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职业平等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它的消极影响往往被一相情愿的忽略了。在一篇引起激烈争论的文章里，英国国王学院的教授认为我们必须面对妇女做出工作优先于家庭的选择后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1945年，英国公共领域放弃了婚姻限制，本来这个限制要求女教师或者女公务员要么单身，要么辞职，如果更愿意男性挣钱养家的话。但是自从60年代后，女性的生活已经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和社会的变化。
也许你不这样想，考虑到媒体一直关注的是男女工资差距和女性事业发展的无形障碍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s），女性工作委员会（women and work commission）最近的调查发现英国专职工作的女性比男性的工资平均少17%。但是现在至少在发达国家里，女性事实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工作或者职业上的壁垒。受到这个变化影响最大的人，也就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对象，是那些职业妇女和女中豪杰。 过去女性成为精英时的身份是女儿，母亲或者妻子，但是现在她们是作为个人。
这个转变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决裂。虽然变化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它的影响不管是对整体的社会，还是对女性本身而言并不全是积极的，正面的。WWw.11665.coM
有三个后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男性不一样的，所有阶级的妇女共同的生活经验的美好姊妹情谊的消失，对现代工业社会来说，尤其是在教育下一代和关爱老人和病人等方面非常重要的“女性自我牺牲主义”（female altruism）服务精神的破坏，以及职业变化对抚养孩子的影响。我们非常熟悉人口下降的趋势，但是我们忽视了，有时候一相情愿的忽视了受过教育的妇女面临的生小孩的抑制因素。
在过去，任何阶层的妇女都分享以女性关心的事物为中心的生活。但是今天，笼统的谈论女性已经没有意义了。相反，她们被分成两类：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妇女，以及多数找活干，通常是靠兼职工作赚点钱的妇女。
对于前者，仅仅因为女性身份而面临的不利因素很少，即使有的话。如果她们水平和男性相当，也愿意下同样的功夫，完全可以和男性做的一样好。
但是对于大多数妇女，这样的生活仍然是个梦想。她们的家庭仍然是第一位的，她们或许到就业市场逛一逛，但是主要心思仍然集中在女性传统的领域：比如零售业，卫生清洁，和秘书工作等。她们的平均收入---按小时算工资，而不是按月---和做同样工作的男性相比工资低得多。
满怀理想的大学毕业生一般来说属于前者，所有其他的女性属于后者。
这是一个讽刺---虽然不是很明显。研究女性劳动市场的专家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意女性经验的两极化。
体现和滋养女性生活革命的1960年和1970年的女性主义使用姊妹情谊的语言，认为所有女性不分阶级、种族、和年龄都共同拥有的女性生活。但是现实是从那个时候起，姐妹情谊就死亡了。
性别政治仍然鼓励我们把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她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但是如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正如吉卜林（kipling）注意到的，“上校的女人和朱迪奥格雷迪”（judy o’grady）实际上都是姐妹。
在仔细研究18世纪上层社会女性生活的《绅士的女儿》（the gentleman’s daughter）中， 阿曼达·维基（amanda vickery） 引用了她的一个研究对象的话说“我的时间总是被占用，如果我拿起笔来，总有人干扰。”
一旦生了小孩，对于所有阶层的女性都是一样的。 只有在极少数的有钱人家里，仆人帮助妻子和母亲照料家务，大量的食物和衣服都要从头准备。照料孩子的保姆是母亲的帮手，但是代替不了母亲。在阿司匹林出现以前，更不要说抗生素了，人们期待女性花费大量的时间专心照看病人。
从19世纪早期开始，受过教育的女性从事家庭之外的支付报酬的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中产阶级之外，女性在结婚前找个专职的工作很正常。已婚妇女或者寡妇为了生活也可能出去工作。但是所有的女性不管是否得到教育，都认为结了婚，生了孩子后的生活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但是现在，这个模式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母亲们回到工作岗位的时间比她们的母亲或者祖母的时间早得多。正如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纵向研究中心主任希斯乔西（heather joshi）显示的，在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中出现新的，日益增加的差别。
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经常产假结束后马上就回去工作。那些没有多少教育的人则相反，很可能连续好多年没有工作。她们完全投入到孩子和家庭上，生孩子之前全职工作，生孩子之后兼职工作。
工作年龄的女性中13%的人可以归类为专业人士，经理，或者老板，她们中将近70%的是专职工作。而该年龄段的非职业妇女做全职工作的只有35%。
不久前女性一辈子的收入往往只有丈夫的收入的很少一部分，特别是他们有孩子的情况下，就算没有孩子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状况对于没有孩子的，受过教育的中年夫妇来说已经不再是事实了。
有孩子的女性面临的性别差异也在迅速缩小。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如果不生孩子，在一生中和男性赚钱一样多，即使生了孩子也变化不大。
出生于70年的女大学毕业生，生了两个孩子可以挣她的丈夫工资的88%，但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只占57%，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的收入只占34%。这反映了兼职工作以及职业中断产生的差距。
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兼职工作的迅速增加是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许多人相信这是限制女性工作的障碍，和对女性的歧视的结果。但是研究和分析这个增长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凯瑟琳·哈吉姆（catherine hakim）相信大多数女性喜欢这种模式，因为它们照顾了家庭的需要，而家庭责任仍是她们最关心的。
大部分工作的女性继续拥有工作但不是事业。在社会经济阶梯比较靠下的一端，有些妇女甚至通过结婚来达到这个状态，并享受从前的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好处。
革命发生在顶端。法学院的多数学生，医学院的几乎三分之二学生现在都是女性，按照这样的趋势，到2012年，大部分的医生将是女性。
哈吉姆考察了管理国家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最高级的职业领域”中女性的比例：笼统的说，在社会分析的时候这些职业属于第一流的工作排除了学校教师和护士。尽管如此，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从事第一流的工作中43%的人是女性。
如果人们关注在最顶端的工作：大公司的管理者，自我奋斗成功的亿万富翁或者高等法院法官，女性的代表当然不这么明显。这些人大部分五六十岁，个别可能更年轻些，他们怎么可能属于性别意识更加强烈的一代？这个变化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很特别的，不断积累的。有人相信我们已经到了女性穿透精英工作岗位的高水位阶段。但是我并不认为为什么应该如此。
中产阶级以上的职业妇女或许选择照顾母亲的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但是下午5：30下班要取代保姆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和从上午9：00到晚上9：00的女财务经理同样代表了姐妹情谊的死亡。两个人都选择适应家庭生活的工作，而不是被工作打断的家庭生活。
女性机会的革命对公共服务和自愿者工作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强化了我们社会的其他一些变化。宗教的削弱，自我实现的宣扬，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热烈欢迎“女性牺牲精神”的灭亡。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是看护行业的黄金时期。它挑选出来了国家最聪明，最具活力，最热情的女性在该领域工作，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但是现在两者都没有了。同样的变化在精英阶层也很明显。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上层或者中产阶级妇女是受过教育的， 有文化修养的， 喜欢看书的。她们除了婚姻没有职业。这些阶层的少数贫穷妇女从事的支付报酬的工作，如果有的话，仅仅限制在家庭女教师，或者作为上年纪者的伙伴。
但是在19世纪，教育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女性的职业也改变了。
面向所有阶级的各类学校发展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工作人员迅速的女性化。1851年，英国 人口调查发现42000名女教师，21000名女护士，但是没有一个女医生。
1891年人口调查发现“专业领域”团体包含313000名女性，男性则为342000。在职业女性中217000名为老师，53000名为护士。
从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教书可以吸引大量的学业能力强的女性。聪明的工人阶级的女儿可以从见习教师成长为校长，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的女儿也加入到这个领域里来。
最近学校成为失败者。在1970年出生的女性中间，智力水平高的女性愿意当老师的只有10%。在90年代早期美国智商最高的10%的女性中愿意当老师的不足五分之一，而1964年的女性曾经如此。
在卫生领域，情况更复杂一些。许多曾经成为护士长或者医院的总管的野心勃勃的女性现在把眼光转向了别处。但是抵消这个变化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医生或者专家。
这些很重要吗？女性从事专业工作头一个世纪中，工作从传统的女性领域转向了公共领域。如果70年前或者100年前有本事的女性进入课堂或者医院，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她们本来能够对工作很有责任心的，更多的选择显然将给社会和女性本人带来更多的好处。
但是这不是以前的情况。这些女性多数把工作看作上帝的召唤。她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把这样的责任和服务看作是女性理所当然的义务。他们赞同公开表达的理想主义，一种信念—她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其他妇女的未来。
这些价值观的相对削弱和这些服务意识强烈的女性数目的减少有时候被引用来说明卫生和教育领域质量下降的原因，虽然投入在这些领域的资金在大量增加。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女性职业先驱不知不觉中充满了宗教的语言和信仰。对上帝的义务，对女性同胞的义务，对男性同胞的义务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我们就不能把握我们当今的女性精英团体和她们的祖母之间的天壤之别。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她们的祖母的祖母。
大部分受过教育的18世纪女性认为照看家庭和孩子是女性的天职，不是6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充满不屑的目光。维基列出了乔治时代的淑女的价值观念：爱情，义务，坚韧，礼节，顺从。这些女性不是圣徒，但是她们看待世界的眼光确实不一样。
不管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生活方面宗教信仰都占中心地位是过去时代的特征。
很少有女性像牛津大学圣喜黛（st hilda’s） 学院的创始人和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女子学院的院长道拉西比鲁（dorothea beale）这么有名，她认为道德训练是目的，教育是手段”。或者派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授到法国高中（lycées） 接受训练的朱丽法弗莱（julie velten favre）。但是这些顶尖的教育家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积极的做好事不仅是多数妇女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内在的和宗教信仰和教导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最近的对基督教慈善事业衰落的研究《基督教和现代英国的社会服务》（christianity and social service in modern britain）中，弗兰克普罗查斯卡（frank prochaska）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有接近20万社区志愿者将各个教堂联系起来。她们大部分是女性，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经济帮助，药品，医疗建议，烹饪方法，做衣服，和潜在的雇主联系，除此之外还有圣经，宣传小册子，以及参加教堂服务的压力。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看到与宗教联系紧密的形形色色的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其中许多的目标就是针对女性的， 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女性志愿者的辛勤工作。
今天，中产阶级工作年龄段的女性志愿者已经全部都消失了。志愿者活动组织越来越多的靠专业人士来管理。宗教对于大部分市民来说已经成为边缘化的东西了。赛达·斯科坡尔（theda skocpol）在《削弱的民主》（diminished democracy）中指出美国的拥有大量会员的，不分阶级的组织如何被专业领域人士组成的行业团体鼓吹行业利益的所代替，它们的目的就是影响政策制订者和公共资金的方向。 但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受过教育的女性事实上的消失（至少在60岁以下）已经产生了影响。发达国家有才干的女性遵循的道路曾经是上大学，当老师，然后生孩子，照看家庭，从事志愿者活动。这样的女性现在太忙了。当今英国的公民，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平均花在志愿者活动上的时间只有每天四分钟。
从前的没有报酬的女性劳动力现在忙着作别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疑，看看女孩子指南就行了。童子军本身就让人联想到消失的过去。但是创立者巴登·鲍威尔女士（robert baden-powell）非常清楚让孩子们感到激动和感兴趣的东西，这些活动让他们常常无望的在门口排队，他们缺少的就是起领导作用的成人。
女性先驱者表达的道德目标和当今女性偶像的广告口号“因为我值得做”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我觉得我们可以注销前一个团体的信念认为受过教育的女性阶级的鸦片，发展成为她们接受不平等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对女性职业成功的着迷同样也是意识形态作祟。
人才市场让生孩子成为成功的专业妇女代价高昂的畏途。
40年代和50年代的时候，教育白皮书仍然充满了道德和理想主义的语言。今天的教育白皮书则基本上完全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和职业技能的传授。这个转变反映了女性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先议题，同样的关注劳动市场，因此也以此来判断女性的进步。
英国慈善委员会的主席杰拉尔德皮科克（geraldine peacock）表达了当前的态度，当她赞许地说越来越多的慈善机构的领导由女性担任。她说，如果考虑到直到最近“该领域仍然遭到自愿捐助维持主义的奚落，敷衍“那些希望得到事业发展的女性”，这是个值得欢迎的变化。
类似的，纳塔沙·沃尔特（natasha walter）在《展望》（prospect ）2005年6月“偏见和演化”上列举事实论证常见的统计数据（平均工资，女性法官的数目等）来证明“完全的平等仍然是个遥远的梦想”。对于沃尔特来说，平等应该用男女是否同等体现在任何一个她看到的没有必要说出来的职业领域。
人们可能解释今天的女性主义者的观念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对所有人才的渴望，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当然，我们现在的经济安排提供了少得可怜的对家庭形成的支持。相反，它们往往对家庭造成重大的障碍。
我们现在都知道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里，婴儿出生率低于正常人口代谢的水平。人们普遍忽略的问题是生养孩子的积极性的重大打击。
在过去，成人拥有没有税收支持的福利国家的支持。他们的家庭就是其社会保险政策：孩子们本身就让父母开心。
如今，他们期待国家照看他们的经济和健康需要，当他们生病了，或者退休了，不管他们是否生了6个孩子还是一个也没有生。
而且，我们的性别平等的人才市场让生小孩成为成功的专业妇女代价高昂的风险。抚养一个健康的，全面发展的孩子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大量的时间，这是技术进步不能改变的事实。
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对于工资高，工作忙的精英父母来说代价尤其昂贵，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如果他们放弃或者削弱工作，所造成的收入和事业发展的机会成本远远高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16岁辍学者。
另外，精英的孩子也是昂贵的。孩子需要的长时间，高质量的关照也是要花很多钱的， 正式的教育对孩子后来的成功越来越重要。父母们对此非常清楚，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专业人士要花费那么多的金钱和注意力在孩子的教育上面。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谢莉伯格拉夫（shirley burggraf） 在《女性的经济和经济的男性》（the feminine economy and economic man）中说的，抚养孩子的经济抑制因素对于中上层收入家庭的影响如此的大，以至于问题不是为什么职业妇女不愿意生更多的孩子，而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怎么还想生孩子。她注意到“直到最近，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期待单纯的爱就能支撑家庭的存在，换句话说，父母的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代价高昂。”
以价值为基础的志愿者活动被专业化的行业团体所替代，这些团体和公共领域相联系，对男女两性来说个人的成就越来越多的要从经济收入的标准来衡量。但是我们仍然依赖传统的价值和感情来抚养下一代。孩子们是内在的让人感到得到回报，或者我们的婴儿出生率不然会更低，确实是让人庆幸的事，冷冰冰的经济学告诉我们专业妇女如果生了孩子将可能放弃她们到手的一切，因此，她们决不愿意这样做。
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大部分呆在职业领域，当她们有了孩子后，很少在意收入的减少和损失。但是发达国家里的女性越来越多的根本就不要孩子了。“有钱人赚钱，没钱人生孩子”仍然适用，但是这次我们要讨论的女性。60年代早期出生的女大学毕业生中进入40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的占30%，70年代出生的（这个人群更加庞大）女性大学毕业生的这个比例是４０％。
和专业女性不同，生孩子是学业上不怎么成功的女性理性的选择，也是大量工作和家庭兼顾的女性的选择，尤其是在那些孩子由国家抚养的国家。英国那些７０年代末期出生的女性中，没有大学学位的女性中有一半在２０岁的时候生第一个孩子，而有学位的女性中这个比例只有１％。接近３０岁的时候第一组里面只有２０％的女性没有孩子，而后一组里没有孩子的占８５％。
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少女妈妈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就比别人缺少母爱或者缺乏作个好母亲的能力，但是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她们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非建设性的未来公民，因此更大的可能缺少技能，更可能找不到工作。
婴儿出生率低已经很长时间了。女性平均生孩子的数目，以及每个母亲生孩子的数目对于１９１０年出生的女性和１９７０年出生的女性来说没有多少差别。在此中间，当然有个婴儿出生高峰。
但是，差别在于抚养孩子的模式的变化。如今教育和抚养孩子有明显的反比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孩子越少），而以前没有。
左派作家发现特别难以接受女性的职业解放可能造成我们社会未来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英国公共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说明了这个问题。它的最近一份报告“人口政治”承认人口危机，而且呼吁更加明确的人口政策。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实际上忽视了教育和生孩子之间的明显存在的相互关系。
相反，伯格拉夫认为现代职场和家庭美好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真实的，无法解决的， 只要我们的社会不给予家庭生活中的活动赋予经济上的价值的话。
在她看来，女性主义者和经济学家都应该为此负责。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是在大男子主义鞭子下进行的劳作，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没有报酬的工作对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贡献，因而是不存在的。
政治家，记者，企业家常常强调女性参加工作的壁垒造成的经济上的负面影响，让国家最好的人才中的一半淹没在厨房的水龙头下。当然，他们是对的，但是我自己并不急于返回去。 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很少有人提起，更不要说量化女性选择工作优先于家庭造成的损失。这是愚蠢的。
当今的女性和男性一样都不是单一性的，传统上支持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的服务意识和美德已经严重削弱。家庭仍然是抚养下一代，关爱老人和病人的核心机构，但是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继续把大量受过教育的女性从婚姻和家庭中赶走。
这个趋势对我们未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个事实。认识到这一点将带来巨大的好处。
译自：“working girls, broken society” alison 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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