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些思考

21世纪的今天,文化已经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的公共财产,为了求得它应有的一席之地,它必然要求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尤其在当下中国国力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深远的背景下,讨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意义重大。“中国古代文论,是世界三大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在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韵味独特的理论话语系统。”概言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论文联盟http://代转换即是“使传统面向现代而开放其自身,这便是古文论向着中国文论的转换生成,亦即众说纷纭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要达到的中心目标。”
　　一、语境的缺失
　　中国古代文论本身既自由(自然)又陈腐(陈旧)——自由(自然)是指中国古代文论常常是文人诗论作品的一部分,有些则直接是诗人、词人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就常常是诗赋、骈散文合化。至于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其文学批评思想的就更是俯拾即是: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它们既像随笔,又像札记,往往寓艺术的深刻见解于其中;陈腐(陈旧)则指由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的阐释绝大部分是以“儒家经典”(主要内容是要求积极入世,团结友爱、与人和善等等)为轴心,然而,它又未形成像西方文论那样有其缜密、完整的思维体系。WWW.11665.COm更重要的是,古今时空的隔离,往往导致对话的困难。正如清代学者陈澧所云:“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
　　正因为它本身的语境体系,所以我们称之为“古代文论”,同时也说明我们已经承认这种文论的话语体系是“古”而非“今”的,是有别于我们今天的,甚至思维体系、思维模式也会有差别。“古”话语作为我们优秀文化的载体,传承了一代代的民族精神,但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今”的话语体系中,这样必然会给我们理解阅读“古”文论造成相当的困难,因为“语言所传达的乃是事物特定的语言存在”。当然我们又不能生硬地强调“复古”,这样违背历史潮流。况且,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使用“今”话语,已经导致了包括“古”文论、“古”文学在我们这一代的“阅读缺失”——简单地说,就是读不懂、不愿读,甚至在一些时候,但凡带“古”的标签,我们内心已经有相当的抵触心理——所谓的发自内心的把它“崇高化”、“经典化”。如何创建一个更好的阅读氛围,创建一个适合阅读,能阅读,能读懂的文本,已经迫在眉睫。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文化(学)的现代性不能等同于社会的现代性(化),社会的现代性(化)更多的是要求社会的平等、公正、和谐,而文化(学)的现代性则更多的是探讨一种与时俱进的自觉融入现有话语体系。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所以无论从史学的角度,还是从继承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才有了西方文论不可比拟的长处。而且,经过几千年的沉积,不断地继承、发展,它才有了今天的博大精深。对于以“推陈出新”见长的西方文论而言,无论是它的经典性,还是多义性,都不能追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魅力,“现代转换就是一种理性的分析,目的在于使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古代文论部分,获得现代的阐释,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话语极为丰富,可以构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和理论体系。”这也是我们当下急切地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原因之一。
　　二、外来力量的强大攻势
　　西方文论在我国的“热”似乎还没有一个世纪,但是由于“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最终白话文的普及流行,再加上古文论本身阅读的困难等原因,我们已经离它越来越远了,它仅仅成为在专业领域少数学者运用的工具了。相反,西方文论在我国20世纪文论史上的待遇则似乎是反客为主了,不但我们热衷于翻译、运用,而且国家层面也在发文鼓励借鉴。
　　我国近代以来主要有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两次“西学东渐”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原因——由于历史的使然,中国面临着重大变革的背景,我们迫切地需要外来文化(文论)冲击我们过时的、腐朽的文化。当然,这是客观原因。前面说到,阅读难的问题,在当下的研究文论界,即使是专家学者,若没有相当的古文功底,一手拿着工具书,一手捧着文论,阅读起来也还是有相当困难的,如《尚书》、《周易》等等佶屈聱牙的作品。
　　相对而言,现代文论(更准确的说是西方文论)在这方面就没有或很少这样的问题。对于西方文论,我们可以直接阅读,然后进入思考空间,如果可以用来说明某些文学现象、剖析文学缘由,我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把它“拿来”。它避开了一个由“古”话语(文字)转到“今”话语(文字)的两种不同语境的合理对位。或许有人会质疑:“西方文论毕竟是西方文化、西方思维的衍生物,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模式,阅读西方文论同样需要一个‘共同(共创)语境’的磨合过程……”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现在能读到的西方文论基本上都是由华人——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或有此背景的炎黄子孙翻译的,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为我们预设了一个“中国语境”。而且,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白话文体系,某种意义上还是从西方话语体系中蜕变过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古”文论仍然保持着几千年来的“古”文思维模式,这必然就导致了阅读的困难。
　　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殖民扩张”。西方文化(文明)从起源开始就是一个不安骚动的“异质分子”——它活泼、动力十足。若追本溯源,西方从15世纪中期起,伴随着对商业资本和财富的渴望而走到了“扩张时代”,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开始向世界大规模扩张,同时伴随而来的就是“文化侵略(文化扩张、文化殖民)”。对此,杰姆逊明确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有了不同的含义。”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失语”。“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
　　三、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现实可能性
　　笔者认为,借鉴外国文化、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现象作用不会很大。退一步来看,即使转换成功,这也仍然是仅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它的预设理想读者既要求有一定的西方文学(文论)知识,又要有不少的中国文化常识。这里同样会涉及到中西两种语境的磨合交汇,因此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事实上,要挽救中国文论,就应该以古代文论的基本话语为主,讲意境、滋味、气韵、风骨、虚实相生、有无相成、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不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这样的话语。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要‘妙悟’、‘目击道存’、‘点到即止’,而不是辩证体系、格式塔心理、异质同构等。”[8]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似乎定义为“转型”更为恰当。“转换”是改变、改换,而“转型”则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它是主动求新求变创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