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尽管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仍然是封建妇女政策，妇女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提高，但由于文化、习俗及战争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广大妇女在生产劳动、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女性美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呈现出难能可贵的自由精神。太平天国妇女的自由风尚，主要源于广西客家和壮族妇女的习俗以及宗教等因素，并不是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解放妇女的主观措施。

【摘 要 题】太平天国运动

【关 键 词】太平天国/妇女/民俗

【正 文】
太平天国妇女与传统妇女相比，在生产劳动、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女性追求美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呈现出难能可贵的自由精神，得到当时许多正直人士和后人高度赞扬，最典型的意见是：“那时候，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妇女，正呻吟在封建礼教重重束缚之下，她们被关在家庭里面，终日伏处深闺，造成一种卑怯的畏缩的心理，正眼也不敢瞧一瞧男子。而在太平天国的妇女则大大不同，她们是解放后的中国新妇女。她们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她们有男子一样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所以她们得毫无拘束地自由自在地驰骋在那通衢大道上，即对罕见的外国军人也满不在乎。太平天国新妇女的表现，正标志着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就。”[1] (p339)长期以来，妇女自由被看作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一大措施。虽然有些专家学者对诸如婚姻自由等问题提出过一些异议，但总的说来，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和深入讨论，也没有对妇女自由问题作过系统论述。本文试从民俗之角度对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作一专门论述。wWW.11665.COm

　　　　一

　　(一)广大妇女具有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自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男女分工模式
几千年来，在封建“三纲五常”礼教束缚下，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相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内”等等。女子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和广西妇女的劳动习俗以及妇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广大妇女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运输工作。劳动范围广、种类多、规模大、劳动强度重，“一切劳动苦工似乎都由她们承担”。[2] (p813)根据众多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统计，太平天国妇女担负的生产劳动和后勤工作主要有：“开挖壕沟”、“送竹签子”、“割麦”、“割稻”、“抬砖挖沟”、“背米盐”、“负米舂稻”、“获稻负盐”、“担水”、“肩米负煤”、“掩埋死尸”、“捉草以饲马”、“搬移物体”、“抬水挖泥”、“斫柴”、“搓麻绳”等等。（注：对于太平天国广大妇女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情况，史料记载众多。主要参阅：谢介鹤《金陵癸甲记事略》；汪士铎《乙丙日记》；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张德坚《贼情汇纂》；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冯氏《花溪日记》等。）很显然，广大妇女充当了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骨干力量。不仅表现了妇女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高尚美德，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广大妇女已经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与封建社会妇女深居闺阁、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相比，已具有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自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男女分工劳动生产单一模式。
　　(二)积极追求自由，广泛参加多种社交活动，开始走出单一的家庭交往模式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为了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防微杜渐，女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范围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不能参与公开的社交活动，甚至在家庭中也不能参与男子接待客人的活动。而太平天国的妇女却可以自由交际。[3] (p185-186)除前面所谈到的妇女大量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外，在社会和家庭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也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各贼馆中，贼妻亦时相往来”。[4] (p66)太平天国恢复家庭生活后，更进一步允许男女之间自由交往。太平军每到一处，就有许多女子就前往军营一睹太平军的风彩。1856年，元勋殿左二十一检点赖裕新发布的“安民晓谕”中一再强调：“尔民间妇女，恐未必尽识道理(男女之别)，必须潜居各慎闺阃，不得游荡前来，以致有乖天情”，[5] (p120)妇女们对异性的大方坦然可见一斑。在苏州，令封建文人感到“更怪者”是妇女“见长毛则仍巧妆艳饰，立于门首而不知避”。[4] (p27)在绍兴，更令封建文人感到“妇人之居心行事，有出乎情理外者，可畏可笑”的是朋友之妻居然带着太平天国战士到他家来招他到太平天国中去做事。[6] (p798)在常熟，“男女淆乱，不忌内外”。[7] (p837)特别是在与外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更表现得落落大方，令外国人常常惊叹不已。据缪维廉先生记述，他在传道过程中，遇到一群妇女在路上行走，“不少妇女停下来听我们讲道，她们的举止总是极有礼貌。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他认为这“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8] (p385)1861年英国军官吴士礼在谈到对天京访问的最大感想时说：“这里(南京)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作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1] (p339)另一个外国人在他的《通讯》中写道：“在丹阳见有妇女骑马，一如男子驰骋路上，乃以为给妇女以自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大的特色之一。”[9] 而呤唎一次经历则使他对中国妇女的社交自由更为赞叹。有一次，太平天国直王在武汉设宴款待呤唎，“酒过数巡，直王夫人携子女前来入席(按照欧洲人习惯，这时正是妇女儿童退席的时候)，她们的出席使我大为诧异，因为这跟中国妇女深居闺中的风俗是恰恰相反的”，“直王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及家中其他妇女，全都参加谈话，毫无拘束，这是我在中国人中间从所未见的”。[3] (p185-186)

　　(三)太平天国妇女追求自由生活还突出地表现在恋爱婚姻自主上
太平天国实行的是“严别男女”制度，禁止男女交往。不允许官兵与民女之间有任何正常的接触，不允许卖淫嫖娼，不允许男女亲属之间正常走动，也不允许夫妻同居和男女谈婚论嫁，男女交往一度成为太平军之最大禁忌。1854年10月，东王杨秀清宣布恢复家庭生活后，男女交往得以解禁。“使男女双方首先有各种机会相互熟悉起来”，从而使结婚变“成了爱情的结合”。[3] (p253)“少女们尤其爱慕军中青年”，[10] (p2249)主动与太平军将士自由恋爱。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就记载了柴大妹和祝大妹两人分别与太平军战士李大明和翟合义自由恋爱、结婚、夜夜盼夫归的故事。[10] (p2249-2252)至今还流传在上海和苏南地区的两首民歌，充分表达了妇女对太平军丈夫的忠贞不渝的爱情：
新年盼哥郎，妹倚桑树望断肠，
“长毛”哥哥你走后，十家倒有九家亡。[11] (p207)
碗豆花开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影无踪，
我黄昏守到日头上，我三春守到腊月中，
只见雁儿往南飞，不见哥哥回家中。
碗豆花开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影无踪，
我做新衣留他穿，我砌新屋等他用，
只见雁儿往南飞，不见哥哥回家中。
碗豆花开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影无踪，
娘娘哭的头发白，妹妹哭的眼睛红，
只见雁儿往南飞，不见哥哥回家中。
碗豆花开花蕊红，豌豆结荚好留种，
去年种下小豌豆，花儿开得更加红，
太平军哥哥五个字，永远记在人心头。[11] (p211)
这凄楚哀婉的情歌将一个个渴望与丈夫团聚、追求幸福生活的女子形象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这是传统封建买办婚姻制度下所无法想象的。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国的寡妇有再嫁的自由。在公开举行的“讲道理”时，向广大人民群众明确宣传：“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12] (p736)对此，地主文人嘲讽为“寡妇频言与丈夫，柏舟节义笑为迂”。[7] (p835)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在杀了男犯人后，还往往用国家行政命令办法，将罪犯之妻改嫁他人。正因为太平天国不主张妇女守节，所以才出现了呤唎听到的“一些妇女一听到她们的丈夫被‘满妖’所杀的消息，就立刻跑到街上去找新的丈夫”的现象。[3] (p241)这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烈女不更二夫”的封建贞洁妇女形成了鲜明对照，表现出与那些所谓的封建“烈女们”截然不同的自由精神。

　　(四)太平天国妇女表现出追求女性美的自由
在封建纲常礼教下，妇女的行为举止受到传统伦理的严重制约，妇女必须压抑自己的爱美之天性。“笑不露齿、行不露足、衣不露体”长期以来一直是女子做人的教条。太平天国妇女通过自身的外表、外貌和行为举止，直观形象地展示出广大妇女追求女性美的自由精神，与清统治区域妇女那种萎靡不振的形象相比，完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从妇女的化妆打扮上看：蓼村遁客在杭州看见“妇女皆调朱傅粉，妖娆冶容”；[4] (p31)在苏州看见妇女“巧妆艳饰”；[4] (p27)在绍兴，鲁叔容“见缝衣妇皆郡人，艳妆浓抹，言笑自如”；[6] (p792)在武昌，江夏无锥子见到太平天国“伪王眷属，皆服宫装，施脂粉”；[13] (p38)在金陵，马寿龄看见妇女是“脂粉馨香肆涂抹”；[12] (p732)李圭看见妇女“不挽髻，用采线结辫盘额上，抹粉涂脂，乘马得得行”；[12] (p491)在平城，顾深所见妇女“皆涂脂抹粉”；[6] (p736)张德坚见妇女“插戴满头珠翠”。[14] (p174)从这些记载的情况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太平天国广大妇女是十分注重化妆打扮的。从妇女的着装打扮方面看：由于妇女要参加军事战斗和劳动生产，太平天国妇女服饰的样式、颜色都与传统妇女的着装有较大的不同。通常穿短衫长裤，禁止穿裙，因此，服饰看起来干净利索和相当清爽，不拖泥带水。“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15] (p17)在颜色上，太平天国妇女特别喜欢五彩斑斓的衣裳。“掳得城中华丽女衣裳，皆贼妇穿著，头扎各色包巾”。[12] (p622)有的记载她们“衣服鲜华”；[6] (p736)有的描述她们“服饰都丽”；[12] (p594)有外国人记载“她们几乎人人都穿着苏州产的奇巧的绸缎丝服，美丽之极”。[1] (p339)太平天国妇女追求服饰美的行为使得那些死抱传统伦理的封建人士惊呼“可笑”，[16] (p67)“青黄红绿，错杂纷披，丑恶之态，难以言喻”。[14] (p174)在一些地方，太平天国妇女的装束打扮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标志，在当地妇女当中流行起来，如“女人梳头，以广西式为上，湖南、北次之，余皆不贵”。[17] (p400)在天京还出现了妇女为了穿裙爱美而受处罚的事情。咸丰四年大年初一，“金陵城中女馆，着裙共相庆贺”，[12] (p659)虽然被发现受到了杖责或枷锁，但却表明了女人的爱美之心和爱美之天性是多么的强烈和不可阻挡。正因为如此，连许多外国人对太平天国妇女的装束也赞叹不已。缪维廉先生夸她们“全都穿着很好的衣服，态度庄重”。[8] (p385)卑治文在南京见到妇女的外表当然也“感到新奇”了。[3] (p167)从妇女的体态和步态来看：由于太平天国服装的变化和废除缠足陋习，使得妇女体态和步态与传统的“小脚女人”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广大的劳动妇女，有不少的史料记载她们是“颇矫健”，“勇健过于男子”，“摇旗行走”，“走如风”。就连太平天国各王的女眷也和传统的“官夫人”有了很大的区别。江夏无锥子在武昌见到太平天国六王的女眷入城时“稳坐官轿”，“轻盈体态”，“手持便扇”。[13] (p37)她们不再像“三寸金莲”那样走路摇摇摆摆，站立不稳。因此，呤唎感叹道：“许多太平天国的妇女非常美丽，和清朝妇女适成鲜明的对照，这大概由于太平天国妇女是天足的缘故。中国妇女的天足十分好看自然，从而步态也极为优美。”[3] (p241-242)“使她们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外貌”，“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外貌显示了巨大的区别，并表现了巨大的改进”。[3] (p240)
　　(五)在宗教生活方面，妇女可以参加宗教祭祀活动
凡礼拜日，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在同一礼拜堂敬拜天父。“军队中男女分营，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3] (p241)“在宗教上她们受到了谆谆的教诲，在宗教礼拜中她们也享有适当的位置，许多妇女都是热心的《圣经》宣讲师”。[3] (p241)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所留下的一幅《一个太平天国的礼拜堂》插图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到男女分列两边，女人全神贯注听讲并时而私下交谈的图画生动具体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与中国传统妇女在宗教方面连进入宗祠寺庙都是对祖先和神灵亵渎的“女人祸水论”相比，无疑表现出太平天国妇女的参教自由和在宗教上的特有地位。

　　　结论

与传统妇女相比太平天国妇女为什么在社会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性美、恋爱婚姻和宗教生活等方面享有较高自由度？这的确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说妇女自由是太平天国实施妇女解放所为，那么仅仅依据以上中外人士的记载还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认为，太平天国妇女在社会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和恋爱婚姻等方面的自由主要与太平天国发源地——广西地区妇女崇尚自由的风尚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广西客家、壮族妇女的自由习俗在太平天国内一种自然而然的继承和发展。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于广西客家人和壮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区。无论是运动的发源地桂平县紫荆山，还是起事建号之地金田地区，“多为由粤迁居之客家人”，[18] (p69)“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优势”。[19] (p76)就太平天国最主要领导人的身份来看，天王洪秀全以下六人的领导集团中有五人是客家人。[20] (p174)据学者考证，紫荆山东王冲的杨秀清、武宣东乡的萧朝贵、桂平金田村的韦昌辉、贵县北山里的石达开也均为客家人。[21] (p371-372)其中，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等人不仅仅是“客籍来人”，而且其祖辈大都居住在客家人的核心区域广东嘉应州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