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少部分人作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迅速致富，這部分新富的人群，有學者稱之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當然，中國目前的所謂中產階級與國外那個經過充分工業化後出現的中產階級顯然不能同日而語。社會學者劉玉能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又稱中產階層或中間階級，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並非指馬克思主義就所有制關係意義上的階級，而是指社會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評價、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心理特徵的一個群體或一個社會階層1。
　　不論人們對其如何稱謂，中國出現了新興的社會階層──這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中產階級的日益發展壯大，其自身對社會身份產生了朦朧的意識與訴求。但是，由於國內對中產階級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關注點也僅限於中產階層的來源、構成、規模、行為特徵和發展前景等問題2，對於主觀層面的意識、認同等問題，很少有人涉及。事實上，判斷一個社會階級是否已經形成，其中重要一條就是階級意識的存在。美國學者山特斯（richard centers）早在1949年,就開始使用主觀自我階級認定的方法，來探討美國的社會結構3，中國對當代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研究的忽視，無疑是一種缺憾。
　　「認同」（identity）一詞起源於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它兩個含義，第一，同一性，即兩者之間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獨特性，它表現為在時間跨度中所體現出來的一致性和連貫性4。「認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與「差別」（difference）的關係。wWW.11665.CoM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看，人們的認同是由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所構成的連續統5。自我認同指的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據的位置的感知」6。社會認同則是有關某個群體的共同認同，它強調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似性以及群體成員相信他們之間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徵。群體的相似性總是與其他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過界定這種差別，相似性才能被識別。
　　在中國，由於歷史的原因，階級一詞在年齡稍長的一些人那裏是很忌諱的，似乎一談階級，立刻就回到了「劃階級，講成分」的年代。因此，儘管許多人雖然認識到社會資源佔有的不均等是一種客觀事實，但對於社會階層的存在與否仍然不置可否。特別是在中產階級認同問題上，他們的反應更是茫然。人們無法對中產階級加以具體界定，只是朦朧感覺那是「有房有車」的一族。「有房有車」的人們，卻不認為自己已經邁入中產階級行列，他們目光投向的是那些身價百萬、千萬的老闆，在他們的觀念中，打工者還算不上中產階級。
　　由此可見，相對於中產階級崛起的速度，人們的認同顯然是滯後的。當前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認識呈現出多樣化和片面化。多樣化表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劃分標準非常散亂，尚未形成一個理性的、大致的看法。片面化表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的看法集中在經濟收入層面上，少部分人觀察到了中產階級們生活方式的差別，對於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社會功能等諸多方面，人們幾乎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對於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意識具有能動性，它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東西方的歷史實踐均表明，並非「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就必然導致「一定的經濟社會結構、一定的社會力量對比」，意識形態同樣可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王思睿認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也是階級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7 目前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的滯後與局限勢必會影響中產階級的健康發展，由此，對當代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現狀進行研究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二　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社會認同
　　2004年3-5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南京五大城市的居民展開了一次關於「中產階層生存與發展」的問卷調查，「認同」是其中一個專案。本次研究採用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法，有效樣本3,038個。問卷的資料統計採用spss 11.0。 
    （一）研究的樣本結構
　　1、樣本的性別分布：男性樣本數為1503，佔有效樣本的49.5%；女性為1535，佔50.5%。
　　2、樣本的年齡分布：19歲以下的樣本數為223，佔有效樣本的7.3%；20-29歲為921，佔30.3%；30-39歲為547，佔18.0%；40-49歲為493，佔16.2%；50-59歲為435，佔14.3%；60歲及以上為404，佔13.3%；此外，另有15人拒絕回答，佔0.5%。
　　3、樣本的城市分布：北京樣本數為606，佔有效樣本的19.9%；上海為604，佔19.9%；廣州為603，佔19.8%；武漢為608，佔20.0%；南京為617，佔20.3%。
　　從問卷調查的樣本結構來看，不論是性別分布、年齡分布，還是城市分布，都是比較理想的，沒有出現甚麼極端情況。
    （二）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社會認同現狀 
　　根據鄧肯（otis duncan）的整理，對社會分層的測量指標有：（1）經濟生產變數，如財富、所得、資產等；（2）經濟消費變數，如生活水準、消費形態等；（3）社會變數，如聲望、榮譽，及道德性評價等因素；（4）資訊變數，如教育、知識、技術訓練等；（5）文化變數，如生活方式、地位特徵、語言、禮儀、心理滿足度等因素；（6）與權力或權威有關的變數，如影響力或決策等因素；（7）與公民有關的因素，如法律地位、社會參與等變數及（8）上述變數之總合8。
　　2001年10月，在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中承擔的「中國中間階層研究」的專題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對現階段中國中間階層的界定：「所謂中間階層，是指佔有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具有謀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閒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物件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依此定義，我們可以整理出中國中產階層的認同指標有如下幾項：（1）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2）職業的工作及勞動方式；（3）職業權力；（4）收入及財富水平；（5）就業能力；（6）消費及生活方式；（7）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9。
　　由於社會成員在各種社會資源的佔有上是連續的，人們很難區分出界限分明的階層來。為此，許多學者建構了多元分析指標，如鄧肯曾以職業聲望、教育程度及薪資所得這三個變數，來建構美國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sei）10。台灣學者蔡淑玲與瞿海源也以同樣的方式，建構了一份台灣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11。一般而言，由於階層劃分的複雜性，在研究中不免會帶上研究者的主觀斷定。參照各種社會分層指標，筆者將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認同指標區分為經濟地位、職業聲望、教育層次和自我認同四個單項指標。每個單項指標將分別在性別、年齡、城市這三個因素中進一步加以差異比較與分析，以期對中產階層分層指標的社會認同狀況有一個更為全面的了解。 
    1　經濟條件認同與差異 
　　調查顯示，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所應具備的經濟條件沒有一個明確的看法，其中30.6%的人選擇了「說不清」，這個比例之高足以說明現階段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財富擁有量很不確定。其次，21.2%的人選擇了「50萬以上」，19.3%的人選擇了「100萬以上」。由此可見，雖然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不甚明確，但也表現出一種認同的趨勢，即他們相對比較集中地認為家庭資產在50萬到100萬左右的人們，應該歸屬於中產階級。
　　當我們從性別、年齡和城市三個方面進一步對中產階級的經濟認同進行考察時，發現更加有趣的現象。女性對於經濟條件的認同比之於男性更加沒有概念，34.5%的女性選擇了「說不清」，男性只有26.4%選擇了「說不清」。其次，男性所認定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指標要高於女性，男性主要趨向於認同「100萬以上」（22.4%），而女性則主要趨向於認同「50萬」以上（21.7%）。在不同年齡的人群中，年齡越大的人越覺得沒有辦法衡量。60歲以上的人中間，有50.8%選擇了「說不清」，50-59歲中間的人，亦有42.9%的人選擇了「說不清」；19歲以下的年輕人，有28.2%選擇了「說不清」，他們認同的確定性不及中年人，但比之於老年人，則明顯要強得多。從各個年齡段來看，認同中產階級應具備「50萬以上」經濟條件的佔大多數，只有「30-39歲」年齡段的人認為中產階級應該擁有「100萬以上」的財富。這說明，「30-39歲」年齡段的人正處於風華正茂、事業有成的人生輝煌時期，他們對中產階級的期望值當然就要高於其他年齡段的成員。在城市間的比較上，北京和武漢的人們對中產階級的經濟認同不甚明確，選擇「說不清的」分別佔36.9%和36.1%。五大城市中，只有廣州的人們認為中產階級應該擁有「100萬以上」的資產（26.2%），而其餘四個城市都比較認同中產階級應具備「50萬以上」的家庭財產。 
    2　職業地位認同與差異 
　　人們對於中產階級所從事的職業，意見比較統一。排在前列的幾中職業依次為：私營企業主（77.9%）、企業事業單位管理人員（73.8%）、黨政機關公務員（73.3%）、專業技術人員（70.6%）。說明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職業認同相對而言比較一致，集中在收入高、穩定、體面等這樣一些職業類型。另在父母對子女職業期望的調查中，也充分表現出了這一點。父母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可以成為上述幾種職業中的一員，這正好可以佐證當前中國城市居民對中產階級職業地位的認同。
　　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職業地位的認同上並無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對中產階級職業認同都集中在黨政機關公務員、企業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私營企業主等高收入的職業群體。不同年齡段的人們對職業地位的認同略有差別：對黨政機關公務員的認同，年齡越大認同的比例越高；對私營企業主的認同，年齡層次較小的認同程度更高；對自由職業者的認同，中間年齡層次的人比較認可。儘管如此，各個年齡段的人對中產階級職業的分布相對是比較集中的。各城市對中產階級的職業認定也比較趨同，差異很小。北京和上海兩城市對黨政機關公務員的認同程度略高於廣州、武漢和南京。廣州對私營企業主的認同程度略高於其他城市。北京對自由職業者的認同程度略高於其他城市。 
    3　教育層次認同與差異
　　關於中產階級的主流人群應該具有怎樣的教育層次，社會大眾的意見最為集中的是本科以上（49.8%），其次是大專以上（25.6%），有15.7%的人認為沒有學歷的限制，只要有錢就是中產階級。
　　社會大眾在中產階級教育層次的認同上沒有差異，一致認為中產階級應該具備「大學本科」的文化層次。整體上看，女性對中產階級的學歷認同要略高於男性，例如，女性選擇「大專」和「高中及以下」的比例之和為28.6%，而男性則為31.4%；女性選擇「本科」和「碩士及以上」的比例之和為57.3%，而男性則為51.3%。不同的年齡群體對中產階級教育層次的認同略有差異，在認同中產階級應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群中，「20-29歲」這一年齡段的認同程度最高，達到59.0%。他們出生於70、80年代，正是大學擴招的受益者，這一群體中間的大學本科比例遠大於社會其他年齡群體，因此他們更加認為中產階級必須應該接受過大學本科以上教育。從城市方面來看，在認為中產階級主流人群至少應該接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人群中，上海市民的認同程度最高，達到58.6%，南京和北京的認同程度也超過了半數，廣州市的認同比例最低，只有40.4%。這說明，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市民文化教育水平相對要高於廣州。尤其是，近年來北京、上海的工資水平與其他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眾多青年才俊和紛紛流向北京、上海，這就使得整個城市的市民教育層次得到快速提高。
　　從以上中產階級的社會認同的分析來看，我們發現在經濟、職業和教育三個指標中，人們對經濟條件的認同最為模糊不清，許多人感覺這個標準很難界定。一者是因為，經濟指標是連續值，區分月收入5000和4999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不能說明月收入5000元的就是中產階級，而4999元就不是中產階級。二者是因為，因為各城市人們的收入標準不一樣，有的甚至差別很大，比如上海、北京城市中高薪的人員比較多，以月收入5000元為標準，肯定算是偏低的，而在南京、武漢這樣的城市，居民的工資收入高薪的很少，一般3000元就被認為比較高。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簡單以一個資料為標準很難適用於不同城市的居民。三者是因為，一個家庭的生活方式是以夫妻兩人的總體收入來支援的，因此不能說妻子的工資收入低，就不能享受有高薪收入的丈夫而帶來的生活享受，或者說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如此，那麼低收入的妻子算不算中產階級呢？諸如此類困惑，讓社會大眾在回答問卷時，感到難以取捨，最終只好以一種籠統的感覺而來做選擇。
　　與此相反，人們對中產階級的職業認同和教育認同則表現出較高的一致性，幾乎沒有產生太多的疑義。由此可見，當前中國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職業身份和文化教育層次是有較為固定的印象。這說明了當前社會流動的主要機制還是「學而優則仕」，通過教育來篩選社會精英，使之從普通大眾中凸顯出來，向更高級別的社會階層流動。

三　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 
　　生活於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會有自己的社會分層或社會區分觀念，它得自於他們自身的生活體驗，得自于對周圍世界的觀察分析。這些社會區分觀念反映出每個人對於社會結構、社會秩序的想像和理解，基於這些理解與想像，他們給自己和他人在結構中定位12。階級的自我認同，就是指對自己屬於哪個階級的定位，這是一個主觀層面的問題。 
    （一）中產階級自我認同現狀 
　　李春玲曾經進行過中產階級自我認同的問卷調查，她得出的結論是，有46.8%的人自我認同為中產階級13。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有85.5%的城市居民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其中，自認為屬於中上層的佔14.0%，自認為屬於中中層的佔43.1%，自認為屬於中下層的佔28.4%。由此可見，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比例遠遠高於根據經濟、職業和教育三合一指標所客觀劃分的中產階級（11.9%）。這說明，當代中國城市居民的社會心態比較穩定，自我感覺為「中層意識」的佔了社會的大多數。
　　 男女兩性在社會階層的自我認定方面差別不大，比例比較接近。只在屬於中中層的比例上略有差別，女性認為自己屬於中中層的比例是46.5%，而男性認為自己屬於中中層的比例是39.5%。這或許說明了女性較男性保守，她們有著更加明顯的「中層意識」。不同年齡段的人們對社會階層的自我認定存在著較大差異。一個最為明顯的差異就是，年齡偏小的人群中，自我認定的社會階層相對較高；而年齡偏大的人群中，自我認定的社會階層反而較低。這說明，在經濟收入上，年齡小的可能要多於年紀大的；在職業身份上，年齡小的人去外企打工的機會要多於年齡大的；在社會心態上，年齡小的也比年齡大的要開放些。從中產階級自我認同的城市分布來看，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中層的人們，在北京有52.8%，這個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四個城市。奇怪的是，廣州自認為是社會中中層的人們比例只有38.7%，這個比例竟然低於武漢（41.3%）和南京（40.5%）。這是甚麼原因呢？我們認為，在這五大城市中間，廣州的貧富差距最為明顯，這顯然影響了人們對自我階層歸屬的判斷。在貧富差距不太明顯的武漢和南京，儘管人們從經濟的絕對值上，可能比廣州要少，但當人們發現自己周圍的人們也與自己差不多時，心理也就平衡了，他們普遍存在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自我認同。但是在廣州，作為改革最前沿的陣地，有錢的人很多，他們的生活方式及消費能力讓普通大眾感覺「自慚形穢」。因此，廣州的中產階級自我認同比例低於武漢和南京的中產階級自我認同比例，也就得到了解釋。
    （二）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現狀討論 
　　奧索基（stanislaw ossowski）在其著名的《社會意識中的階級結構》一書中指出：不同社會類型或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於社會結構的感知、想像和解釋是不同的14。李春玲認為，與社會區分相關的一系列的想像會發展成為對社會接的一套系統的闡釋，它與實際存在著的社會機構是高度關聯的15。因此，通過對中產階級的認同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入考查當前的社會分層系統及其機制運作。
　　在以上對中產階級認同的研究分析中，我們發現了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人們的主觀自我定位與客觀分層之間的不一致；二是人們的自我階層認同有向下傾斜的趨勢；三是處於社會中下層人員的相對剝奪感。下面我們將一一對它們進行討論分析。 
    1　假性階級意識
　　有的學者把人們的主觀自我定位與客觀分層之間的不一致現象稱之為假性階級意識[16]。在本研究中，自我主觀認定為中產階級的佔85.5%，如果將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下層的28.4%去掉，那麼自我認同為中產階級也有57.1%，這個資料相對來說是比較保險的17。根據研究設立的社會分層指標得到的客觀中產階級認定只有11.9%。這種巨大的偏差反映出，當前人們對社會經濟差異的體驗和認識並不深刻，他們尚未形成群體或階層（階級）的歸屬意識或地位的認同感，這同時也反映出這些人的社會區分意識並不強烈18。 
　　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比例已經超過半數，可以想像當前中國「中層意識」佔據了社會主流。我們可以認為，當代中國人的社會心態是穩定的。儘管存在著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等，但這種不均等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改革開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儘管改革開放也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但人們對此是表現出了較為寬容的態度。 　
    2　階層自我認同偏下
　　在本研究中，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上層與中中層的比例合計為57.1%，認為屬於社會中下層和下層的人們在城市中的比例分別佔到28.4%和9.9%。從這個資料來看，中國城市公眾的自我階層認同較為偏下。這不僅僅體現出當前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階層結構，更反映出潛藏在社會公眾內心深處的心理活動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城市公眾的總體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無論是與過去相比還是與農村公眾相比，城市公眾的社會地位都應該是「升」而非「降」。之所以出現目前這種自我階層認定偏下的現象，其主要原因在於，城市公眾既沒有拿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生活相比，也沒有拿自己的生活與農民的生活相比，而是選擇了擁有大部分社會財富的豪富階層作為參照物19。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頂端的豪富，大多數城市公眾只能自慚形穢，將自己歸入社會「中下層」。錯誤參照物的選擇，導致了社會公眾非理性的自我認同。這種非理性的自我認同的極端就是由於無法調和現實與理想的差距，而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的產生。這是我們值得關注與思考的問題。
    3　相對剝奪感 
　　在中國新興中產階級崛起之前，中國存在著一個中間階層，他們就是所謂的「公家人」，主要是指領「皇糧」、拿工資、享受社會保障的國營（及大集體）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他們主要分布在城市中。改革開放以來，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感召下，社會上迅速崛起了少數富裕群體。這就讓原先處於社會中間層的「公家人」有明顯的「相對剝奪感」。他們感覺自己被歷史無情地拋棄，開始向社會中下層滑落。
　　中國已經由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引起社會不安的國家。差距過大的貧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過程，這些都是使「相對剝奪感」發酵的酵母。相對剝奪感的存在，終歸是社會穩定的隱患。如果人們覺得自己「被剝奪」得超過了承受力，他們難免會採取極端行動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警惕的問題。
　　總之，就目前中國中產階級的認同現狀來看，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在社會認同方面，它顯得非常單薄，人們眼中除了認識到中產階級「有房有車」之外，就是看到他們精致的生活品位和考究的穿著打扮，少有人會想到其他。事實上，作為充當社會緩衝層的中產階級，除了經濟上的特徵之外，至少人們還應該具有這樣的認同：他們具有力求上進的心理狀態和良好的敬業精神，他們具有現代的個人主體價值意識和社會道德責任感，他們具有漸進的社會改良意願，等等。而在自我認同方面，則表現出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這種非理性表現在：自我階層認同偏低、錯誤的參照群體、假性的階級意識等。不管是社會認同上的局限還是自我認同上的非理性，都會對中國中產階級健康發展的帶來不良後果。其結果，不是將中產階級的發展引入誤區，讓人們一味追究經濟收入，講求生活的奢靡，就是引發社會衝突，帶來不可料想的局面。
　　由此，我們必須審慎地對待中產階級的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首先，不能讓人們認為「中產階級」只是意味著經濟上的富有。而是在富有之後，更多地回報社會，考慮自己對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其次，中產階級也應該是社會普通一員。他們不應該認為自己有比別人更多的權利，但也絕不應該放棄自己擁有的平等權利。他們應該主動來維護社會秩序，平時參與公共生活和社區建設，比如打義工，為各種民間事業捐款等。這樣的人多了，社會當然就穩定，因為他們有社會責任感，不會一味依賴政府。如果我們只以金錢來衡量中產階級，不講公民的權利、品格、責任，那麼我們培養的，就只能是個庸俗的階級。
　　面對目前中國中產階級的認同現狀，我們沒有理由不焦慮，因為本次調查明顯地表明，當前的中國人尚未對中產階級形成正確認識與理性認同。我們認為，重新建構中國中產階級認同已是當務之急。一方面，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減弱政府的行政干預，從制度安排上去控制並杜絕政府人員的腐敗行為；擴大市場的調節範圍，讓權力逐漸退出社會分層機制，盡可能創造社會公平。另一方面，在意識領域上要倡導積極向上、勤勉愛國的精神風貌與高尚、誠信的社會道德。強調中產階級負有不可推卸的促進社會公正、民主和進步的責任，引導他們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積極參政、議政。同時，社會輿論和廣告媒體不可過度宣揚其經濟財富和生活方式，以免將人們對中產階級的認識引向歧路。 
　　成熟的中產階級必將伴隨著全面的、理性的認同，否則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非但不能帶來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相反，可能因為它的分化而帶來社會的兩極矛盾，這是我們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

  註 釋 
1 傅宏波：〈正在崛起的中國中產階級〉，轉引自中國財經資訊網，文章來源：http://info.news.hc360.com/html/001/002/003/013/41012.htm 
 
2 張宛麗：〈現階段中國社會分層近期研究綜述〉，轉載自中國社會學網，文章來源：.cn/shxw/zxwz/t20040712_2272.htm。 
3 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巨流圖書公司，民國82年9月版，頁83。  
4 jenkins richard: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3-4.  
5 劉愛玉，周暉：〈制度變革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內部分化與認同差異〉，轉載自中國農村研究網，文章來源：.cn/big/zdbggczgrj.htm。 
6 jackman, mary r. & robert jackman 197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8.  
7 王思睿：〈「中產階級」如何形成─兼與洗岩商榷〉，文章來源：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24&id=10361&replyid=10361&star=3&skin=  
8 duncan otis dudley,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problems in measurement of trend." ch. 13 in indicator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eleanore bernert sheldon and wilbert e. moor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8.  
9 鄭航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157-159。 
10 duncan otis dudley,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ch. 6 in occu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edited by albert j. reis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11 蔡淑鈴、瞿海源：〈主客觀職業階層結構研究：初步探討〉，台灣社會現象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主編。 
12 李春玲：〈當前中國人的社會分層想像〉，轉載自學說連線、中國社會學網，文章來源：/htm/zlsh/shrw/2004-02-11-16019.htm  
13 李春玲：〈中產階層：中國社會值得關注的人群〉，轉載自中國網，文章來源：/readnews.asp?newsid=%7b5372aea5-810e-45d4-977b-d5f21c71ea6a%7d 
14 stanislaw ossowski,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6-7. 
15 李春玲：〈當前中國人的社會分層想像〉，轉載自學說連線、中國社會學網，文章來源：/htm/zlsh/shrw/2004-02-11-16019.htm  
16 蔡淑鈴：〈中產階級的分化與認同〉，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巨流圖書公司民國82年9月版，第87頁。  
17 中國人有「中庸」意識以及「愛面子」的心態，即使經濟條件很差的人，也寧願把自己歸為「中下層」，而不願歸屬為「下層」。所以筆者認為，如果把自己歸為「中下層」的比例拿掉，自我認同為社會中層的比例就是應該是比較沒有水分的。  
18 李春玲在其〈當前中國人的社會分層想像〉中提到：如果具有相同經濟特徵的人把自己都歸為同一類人或相似的社會經濟（等級）位置，即表明他們有群體或階層（階級）的歸屬意識或地位的認同感，這意味著這些人具有強烈的社會區分意識。反之，如果人們難以給自身明確定位，或者主觀定位與其客觀的社會經濟狀況缺乏一致性，即意味著他們對社會經濟差異的體驗和認識並不深刻。轉載自學說連線、中國社會學網，文章來源：/htm/zlsh/shrw/2004-02-11-16019.htm。  
19 〈改革大局面臨重大風險 眾眾認同階層偏下〉，轉載自中國網，文章來源：http://info.news.hc360.com/html/001/002/003/013/526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