才女李清照对丈夫一往情深，她写了许多有关夫妻美好生活的回忆，丈夫去世以后，人去楼空，只留下一部《金石录》的手稿，她也达观，说，“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这种平常心反映李清照对人生已经看得很透，她入了道：生与死，爱与恨，追求与失落在她看来，都只能是浩如烟海中的尘埃，轻轻一挥，万事皆空。
神秘的“双修法”：元明颓废生活的艺术写真
真正说起来，中国人的“性禁忌”和“性封闭”是在外族入侵后引发的。元代的异族统治是中国人性观念发生空前转变的直接原因。这是因为：在异族征服者面前保护自己的眷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与外界完全地隔绝起来。同时由于人们竭力掩饰其性生活，使外界无法窥知，使异族入侵者本身也受到影响，对自我进行约束，加之汉文化的强大的同化能力，异族入侵者与当地人融为一体，自觉地成为“性禁忌”和“性封闭”的执行者。在这种虚情禁锢的矫饰下，强调道德约束的《功过格》便应运而生。在《十戒功过格》与《警世功过格》中，严格的行为限制大多与性有关。《功格过》竟然警告人们不可欣赏轻浮的歌由和戏剧——这一点一直流传至中国的“文革”甚至更后，它恰恰反映了元朝的词典与戏曲的繁荣。因为科举废除，文人无官可做，便把自己的智慧全用在丽词艳曲的创作上。如《西厢记》和《琵琶记》都是这种代表。
到十四世纪（元朝），女人“不缠足”已经被认为是很可耻的事了。但荒唐的是，元朝的统治者对前朝流传下来的“长生不老”很着迷，千方百计寻仙访古，乃至遁入邪门左道。例如，蒙古人有对密教金刚乘的崇拜，特别是性力派。忽必烈身边有许多密教术士。这些人以神秘的“双修法”劝谕忽必烈，即请他通过各类性交来超渡自己，皇帝办公的墙壁上所奉神的也为男女交媾的形象，还被尊称为“父母”。道教认为，男人与少女相交有利于身体调养。这一邪说后来被明中叶大红大紫的道教领袖邵元节所鼓吹，他曾向嘉靖帝教授房中术说，老阴耗精，和童贞相交，可以采阴补阳。由于元代的民族矛盾，中国人以儒家礼教施行自我禁锢，这种习俗到了明代仍然参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作为受外族统治的逆反心理，甚至有人上书皇帝要求禁毁一切非儒家说教的书。在这种形势下，两性的“隔杂”和禁止妇女在外面抛头露面也开始认真地实行起来。不过，明代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肆流行房中书，但此时这类书多以地下方式流传。如《某氏家训》、《素女妙论》、《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和《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等，它恰恰说明了“性”的强大的精神生殖力——无论怎么禁止，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些房中书并不完全照搬前人的书，而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强调对女子身体和心理特点的理解，介绍防止妻妾间误解和妒忌的方法；同样通过黄帝与素养女的对话讲出女子的性感受，生活特点与性生活的关系；“回精术”的具体方法和“三峰大乐”的意义等。这类书本来应属于道教炼内丹之书，《道藏》中本来也有这类书，但明正统间重印《道藏》时，由于儒教的地位和影响，编者对关炼内丹的内容都统统删除了。
明代房中书由于不能像唐宋时期那样，可以公开流传，因而影响十分有限，但此时的色情小说却发展迅猛，特别是《金瓶梅》和续篇《隔帘花影》，都是反映明代风俗与一般民众的性生活的，而且艺术成就也较大。另外还有一部是《影梅庵忆语》，该书作者冒襄（1611-1693）通过对自己真实生活的记录，讲述他与庞妾董小宛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流传也广。较《金瓶梅》有更为大胆和露骨描写的小说是江南才子李渔的《肉蒲团》，书中极尽江南酒楼妓院之繁华，性病的流行也大量见之于书中。这类“颓废小说”正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明王朝由盛而衰，北方的满族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吞噬这个腐朽衰老的帝国。眼看毫无生气和希望的明王朝气数将尽，那些整日在风月场中可以追欢逐乐，在茶楼酒肆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意识到这些世俗享乐终将失落，有些人有感于这种宋世的凄凉而隐遁山林潜心佛道，另一些人则变本加厉地沉溺于那种纸醉金迷、荒淫放荡的生活。正是后者这样的一类颓废至极的文人创作了一批以粗俗俚语杂以艳语丽句，不厌其烦地描写性细节的淫秽小说，如《绣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阳趣史》等。
与这类小说相映成趣的是春宫画的成熟和张扬。这类画的肇始者产生于唐代，当时的春宫图与房中书脱离之后，到了明代，画技更加娴熟，个性更为张扬。这些画不再仅仅用于性指导，也用于欣赏和娱乐。尽管明代画中有春宫画的瓷器，为男女裸体性交，但明中期较好的春宫画并不尽裸体，性挑逗的意味也表现得较为含蓄。春宫版画中的裸体是在晚明才大量出现的，而且形象逼真，画面精致，如《胜蓬莱》、《风流绝畅》、《鸳鸯秘谱》、《繁花丽锦》和《江南销夏》等。画面上扑面而来的颓废气息正是当时生活的艺术写真。
“性的封闭”与“国门炸开”
明代的“颓废”镜照出统治者摇摇欲坠的权力金字塔，末世浮华的生活为世人在沉重的“性禁忌”和“禁封闭”压抑下透露出一块小小的自由空间。但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人的性态度又一次变本加厉地压抑起来。往昔男欢女爱的欢乐气氛再次转变为壁垒森严的自我禁锢。它意在将异族征服者拒之于自己私生活的大门之外，同时也把危险关闭在门内，因此形成后世中国人性心理上的畸形与病态。
清皇朝的“闭关锁门”政策与“性封闭”奇怪地搅在一起，国人穿着长长的衣杉，留着长长的发辫，每一个都成了一个封闭的怪物。直到邪片战争的船坚利炮轰隆隆地“炸开”了中国的国门，人们才如井底之蛙般幡然醒来。“五四”点起的叛逆之火不仅烧毁了一个腐朽没落的皇朝，而且也将人们心头的精神枷锁烧掉了，“性”的生命力再次张扬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性学”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被誉为“性博士”的张竞生写出了许多有些偏激和反叛的文章。
1927年前后，中国还出现了许多与性知识有关的刊物，《新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等等。 但这种“性”的解冻到后来又变得一天天紧缩，到文革达到空前的“禁锢”。但中国人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和凝聚力，中国人的生活观也有着一种沉静的，顽强而又充满自信的力量。这种深深地隐藏在中国文化中的潜在的、不可征服的生命力虽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因素，其终极的原因一时无法推究，但男女之间的“性”调节不能不说是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绵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潘光旦先生说的：“精神生活的健全与否，和性观念的正确与否，有极密切的关系。”从“性的封锁”到“国门炸开”，其间的血的教训难道不值得国人好好反思的吗？
“乱伦”之舞与“贞节”之血
在发掘国民的劣根性上，不少人都看到了宦官文化对民族性格的“积弱”所造成的影响。有些宦官是被迫的，如史马迁和张衡等，有些却是自我阉割，如竖刁等。春秋战国时齐桓公说：“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疑乎？”意思是竖刁为了服侍我，亲自阉了，这种人还有什么可疑的呢。管仲却说，“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管仲说得真好：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自爱，又怎么能爱君呢。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说：一个人能性别都模糊了，他又怎么有能力去爱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君王还是普通人）呢？因为没有能力地去爱人或被人爱，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乱伦”的事。
应该看到，以五代为分水岭，以北宋为缓冲带，中国妇女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女性从属男人只是相对稳定，夫死再醮，离婚再嫁都属于正常事，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但自此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问世，贞节被提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说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衍成了“好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从先秦到五代，君主对贞节并不看重，民间就更不用说了。例如前面讲过的，秦始皇父亲异人娶的赵姬就是赵国大商吕不韦的小妾。汉景帝娶的竟是市民之妇。刘备在妻子孙权之妹回东吴后，纳了刘瑁的遗孀穆氏为夫人。东晋元帝娶吴家寡妇郑氏为妻。而曹操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后又纳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明帝即位，娶民妇为妻。这曹氏祖宗三代扶正的“后”没有一个是处女，且均是从侧室入正室，是为历史一大奇观。但这一时期对贞节的不看重却在另一方面让“乱伦”之舞也表现得十分张扬。
历史上隋炀帝杨广，将庶母陈氏（父亲隋文帝的宠妾）占为己有，臭名远扬，不值一说。连唐高宗李治也是将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纳为宠妾。而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竟是将未过门的儿媳纳为“新皇后”，结果被愤怒的儿子宁凌噶所杀。将儿媳变成自己妃子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爱妃杨玉环原是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梁太祖朱温，也将儿媳妇尽力纳入自己的色欲对象中。金朝海陵王大部分情妇竟是亲属，一部分则为大臣的妻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的君主，毫无伦理道德约束。先后被他占有的有叔母阿懒、从侄女重节、从嫂阿里虎、从姊妹什古、蒲刺、习拈、师姑儿、再从姊妹莎里古真、馀都等，还有外戚妻室奈刺忽、蒲鲁胡只等，臣妻定哥、择特懒、察八等，共计二十余人。海陵王把淫乐看成是人生的第一要务，他和莎里古真约会时，亲到殿外等候，累了则坐在侍婢高师姑的膝上，侍婢关切地问他：“天子何必如此而已劳苦？”他答道：“我以为天子易得，此等期会难得。”他每次与女人交欢，不是在帐闱中进行，而是公开亮相，令乐队在一旁奏乐，嫔妃环坐观看。
只有到了宋代以降，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贞节看得越来越重，不仅没有君主娶再醮者，“乱伦”之事也不敢公开进行，但皇帝中却有狎妓的“瘾君子”。例如，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色艺双绝，第一次便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烟花聚集地镇安坊。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徵宗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第二次造访，皇帝亮出了身份，这一回李师师一笑百媚，弹了《梅花三弄》。徽宗自此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地道通达镇安坊。皇帝的荒淫无度，由此可见一斑。大宋帝国的日薄西山，国将不国，也在情理之中了。
真正将“贞节”推到前所未有高度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一即位，马上昭扬贞节观，昭书郑重其事地说：“民间寡妇在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并坚持到五十岁以后者，可在门前立旌表彰，免除全家差役。”为了配合贞节的教化，儒臣解缙等人编篡了上古三代至元代的《列女传》，以作为全体女性的必读之书，明成祖亲自为之作序，以阐明“贞节”的重要性。从此，“贞节”之血在汉文化的“文明之路”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探源：“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
中国的儒家文化并不回避“性”，甚至有学者指出，儒家的核心部分“仁孝”学说表现的是一种生殖哲学，它脱胎于先祖的“生殖崇拜”。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过儒家所推尊的“生殖崇拜”主要是男性生殖崇拜，女性是辅助工具。老祖宗在造字时就显露了这一点，例如：“祖”即“且”的崇拜，甲骨文的“且”字仿造于男性生殖器。民间用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也就是“且”字，表明了先祖对它的崇拜。在母系社会时，祖是“日”字，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是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
而老子学说则脱胎于女性生殖崇拜，是母系氏族文化的理论升华。所谓“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然后扩大到观察宇宙的创生。《老子》常用女性性器官和母体形容“道”的性质作用，如“谷神不死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在地根”，“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谷神”即生殖女神。女性生儿育女是从无到有，始于结胎，胚胎由混沌渐次分化，终成人形而出生。推之宇宙化生，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老子“小国寡民”的哲学贵柔守雌，也是这种生殖崇拜的反映。
不过，中国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这是价值的源头。它将性意识淡化，突出了宇宙的宏大与深邃。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道”足以照明“人伦日用”，赋予后者以意义。禅宗也是这样说的。未悟“道”前是砍柴担水，既悟“道”后仍然是砍柴担水，所不同者，悟后的砍柴担水才有意义，才显价值。也就是说，“道”要靠自己去悟，悟了就有意义，就不是表面的事物，而是接近宇宙的核心。
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一个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这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它将性意识打磨得十分斯文尔雅。它明确告诉人们，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欲望和要求，但个人的欲望要含蓄，否则便是“没修养”的表现。
实际上，儒家文化是很重视人的尊严的，这一点自孔夫子以来便巩固了。孟子说，“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教徒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都肯定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是遍及于一切人的。陶渊明送一个仆人给他的儿子，却写信告诉他：“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唐代道州刺史阳城抗疏免道州贡“矮奴”，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因此白居易有诗：“道州水土所水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大学说，“知止而后是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当今社会的危机恰恰是“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能不能“安”，“乱”而不能“定”。为了使纲常序列排列清楚，孟子还特地提出五伦：“父子在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从“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满街皆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从“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中国人的内倾文化在自我存在的表现上，一方面是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的保证，另一方面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保证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庄子“因己之乐”即可推出鱼之“乐”，邵雍由“以我观物”即可推出“以物观物”，程明道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地强调“自省”、“自反”、“反求诸己”以及“反身而诚”等“自我修养”功夫。中国人不大重视灵魂的有无，但是积极肯定人生。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永生”的保证。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化的探源上，传递出“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
总之，饮食男女不必害怕“性”，不必回避“性”，更不必重温“性禁忌”和“性封闭”之恶梦。因为“性”不是洪水猛兽，不是精神鸦片；但“性”也不是青菜豆腐，不是像抽烟喝酒一样简单。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我们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从容面对，足矣。因此，神说：“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