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形态问题的人文反思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建设发展规模与速度空前，城市在推土机与挖掘机的轰鸣中，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在繁荣与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有的问题对构建人性化的城市而言是致命的打击。若我们不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反省并扭转“以物为本”、“以资本为本”和效率至上的城市发展模式，其代价将是城市的不宜居住和人文断裂的严峻后果。从人文视角审视，体现在城市形态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城市空间破碎化导致的城市文脉淡化现象
　　城市文脉是体现一个城市的历史积淀和独特气质的文化遗产脉络，是城市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代又一代的生命需要祖先的血脉得以延续，城市的延续也离不开其历史铸成的独有“血脉”。因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避免毁掉那些与城市文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建筑与街区，另一方面，在城市更新中更要强调新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尤其是与城市传统特质的和谐。然而，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城市包括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在大规模、无章法的城市开发建设下，使原先比较连续的城市肌理被分解割裂，城市文脉持续不断的淡化。
　　在许多城市，大量的新建筑，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标志性建筑或“偶像建筑”，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失去平衡，城市景观的连续性被一些位置随意、毫无特色的高层建筑肆意切割，城市原有的整体风貌显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WWw.11665.coM曾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美国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 l.soule）认为，好的城市应该以绝大多数建筑作背景，由此界定城市的公共属性，就如同一支军队需要成千上万名优秀士兵排成整齐威严的队列，却只有几个将军一样。而现在的北京，几乎被变为一个充满了“建筑将军”的城市，每个将军统领只有一个士兵的军队。一处处“震撼效应”迭加起来，结果就是城市形态的自我“休克”[1]。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认为：“一座城市是由很多建筑组合而成的，就像一个建筑的合唱团，大多数建筑都是谐音，只有一两个是领唱，那合唱团的歌声听着才能入耳。城市也是这样，如果每幢建筑都想领唱，都标新立异，那肯定就全乱了。”[2]建筑学家郑时龄则针对当下中国城市建设“地标情结”盛行的现状，认为那些求“高”、求“奇”、求“怪”的建筑只能瞬间闯入人们的视线，惊诧后却是美感的缺失，地标多了也就没有了地标，靠“突兀”争做地标，只能把城市建设引入一个无序、杂乱的境况[3]。
　　以有着85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并没有处理好城市更新与保护城市文脉的关系，不仅迅速扩张的城市不断淹没传统的城市形态，而且许多新建筑完全放弃了对传统建筑精神的传承，或者无视其是否与传统城市风貌相和谐。例如，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位于充满传统皇家建筑符号的天安门广场附近，几乎与周围的环境没有关系。梁思成和陈占祥曾指出，“在专门建筑与都市计划工作者和许多历史文艺工作者眼中，民族形式不单指一个建筑单位而说，北京的正中线布局，从寻常地面上看，到了天安门一带‘千步廊广场’的豁然开朗，实是登峰造极的杰作；从景山或高处远望，整个中枢布局的秩序，颜色和形体是一个完整的结构。那么单纯壮丽，饱含我民族在技术及艺术上的特质，只要明白这点，绝没有一个人舍得或敢去剧烈地改变它原来的面目的。”[4]遗憾的是，现在倘若我们从景山上远望体积庞大、外部围护钢结构壳体的国家大剧院，可以明显看出，由于它的“高傲”与“突兀”性的存在，使北京古都风貌景观的连续性、协调性遭到破坏，与作为古都北京的建筑风格、空间尺度、传统肌理和城市形态并不和谐。
　　 除此之外，城市形态的基本结构、城市肌理与交通形态也密切相关。随着机动车交通突飞猛进的发展，越拓越宽的马路在城市内恣意纵横，城市的快速机动车干道、高架道路，以及立交桥的大量增加和不当设计也对原有的形态造成冲击，撕裂了城市的整体结构，切断了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城市空间被切割成一块块的“孤岛”，加剧了城市空间破碎化趋势。在世界很多城市，即便一些特大城市，都没有像北京、上海这样拥有众多的立交桥、高架桥和过街天桥，肆意切割着城市的轮廓线。城市中是不是立交桥建得越多就越好，建得越多交通就顺畅，这是一个值得城市规划者认真反思的问题。
　　2城市形态趋同化导致的城市特色危机现象
　　只有具有独特的城市个性，才会拥有迷人的论文联盟http://城市魅力。当今，有些大城市虽然也涌现了不少设计独特、吸引眼球的地标式建筑，但城市总体特色的丧失仍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相像，越来越没有识别性。无论走到哪个城市，全是一样的宽马路、一样的立交桥、一样的中心广场、一样的商业街、一样的住宅小区、一样标识的星级酒店和百货商场，一样的马赛克和玻璃幕墙包裹着的高层建筑，甚至一样的绿化风格、城市雕塑和霓虹灯……一位市民带着新婚妻子开始了蜜月旅行，精心选择了上海—南京—天津—北京—西安这五个历史悠久的名城，期望能够感受中国古老的文化和各地的城市风貌。二十天的旅行让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太相像了，哪里都差不多，如果不到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迹，走在普通的大街小巷，或者从宾馆的房间望出去，你甚至会在某一瞬间有些恍惚，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5]

　　有众多城市，包括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怀着所谓“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的雄心壮志，摈弃传统城市肌理，对旧城和历史街区大拆大建，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文化街区被夷为平地，撕裂了城市发展中珍贵的时空延续感及文化自明性。例如，根据2007年的统计，北京旧城仅占规划市区面积的5.76%。这其中，传统建筑风貌区及传统与现代混合区的面积占43.7%，已呈现完全现代化风貌的区域占36.67%，已成为道路、现代广场的面积占19.63%。可见，偌大的北京所保留的历史风貌空间已经相当有限，甚至严格说来一条完整具备明清建筑风格和形制的胡同也没有了。尽管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方面，北京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与法规，但老城区仍在“保护”中不断地遭到“建设性破坏”，历史遗存变得支离破碎，传统空间秩序逐渐丧失，城市形态走向趋同。
　　还有的城市陷入一面毁掉真正的历史古迹，一面却热衷于大造仿古赝品的怪圈之中。这种“建设性破坏”带来的是地方文化与传统空间秩序的丧失，伴随的是城市的无特色性和无识别性。我国自古所谓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城市风貌，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乡愁式的回忆，一个又一个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城市，在全球化和所谓国际化的浪潮下，争相“与国际接轨”或建设成“国际大都市”，逐渐沦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所称的“平庸城市”（generic city）。这种平庸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其特点就是像人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飞机场一样毫无个性、毫无身份可言。它像是计算机的桌面或者一张软盘一样，是同一简单结构的无限重复。看上去有相同的街区，街道也主要供行车之用；每个区域都是独立的整体，包括马路、住宅区和绿化带；高楼大厦遍地皆是，互相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家园感和历史感，也没有所谓地方特色，保存一些地方文物和古迹符号不过是为了供旅游和凭吊之需。难怪著名作家冯骥才这样感叹：“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6]
　　因此，面对日益突出的城市形态趋同化、无个性化现象，尤其需要我们每一个城市挖掘、传承和创新作为城市之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本土化的城市元素，为建设和发展各具特色的中国城市形态而努力。
　　3城市形态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的表面化和浅薄化现象
　　城市形态虽然首先表现为一种物质实体，但构成城市之魂的却是物质实体背后所表现出的各种历史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内涵。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提出过一个重要思想：城市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新地和大“容器”，是人类至今创造的最好的文化记忆的器官。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社会历史文化，“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7]，这是城市独特的功能之一。因此，对城市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既包括它的物质环境，也包括它的文化环境和生活形态；既包括历史建筑和街区的物质要素，也包括历史建筑遗产背后蕴含的精神、情感、故事等人文内容。
　　“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当人们谈起对一座陌生城市的第一印象时，除了城市建筑、街道、市政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