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ion)，将自己一分为几，分别以交际、哲学、文学、典籍研究等不同学科为“研究根据地”或“学术家园”，从不同出发点沿着不同方向按照不同评价标准探讨生成及有效应用话语的规律。在“学不厌专、科不厌细”这一不容置疑的现代学术研究组织原则的沉重压力下，不仅“言语修辞”和“书面修辞”研究分道扬镳、自立门庭，甚至连“书面修辞”这一已经非常专门化的领域都被迫进一步细分为作文、科技写作、商业写作、法律文书写作等小学科，各自有其独立的“话语社群”、方法规范、评价标准和出版阵地。(liu ＆ young，1998：483-484)
　　以上提及的种种情况使我们意识到“修辞是一门具有突出多科性和综合性特征的学科”的说法虽然广为接受，却是一个“未加审视的认定”(unexamined assumption)，貌似顺理成章，其实未必经得起认真推敲。那么，意识到这一点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放弃本文讨论的那个“常言”?是否意味着修辞学家必须收缩战线，按照专业分工的要求和学科建设的常规调整自我定位?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专注于研究如何通过选词用句及选用辞格等手段，使表达适应题旨情境，产生清晰、生动、有力等文本效果?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关乎修辞学的发展方向，涉及到的因素既多，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回答清楚的。但是，我们的西方同事为了应对类似情况而采取的方略也许对我们解答上述难题不无启发。
　　
　　三、西方学术界为践行“跨学科”理念而推出的观念更新和机构创新
　　
　　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种族关系、性别关系、不同文化间的关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等，以及当代西方的所有重大智力议题，包括对语言、话语和修辞的再认识，都具有诸多层面和复杂结构成分，因而不是任何常规意义上的单一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可以独自认领并在其固有理论框架内予以全面分析、透彻解读和清楚梳理的。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详尽观察和充分讨论，无不要求一个超越单一学科界线、整合相关领域资源的综合视角。对于我们所处时代提出的这一迫切要求，当代西方学术界迅即作出回应，大力提倡“跨学科研究”。这一新理念虽然听起来与本文所质疑的“常言”如出一辙，究其实质却有橘枳之分。将二者详加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西方的立场少了“学科”这个关键词。也就是说，我们的西方同事并不是在“学科建设”这一大前提下践行“跨学科”理念。这一结论尽管听起来有悖常识，却不无事实依据。“跨学科”作为一个关键词在西方广为流行虽然已经有几十年的功夫了，欧美的人文社科领域却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边缘”或“交叉学科”不断形成并发展壮大、传统系科竞相将自己改造为“多科性与综合性”学科的局面。真正出现的变化是西方学术界在对“学科”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出的三项相辅相成的观念更新和机构创新：第一，使“理论”和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脱钩；第二，在一个超越了“学科”的大框架内重新思考“知识”的本质及其生成机制；第三，形成了与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学科”大不相同、或许可以称为“研究体”(studies)的一种松散且具有异质结构的新学术组织形式。
　　西方人文社科学者对“学科”和“跨学科”的涵义进行了认真审视，意识到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其实意味着一场观念上的革命。著名学者stephen greenblatt和giles gunn对这一思想变化作了精辟的表述：
　　人们总以为只要跨越了某一“学科”的边界，就自动进入被称为“跨学科”的一个
　　新境界。但是该信念把从同一条边界的内、外侧观察问题和重新考虑不同边界问的
　　关系混为一谈。其实，只有当解读框架的变换促成了整个研究视野的变化，当对于
　　“什么是问题”的新思维导致了对于“什么可以被看成是答案”的新理解，“学科”才真
　　正让位于“跨学科”。(greenblatt and gunn，1992：4-5)
　　“跨学科”理念引发的这一场观念革命的最突出表现是对“理论”的再认识。“理论”历来与“学科”密不可分。它既是一个学科的观念基础设施，又是其“主打产品”。学科属性(如“文学理论”、“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是其最基本属性之一。随着“跨学科”思潮而萌发的新认识则认为不应该把“理论”看成是隶属于某一学科、对该学科性质和方法加以说明的一种系统表述，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超然于具体学科之外，融智力史、伦理原则、社会预言和评价标准等为一体的一种特殊话语体裁。正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所归纳的，任何可以被称为“理论”的话语都应具有四大定义特征：a.　理论首先应该是“跨学科的话语”，其影响和应用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b.　任何理论都应该同时带有“分析性和思辨性”；c.　理论应该是“对常识的批判，对理所当然概念的盘诘”；d.　理论具有内在的反思倾向，是“有关思想的思想，是对我们借以产生意义的那些范畴的探究”(culler，1997：14-15)。一旦理论与学科脱钩，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大理论框架内共同从事某一项跨学科研究就具有实实在在的可行性。
　　跟对理论的再认识同步兴起的是对知识的新理解。与理论一样，知识一向也被认定为专门化研究的产物，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严格遵循该领域的独特规范和统一标准，通过潜心研究而发现的“真知”。按照这一理解，参与知识生产过程的门槛很高，除了直接相关的学科专业或专家学者之外，其他专业或个人严格地说并不具备加入研究者行列的资格。不仅如此，多学科研究产生的“知识”如何得到认证、经由哪个学术部门“终审”，也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对传统知识观的再思考导致了对“知识”本体特征的再认识和诸如“构筑”、“意见”、“策略”等替代概念的时兴。新观点不断涌现并日益深人人心：“知识是一种构筑或意见”，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是旨在确立“意义”因而免不了受各种机构、兴趣和利益影响的“集体行动”等等。通过学术界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互动、交流和辩论达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共识——而非依赖某一专业领域学者的个人“钻研”发现知识和真理——已经被广泛接受为学术话语以及“知识”的生成手段。(goodman and fisher，1995)这一新知识观降低了知识生产的准入门槛，授权隶属于不同学科而又对同一研究课题有兴趣的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带着各自的目的、运用各自的方法，参与共同的跨学科研究项目。
　　这些新认识相应地促成了学术研究方式乃至组织形式的嬗变。例如，在文学领域，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任何一个专业都是以一组确定而稳定的范本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如今许多高校的文学研究则是围绕着“文学兴趣本身首先是如何造就的”这个问题进行一系列开放式的探索。“文学兴趣”是如何产生、传播和吸收的?在每一个时期这种兴趣最主要体现于哪些文学形式?在任何鼓励人们研究这些形式的社会中，这类研究究竟服务于哪些目的?文学研究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如何促成的?在文学研究机构内部或社会上，这些变化如何遭到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