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日益重视，关于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国外学者在对西方本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式，其中一部分为国内学者所借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和研究状况的概述。

【英文摘要】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paid to the research of social history in the historiography circle,the research for correl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e,locality and peopl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foreign scholars on western society and chinese society,a series of relatively mature theoretical modules have been established,some of which have been borrowed by our scholars.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the domestic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is problem have achieved substantial fruits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numerous scholars.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theories and research statu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circle 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s of modern china.

    【关 键 词】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理论/研究状况/概述　

    "state,locality,people"/correlation/theories/condition/summary

　　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的日益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关于国家、地方、民众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热点。wwW.11665.coM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注重区域史研究与整体史研究相结合，采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大量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和研究状况做一概述。本文中“地方”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一为地方政权，一为区域社会。

　　一、国外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的主要理论

　　国外学者在对西方本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式，其中有一部分为国内史学研究者所借鉴。
　　首先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是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基本通过国家政权的扩张来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控制的不断加强和推进，同时也意味着自下而上的反控制也在不断扩大。随着社会的整合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在更多领域出现了对立与合作。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内卷化”(involution)的理论被引用到分析国家政权扩张的问题中来。
　　在考察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基本关系时涉及较多的是“公共领域”问题，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问题。对此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结构性变化的研究影响巨大。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是在西欧社会中伴随着市场经济、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与资产阶级私人领域与国家的公共权力相区别的。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哈贝马斯的这一概念是有一个历史的范畴来限定的。哈贝马斯提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以被看作是“私人身份的人们作为公众聚集一起的领域，他们很快要求拥有自上管辖的公域，用它来反对公共权力自身”（注：尤根·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性变化》，童世骏译，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72页。）。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者很多，例如罗威廉(william t.rowe)主张公共领域自成一体，是独立于国家与社会而单独存在的。
　　黄宗智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内核，结合自己关于长江三角洲（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与中国司法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这个第三领域处于国家与地方之间，并且国家与地方都参与到第三领域中来。黄宗智认为第三领域的存在推动了中国的社会整合与近代国家政权建设。他提出由于中国社会及政权的近代化并没有产生像西欧社会那样的民主进程，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第三领域显得格外重要。他所提出的第三领域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最大的不同在于更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
　　在中国市镇网络体系以及晚清以来城市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以对中国市场体系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他将中国的地域分为中心地与地区系统两个层面，提出以经济职能作为中心地的基本职能。按照不同的中心地在经济职能上的差异而划分了不同的级别，以中心地的级别形成了相应的地区系统。在地区系统中施坚雅提出了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在各个地区系统中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责核心区域轻于边缘区域（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3页。）。施坚雅认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心地，而地区系统则集中了非正式政治和亚文化群（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页。）。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是以这些地区系统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一个个的市场体系为基础，以经济上的中心地为管理与控制的中心，强而有力的控制往往集中于级别较高的地区系统与中心地。而非正式官僚政治与亚文化群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则通过级别由低到高为顺序的地区系统向上渗透与扩散，其最终也集中到各个中心地。
　　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研究中，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萧凤霞(helen siu)（注：helen,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1989.）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杜赞奇在对近代华北农村的研究（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理论模式。杜赞奇认为：“文化网络指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等级组织”（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杜赞奇所定义的“文化网络”包括了几乎中国乡村中所有的组织，也就是说包括了所有的资源。那么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地方社会想要在公共目标上或在个别利益上取得合法性的权威，就都必须通过文化网络来实现。这就为我们研究中国国家与地方包括民众在内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
　　在国外社会学研究中，马克斯·韦伯享有较高的地位。韦伯关于中国有其独到见解。韦伯认为中国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独立的市民社会，而过分依赖祖籍渊源以及亲属关系。他提出儒教承担了调节与平衡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大部分职能，从而维持了社会运作的正常秩序（注：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在地方社会中儒教是由士大夫与士绅控制的。有些学者如玛丽·兰钦(mary b.rankin)把士绅看作是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动阶层（注：玛丽·兰钦：《早期的中国革命党人，上海与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魏裴德(frederic.wakeman. j r)、孔飞力(philip a.kuhn)（注：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学者也从近代士绅权力的扩张考察了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注：转引自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页。）。
　　国外有关于中国近代国家、社会、民众互动关系的理论还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英国人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注：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中国宗族的人类学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贡献较大的有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注：stephan,feuchtwang,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1978;arthur,wolfed,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1992.）、桑格瑞(stevensangren)（注：steven,sangr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chinese comunity,1987.）等。

　　二、国内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研究的主要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在众多史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便对国内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几个具体领域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1.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目前国内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大多借鉴了哈贝马斯、黄宗智等有关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理论，但在运用这些理论的方法上存在着差别，形成了研究近代市民社会问题的两大派别：一是以萧功秦、夏唯中等人为代表的“思辩派”；二是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的“实证派”。
　　“思辩派”主要在文化领域考察市民社会，如萧功秦认为国家政权严重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注：萧功秦：《市民社会与的标志，发挥着极强的社会功能，而地方政府也默认和利用其社会功能，又扩大了其影响，反映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注：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清代粤人迁台——以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为中心》，《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赵世瑜则通过对明清北京“顶”和东岳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在不同的地方，通过民间信仰表现出来的国家——民间社会关系会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在京师，民间社会利用了国家，国家也利用了民间社会。他认为民众社会这样做的目的依然是为了自己的壮大，国家能够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控制民众社会，只不过表现出来的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温和的互动而已（注：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第6期。）。此外，一些学者尝试用人类学的方法，将文献文本与口述文本进行比较，然后将其情境化，从而用新的话语系统来解释民间传说的文化意义，这样有助于站在社区传统的本来立场上达到对它的文化理解。如刘志伟的《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一文，阐述了当岭南文化逐渐归化到统一的“中国文化”体系时，作为正统文化向地方社会渗透的教化手段之一——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即广州地区流行的“姑嫂坟”及其传说，是如何具体展示这一历史和文化的全过程的（注：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宗族社会
　　也有一些学者以宗族社会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唐力行的《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文以徽州方氏为个案研究，深入考察了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周期性的治乱兴衰、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传统社会转型。而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每一次动乱都会在徽州引起回响。徽州与其他区域社会有共同点，它们都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徽州的不同点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应变力。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它以“静”制“静”，以“变”应“应”，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注：唐力行：《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陈柯云也将目光投向徽州的宗族社会，探讨了宗族社会与封建国家在乡村事务管理上的关系。她通过对宗族在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力及其在乡村事务中的仲裁权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宗族统治与封建政权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使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补、自我完善的机制。宗族统治，比较单纯封建政权的统治更细密、更有效，而且乡人在思想感情上更易于接受。宗族有效有力地控制了某些地区的乡村，成为那里实际上的管理者和统治者，维护了封建秩序，使封建社会的基础更加强固（注：陈柯云：《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英国学者科大卫与刘志伟考察了宗族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的渠道，宗族礼仪在地方社会的推广，以及地方认同和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他们认为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这个趋向，显示在国家与地方认同上整体关系的改变（注：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有学者将视线转移到了近代宗族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上。林济指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宗族社会的变迁呈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势：一方面，宗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趋新性变化，宗族一定程度上得以改良；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固有矛盾推动宗族社会陷入衰败崩溃之中。这两种旋律交相变化，最终导致以革命方式完成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与此同时，宗族社会也同样对近代国家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反作用（注：林济：《论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光明日报》1996年1月9日。）。
　　6.民间社团
　　近年来，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将民间社团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考察国家、地方、民众互动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商会研究之外，这里仅以会馆、公所为例，略作介绍。
　　王日根在他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通过对会馆的研究，为我们考察明清时期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对会馆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及国家与会馆的关系的讨论上。作者认为明清会馆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上，而且也体现在其对地方公共建设的捐助和支持上。他认为此时的会馆实际上在执行部分的“市政”管理权。到清末民初，会馆活动已和地方自治运动融为一体。同时，作者也专门探讨了会馆与政府的关系，并更为深入地指出会馆还是明清政府与重要新型社会成分建立互动关系的联络纽带和沟通桥梁（注：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张忠民在《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一文中以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为研究对象，用了相当的笔墨探讨了其与地方政府乃至清政府的关系。作者认为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与地方政府彼此之间具有一种互相依傍的关系，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随着清政府管理危机的加深而与日俱增，不断扩大。到清王朝最后10年的20世纪初，上海会馆公所的头面人物已成为地方自治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而地方自治机构在地方事务中所起的具体作用，甚至已经超过了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注：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史林》1999年第2期。）。
　　以上我们对国内关于国家、地方、民众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状况做了简略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于扩大，思考有待于深化。我们在借鉴西方的理论进行本土研究的时候，应注意发展和形成自己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