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被引入中国。五四以后，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中国走上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导致现代性长期失落。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中，现代性重新被请回来。90年代又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等。现代性在中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遭遇，不断被肯定、被否定的命运，既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也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渴求现代性是出于救亡图存和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疑惧现代性则是对于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忧虑。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一个陷阱。现代性与世界主义相联系，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这样二者就发生了矛盾。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虽有抵触，但大体相容。为了富国强兵而师法西方，学习、引进工业技术、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现代性成了救国的手段。WwW.11665.COm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称“中国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章太炎以民族主义来批判西方文明；鲁迅虽然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五四”以后，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相容性渐消，民族主义排斥了现代性。2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会变革，取法苏联，放弃了西方民主革命道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也纷纷转向，由西化而苏化，或转向民族本位文化，从而切断了现代性的源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反帝代替反满，重新阐释了民族主义，并且大力提倡中国固有道德，试图借助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五四”激进分子大部分由取法西方转向取法苏联，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批判“五四”的“欧化”。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五四”反传统持反对态度，形成了一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如新儒家、《甲寅》派、《学衡》派、“中国本位文化”派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非遗老遗少，而大都是学贯中西（许多人留学欧美）的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高涨，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复兴，扭转了“五四”以来的颓势，并且取代了西方文化的支配性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了一个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没有越过这个陷阱，他们由于民族主义而背弃现代性，导致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中断。而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毕竟是少数，他们对现代性的执着并没有被历史认可。
　　在当代，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丧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也成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工具。当代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往往掩饰着对现代性的抗拒。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合法性，但这不能掩盖其反现代性的性质。因此，民族主义陷阱就更危险，更需要警惕。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现代性焦虑是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因而民粹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二个陷阱。现代性意味着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包括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这是由现代性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从洋务运动至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是现代性唯一所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对资本主义也有所保留，他们很难接受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自由竞争、贫富分化以及多党政治的格局，而试图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洋务运动不像明治维新那样发展私人工商业，而重在建立官办工业（官僚资本主义的滥觞）。康有为的《大同书》也带有东方色彩的空想主义。孙中山试图避开资本主义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建立一个“均富”的社会。在20年代社会革命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二是主张从民间文化和大众中间寻求现代化的动力。章太炎拒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还鄙弃知识分子精英意识，认为农民等劳动者道德水准最高尚，社会地位也应最尊贵。朱执信也主张避免资本主义“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贫富悬搁”，通过社会革命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五四”以后，一方面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弊病显露，现代性神话破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失败，形成了自卑感，民粹主义倾向更为显露。梁启超高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等待中国文化的拯救。梁漱溟声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资本主义的路”是“第一个不通的路”。他施行“村治”运动，力求做到“知识分子与乡间人二者乃浑融没有分别”。孙中山进一步发展了三民主义中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主张“节制资本”，以避免自由资本主义；主张“以党治国”、建立党军，以代替资本主义多党制议会民主。这种理论的实践，就是以后国民党建立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极权政治。

　　中国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更彻底地反对资本主义，并逐渐形成的大众崇拜意识，导致新民粹主义倾向。中国革命是“新式农民革命”，工农（主要是农民）成为革命主体和领导者，知识分子则成为被改造者。他们接受了大众崇拜意识，同时也形成了原罪意识，并在革命和政治运动中不断忏悔自己。毛泽东发动“文革”固然有巩固权力的考虑，但也有民粹主义思想渊源。他试图以群众运动清除资本主义影响，避免现代化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在当代，民粹主义有复活之势，特别是新左派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有民粹主义的成分。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现代性建设片面化，出现了社会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新左派对这种片面现代性的批判，本来带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它又没有区分片面的现代性与现代性本身，对现代性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企图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平民主义，这就导致新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有相当的社会土壤，因此它的危险性就更大，如果处理不当，就有葬送现代性的可能。因此，必须加以警惕。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焦虑还表现为对个人主义的拒斥，因而国家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三个陷阱。现代性含有个体本位价值观，以私欲这种“恶”的形式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是集体理性文化，群体本位价值观根深蒂固。五四运动中，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念被打破，但个人主义并没有确立，代之而来的是国家主义。由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因此国家主义压倒了个人主义。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接受现代性，而是从国家主义出发接受现代性。康有为《大同书》认为家族意识妨碍国家意识，他主张去私产、废家族，不是为了解放个人，而是为了增强国家意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也不在加强国民的个体意识，而是在树立国家意识。孙中山意识到中国人只知有家族，不知有国家，因此是“一盘散沙”。但他不主张以个人主义取代家族主义，而主张把家族主义放大，形成“国族主义”。他强调：“民权主义是为国家争自由……万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只是在五四运动中，个人主义才有了合法性，取代了家族主义。陈独秀明言“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改造国民性也由树立国家意识转向树立个体意识。但是，国家主义并未消歇，而是作为更高一层的目标而存生，即树立个体意识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从而增强国家活力。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可见，个人自由只是国家自由的手段，离开国家自由的目的，个人自由便没有合法性。“五四”以后，社会革命代替启蒙，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精英也认同了这种集体主义。30年代一些著名学者主张权威政治，拥护国民党政权，表明在国难当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放弃自由主义，认同国家主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洗心革面，清除自己的自由主义，代之以阶级意识。建国以后，出自巩固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国家主义全面加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受到批判、清除。这种倾向在“文革”中达到极端，发展为“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人主义连同现代性被一齐拔除。
　　在当代，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形成了新的国家主义思潮。新国家主义表现为主张以国家名义限制和取消个人权利、个体自由，以获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一些知识分子也认同国家主义，认为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必须为国家牺牲。这种新国家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必须予以批判。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现代性焦虑是对社会乌托邦失落的恐惧，因此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四个陷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信仰与道德理性混沌不分，因而具有道德理想主义性质。西方现代性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天国坠落到人间，天人分离（彼岸与此岸分离）。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现代性，必然面临着世俗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冲突。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科学、民主，抛弃了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造成了天人分离。严格地说，这应该是信仰的丧失（五四运动没有引进西方文化宗教之维）和形而上的缺失（五四运动也忽视了现代哲学的引进、建设）。“五四”后期发生的科玄论战，表明了科学主义对信仰的排斥。这种信仰的丧失及道德理想主义的崩溃，使中国知识分子迷失了精神家园，从而对现代性发生动摇。“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开始寻求理想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学说，征服了中国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战胜了实用主义的三民主义。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可以激发革命热情，但在建设现代社会中造成偏失，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大跃进的狂热，以及“文革”闹剧，都与这种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偏失有关。毛泽东的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他发动“文革”的思想根源，而青年学生的造反狂热也源于这种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
　　在当代，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仍然没有消亡，面对不那么理想的现代化前景，新儒学、新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乌托邦理想。特别是新左派对现代性的批判属于孙中山所说的“社会病理学”，它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仍然是一个乌托邦。中国受理想主义、乌托邦之害极其深重，因此必须加强警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迂回曲折，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而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似乎又重复了“五四”以后反现代性的历史。如何走出历史的循环，实现现代性，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克服现代性焦虑，以健全的心态接受现代性，从而越过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陷阱，庶几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