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公民文化；反腐败；公众监督
　　论文摘要：公众监督是我国监督机制中的主要形式之一，但长期以来流于形式。本文主要从政治文化角度，即传统社会形成的臣民心理与政治冷漠，官本位思想导致的权力依附人格，信息“黑箱”，来探讨公众监督失效之原因。作者认为，构建公民文化，培育“公民社会”，畅通信息渠道，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公众监督行之有效的土壤与根基。

    在我国长期的反腐败过程中，监督机制不可谓不多，从党内的纪检委监督到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及公众新闻舆论监督。但是，这并没有起到有效遏止腐败的效果，公众监督也不例外，我国的公众监督日趋形式化与空泛化。究其原因，除了制度建设的缺陷以外，公民文化环境的缺乏乃导致其失效之深层原因。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曾说过:“如果民主参与的国家模式要想在这些新兴国家中发展，那么他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正式的民主制度—普选制、政党、选举立法。参与政治系统的民主体制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政府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准则等各种主观因素的复杂综合。在民主体制下相应政治文化则应是高扬民主、理性、科学的文化—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参与者文化，既要求公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与参与能力。同样的，我们的反腐败监督机制尤其是公众监督要真正起作用的话，公民文化建设必不可少，势在必行。
    当代国家一般都采用代议制民主，即人民把自己的权力委托给公共部门—政府。Www.11665.cOm政府是公众的代理人，受公众委托，代表公众进行社会管理与政治统治。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规律。”“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历史和现实表明，任何政治权力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实现权力主体所追求的利益和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复杂和权力本身的特性，它又极容易导致腐败。简而言之，腐败就是对公众委托权力的滥用。公众监督的本质就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或形成与公共权力抗衡的另一种权力。但如果公众监督流于形式，或公众本身依附于政府权力，那它就不能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反而会助长腐败之风。
　　公众监督失效之原因分析
    第一，传统社会形成的臣民心理与政治参与冷漠。传统社会形成了中国人顺乎自然，行乎自然的人生观，虽然当代中国人经过了现代文明的洗礼，我们的国民仍有很深的传统社会的烙印。他们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种种安排都视为天经地义，他们很少想到改变世界。这在我国农民中表现更为突出。lemer曾说，中国人有一种闭固性人格(constricted personality) ,“传统中国人的自我循例重俗，被动闭缩，自制自足，倾向于孤立，默从与惰性。也就是说，他们很少有主动的参与行为，对政治等公共事务较少兴趣，而不与关心，大部分中国人都有一种如阿尔蒙德所说的臣民心理，即人民没有“自我取向”或“投人取向”(input orientation)及“参与取向”(participant orientation)，而只有“输出取向”(outputorientation) o‘·古典中国，一方面因为缺少民治的概念，缺少政治的自觉;另一方面，由于在儒吏阶级之外缺少强有力的乔尔布亚集团以牵制政府。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反应之于政府官员身上，则他们根本不会重视民意，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现代社会，广大的普通民众由于整日奔波于生活的劳碌中而少有参与政治的精力、时间和热情，也形成了政治冷漠心理。一个对自己的权利都漠视的人，又怎能形成公德意识，又怎会有监督意识?政治参与冷漠导致了监督意识的缺失，正是有效公众监督无法形成的原因之一。
    第二，官本位思想导致的权力依附人格。有效的公众监督来自健全人格的公民共同营造。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历史的影响，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高度集权的社会，权力控制着社会的一切资源，个人世俗理想、愿望的实现都无法不经过权力之手的制约，形成对权力的崇拜也是必然的，而要达到个人的目的和理想，就必须在权力面前屈尊俯就，放弃人格的独立与尊严。这就导致了中国人人格中的缺陷—对权力的依附性。这使得公众连自己的权利都得不到维护，更谈不上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权力日益扩张，职能日益扩大，政府已经成为布坎南所谓的令与恐惧的巨物·然而，由于公共空间的相对缺乏，无法形成与政府权力相抗衡的第三部门，政府权力的强制性与不可控制性，使得公众的监督权力与被监督的政府的权力相差太大，公众监督的权力甚至依附于政府权力。这也使得公众监督只能流于形式。

    第三，信息渠道不畅通。公众监督的一大要件就是对监督对象—政府及其行为的了解。但是，长期以来:，权力者，尤其是国家权力者，往往运用其权力，垄断信息，拒绝公开;或者把公开相关信息，看作是他们对相对人的恩赐;公开多少，也是由政府“钦定”。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公众监督缺乏足够的政府行动的信息，政府行为被监督者，相对于公众来说变成了一个“黑箱”。而且，由于受几千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信息公开仍很艰难。例如，人们想要了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事情的内幕，为何举国上下陷于一片狂热之中，关于文革的一些资料仍被紧紧封闭着，我们只是从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口中知道其中的一鳞半爪，而其中的始末却不详。公民的知情权和信息传播自由不是洪水猛兽.试图完全遏制和封杀是不明智的(当然适当加以法制的规范也是必要的)。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实行情报垄断和新闻封杀，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在政务公开的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我国政府推行的“乡村政务公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众对政府及其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实现有效公众监督的对策

   第一，构建公民文化，倡导公民积极参政。在一个社会中，即使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公民参政，但由于公民缺乏政治参政意识，缺乏政治参与所要求的政治知识和技能，缺乏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责任感，因而不能正确维护和行使自己的权力，更不用说行使监督的权力。要想实现有效的公众监督，必须构建良好的公民文化。而由臣民文化、村民文化成功地转变为参与者文化，涉及到对民主基础结构的积极取向的普及，对公民职责规范的接受，以及大部分人口中的公民能力意识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赖斯，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要保持民主，就需要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需要具有公共事务高水平的情报，以及广泛的公民责任感。监督意识的养成有赖于良好的公民文化，有待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使大部分中国人人性中的奴性成分根深蒂固，这种奴性及其遗留使国人丧失了主体地位和作为人应有的尊严。构建公民文化是培育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念，提高公民监督意识，增强公民政治责任感的重要保证。公民个体自觉意识的形成，也有待于正确的政治引导与教育。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小c:·鲍威尔曾指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具有更多的政治意识。总体而言，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参与意识就越强。要提高公民的监督意识，我们应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引导与教育，倡导公民积极参政，有效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
    第二，培育“公民社会”.发挥舆论蟾的作用。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戈登一怀特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是由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由于传统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二元社会”，而公共个体面对政府实在过于弱小。因此，在政府领域之外培育公共领域，形成“公民社会”，以公共权力应对公共权力，对政府的权力形成行之有效的制约。公民社会的形成同样也需要公民文化的土壤。按公民的政治自我意识的不同，大体上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公民分为三类:政盲、顺民和参与者。而公民社会的形成，在于把政盲和顺民成功地转化为参与者。只有真正在政府部门权力之外，形成一个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权力，以组织的权力对抗权力。公民社会的形成，要求公民不是对权力的盲目服从，而是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在此，我们有必要讲一下新闻舆论监督，新闻监督并非简单的监督，它的深刻基础和坚强后盾是具有广泛社会性和国民性的公众监督。长期以来，新闻监督在西方被称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或称新闻记者为‘.无冕之王”。因此，我国的新闻媒体也应在反腐败过程中承担起社会责任，提供公正的舆论环境以遏制腐败.弘扬正气，而不只是做政府的传声筒。
    第三，公开政务信息，畅通信息渠道。公众监督不仅需要积极行使监督权力的公众及其民意组织，还需要受监督的对象—政府，充分公开自身的政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公开、公正行政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有效途径。正如杰斐逊所言“阳光能够杀菌，路灯可以防贼”，立法，执法，司法的透明度愈高，公民实行监督的可能性就愈大。信息公开是公民监督权的前提，是公民保护自己权利的最好途径。政府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一切腐败行为就难以滋生和蔓延，也较容易发现和整治。有学者建议把信息公开当作政府的一种义务，而把公民对政府政务信息的知情权当作一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在任何制度下，只有勇于接受公众监督的政府才能及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公共管理水平，赢得公众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言:“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以往研究反腐败的监督机制时，往往只强调由上而下的制度建设，而忽视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要使其不流于形式，公民参政的政治文化环境必不可少，此乃公众监督之土壤与根基。强调公众监督之政治文化环境，乃是本文之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