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论文联盟http://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0级博士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天，我们沙龙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从纯理论层面讲，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与所谓的当代文化的发展相联系，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正像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和当代的生存发展不能构成关联的话，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意义又何在?如果不是出于对当代文化现状的感受或不想去感受，没有一种感受或趣味在心中积淀下来，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过去时代的文学?因此，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这应该是研究时必然存在的一个观念，一个起码的出发点。不过，今天我们必须看到，在事实上，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的发展之间也的确呈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相应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转变过程，其间有许多东西被遮蔽了，令人看不清楚，尤其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清晰地把它突出为一个话题。我的印象是：在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从鲁迅研究开始，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开始恢复起来。当时尽管没有特别提出这个话题，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有一个冲动，就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新时期关于人、关于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从现代文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时人们经常把五四与新时期相比较，认为新时期是“又一个五四”，由此而引出的一些涉及到当代生存话题，如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也都落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之中。wWW.11665.CoM到90年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文学界开始强调学术规范，突出所谓的学术性。在94年西安的现代文学年会上，有学者提出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古典文学范畴，而将现代文学的上限划定在新时期。我理解其意在强调新时期文学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被认为与古典文学有更多的联系。总之，人们从强调学术规范、强调现代文学独立存在的历史情境出发，看到了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的一些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王晓明等学者又在谈“现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了。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现象。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卫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我们讨论这一话题很有意义。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怎样从现代文学出发对当代文化做点贡献，这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回想从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状况，在新时期初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因为那时文学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而现在文学已走向社会的边缘，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我认为对于文学研究者、包括对于当前的领导者来说都希望某一项研究对当代文化做出某种贡献，特别领导者更是这样。比如辽宁省省委书记去年就搞了一个工程，叫做21世纪辽宁省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人才工程，从全省挑选出45岁以下的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组成一个人才库。对这项工程的参与持两种意见：作为当地政府的领导者希望本省的社会科学理论人才为本省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能够有所贡献；而有的学者认为如果研究仅仅考虑到辽宁省，是不是太急功近利?特别是有的学科和本地区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由此认为应该为整个现代文化、现代学术贡献力量，也要培养产生学术大师级的专家。我以为后者思路更宽阔，也更有长久的意义。而反观新时期之初提出的启蒙问题、人道主义、文学的主体性及现代性等都与当代文化联系密切。那么时至今日，文学由中心走向边缘，现代文学研究经过长时间的开拓已经没有多少空白的领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做起来很难。难处在于：如果单纯考虑当代文化建设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联系，会造成文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而完全不顾当代文化，只为学术、只讲学术的创新，会使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经济式，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社会。你远离社会，社会也远离你，你可能变得越来越孤独。我也常常想研究现代文学有什么用?这种想法可能比较狭隘。但清代乾嘉学派也讲“经世致用”，我想我们的研究也不能不讲经世致用。我觉得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脱离得越来越远。在这一意义上，王晓明重提“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应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
　　李怡：王晓明提出“现代文学的当代性”与他前些年提出的“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争论是有连续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强调学术规范，进入经济化的研究后，学术研究的思想穿透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鲍国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这使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论断。我以为强调“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并不等于强调其“当下性”。未必要求研究者介入当下发生的具体的社会事件之中，研究者也未必具备这样的能力。“当代性”是要求研究者在保持前人的沉稳和冷静的同时，也能显现出文化人的睿智，有一种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境遇的自觉，通过自己的研究实现对社会现实、对人类的生命承担。这说起来可能有些理想化，但很难想象一个对现实生活没有热情、缺少趣味的人能够在所谓的学术研究中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没有思想，学术也就没有生命的活力。
　　王卫平：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是相脱离的。进一步说，有些研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也难怪，未来30年的历史，而研究者如此之多，这也就使这种脱离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我也想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发展尽可能联系一下。但怎样联系呢?譬如说直到今天当代文学仍不能超越现代文学。原因何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能不能通过对这一原因的探讨为当代文学和文化发展提供一点借鉴和参照?我的感受是，做一些课题研究，不联系到当代，会感到问题没有说透。这就和当下的文化、文学联系在一起了，而且这种联系往往是顺理成章而不是牵强附会的。我对近几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有些不满意，我觉得有些研究文章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写一些谁也不知道的作家，那么这个作家究竟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研究，研究他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发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真理?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性”问题。事实上现代文学研究不是没有值得再开掘的东西，鲁迅就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以为文学研究不能过于走向经济式，而远离现实社会和人生。总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化建设弄不好会造成两个误区：一是急功近利，为联系而联系；二是远离当代。我觉得二者应当兼顾。既然是一种研究，具有学术性，这一堡垒应把握住，不能丢掉，否则就没有立足的价值，同时也应努力和当代社会、人生、文化相联系，使我们的研究更有实际意义。
　　
　　我们面对的三种文化传统
　　
　　彭小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要想建设并推动当代文化，起码要有对三种文化传统的需要了解：西方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而中国现代文化传统要存在于现代文化与文学现象之中。在三者中与当代文化联系最紧密的还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因为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其独特的产生和发展的轨迹。而中国古代文化，到“五四”确实发生了断裂，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现代作家有如鲁迅、胡适、周作人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如民主、自由以及重估历史等等，是当代文化发展仍要面对的问题。当代作家的生存境遇比较严酷，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经济力量的裹挟，使人无力也无暇去面对这些问题。然而现代作家、文化人面对的问题，当代人同样也要面对。
　　王翠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中国华侨出版社编辑）：的确，要建设当代文化，除了要直面当下生存现实外，还必须了解和面对已往的文化传统。“传统”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在这里只是比较空泛地谈一点我个人的想法。我不大赞同古代文化到“五四”发生断裂的提法，相反，我觉得“五四”作家树起反传统大旗、对传统抨击最力的时候，往往是传统惯性（包括精华和糟粕）最为强大、最难断裂的时候，而近几年我们较少抨击传统甚至间或呼唤某种传统回归的时候，传统的影响力却正在逐渐淡去。我们只能在传统的长河中置入新的传统，而不可能割断传统，现代文学就为我们当代文化建设开辟了整合中西方文化的传统。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时期，我们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次第展开了借鉴西方文明的尝试，其中，成果最为卓著的就是文化层面的五四作家的创造。我们自己的传统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封闭的、自足的、单一的文化，而“五四”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撞击之后再整合的结果，这样，在它的精神内核中就容留了这两种截然异质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尽管“五四”作家的这种整合工作是在未及充分消化西方文化的略显匆促中进行的，但它却构成了我们文化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我们今人的文化创造无疑也在沿着他们所开辟的整合中西文化的新传统在进行。可是，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当代文化人最为显赫的生存背景的历史前提下，如何进行这一整合工作又变得十分尴尬。在一个经济和技术迅速趋向一体化——西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整合工作是应该顺应这种一体化潮流呢还是应该竭力保持我们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民族色彩？是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界流行什么我们也紧跟着流行什么?或者正好同步流行什么就证明我们的文化业已十分发达？在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管我们要去既往的传统中寻找经验还是教训，现代文学都不失为一个极好的资源。
　　杜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传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传统本身是无法割裂的，我们内在的传统积淀是无法剔除的。而我们所说的反传统则应有必要的界定。
　　鲍国华：我插一句，我们今天使用的“传统”概念确实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我看来传统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单位，如语言、文学等等。这是一个人在成长和求知过程中最先获得的，不能拒绝，不能排斥。比方说是中国人，首先就得说中国话，用中国字，这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五四新文化变文言为白话，但仍使用汉字。这部分传统沉淀在人的思想观念行动之中，我姑且称之为“业已植入现实的传统”。另外一个部分是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对人的思想行动有决定和制约作用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维。这部分传统是有时代性的，是可以改变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要针对的是这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和文化与传统确实发生了割裂。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心问题联系不是太大，我这里仅仅是补充说明。
　　杜霞：这几天我在读王富仁老师的《鲁迅与中国文化》。我的感受是，他前几章在谈论中国文化，直到最后一章方谈鲁迅，他一点一点地梳理传统文化。要考察传统文化与鲁迅，首先要弄清自己眼中的文化是什么。这不是冯友兰的文化，不是新儒家的文化，也不是李泽厚的文化，而是王富仁的文化。而这一工作正是我所欠缺的。比如说“当代文化”，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指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可能使用这样一个判断：我们处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境里。但这是什么样的“共生”，这种文化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现代文学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一个文化资源?确实都需要认真梳理。我们所揭示的不可能都是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其中肯定会掺杂研究者个体的生命感受，但一点一点地认真梳理和思考应该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应做的工作。
　　鲍国华：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一些现代文学与文化中的概念做出认真梳理和界定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对一些具有关键词意义的概念有了客观准确的把握，我们的研究才能落到实处，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一些延续到当代、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能引起回响的问题和文化现象。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能够贴近现实、贴近当代文化的一点。因为我们尽管在学科上有“现代”与“当代”之分，分别指向前者的历史性和后者的当下性，但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许多问题是一以贯之地在发展的，并不因为现代与当代的划分而中断。
　　
　　当代的学界与现代的文学
　　
　　高俊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当代文学批评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往往不是从文学史的纵向来评价，不是看一部作品产生后和以前的作品相比较出现了哪些新的东西；而是横向的平行比附，与某些经典作品相挂靠，以此提高新作的品味。如前些年贾平凹的《废都》的出现，人们想到的首先不是它揭示了什么，对当代文化有什么新的贡献，而是喻之为“当代《金瓶梅》”。除了挂靠还有通过贬低经典来达到抬高新作的目的。比如王朔曾说看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以后觉得鲁迅的《野草》浅薄得可怜。当代评论界也是如此。他们不是把作品排成一个有序的序列，从文学史的角度慢慢梳理思路，而是预先找一个经典，盲目比附，或者把新作与经典相提并论，或者通过贬损经典来抬高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