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国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发生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层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与参照群体比较中认同阶层比较低的人群。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例如，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个人所持的态度，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 

人们往往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抱有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产生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而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干群之间冲突程度、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冲突程度、劳资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等，都与人们的认同阶层密切相关。wWw.11665.cOm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整个社会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时候，贫困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贫困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感知，因而客观的贫困群体会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普遍处于小康生活状态时，认同阶层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指标。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认同于哪个社会阶层，就会从那个社会阶层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目前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应当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 

2.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即便是将我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我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我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我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我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这个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于一般国际发展经验的曲线，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在特殊因素和一些新因素的影响下，继续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我国的特殊因素包括，非技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等；新因素则包括，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快速提升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收入的影响，以及信息成本快速降低导致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变化和中等管理阶层重新分化。 

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我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现象，潜藏着一种发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3．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人们在利益格局变动中所处位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冲突倾向，从利益的损失到实际的冲突行动之间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根据统计分析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会趋于严重。 

因此，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另外，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适当的补偿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也是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4．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调查中发现，“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者都认为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迅速致贫”者的社会冲突心理，认为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者更易于形成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但通过深入研究可发现：“迅速致富”（“在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者也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 

造成生活快速富裕的人群也有较强社会冲突意识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尽管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有好处这一观点，但多数人都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满，希望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更加适度合理；在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富裕阶层也对自身财富的安全产生担忧。其次是因为人们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调查结果显示，最高层人员中有35.4%的人不同意多征有钱人的税帮助穷人，还有13.6%持无所谓的态度，两者相加约有一半的社会高层人员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 

5．城市公众对干部的看法应当引起深思。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其中，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有55.4％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共识。按照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认同阶层这两种不同分层标准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人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人员中，约有70％左右的人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 

城市公众产生改革开放中干部获益最多这种看法，与不同职业群体实际收入状况的比较结果并不一致。公众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下海”已不再是“发财”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公务员成为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比较完备的职业；二是某些官员中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城市面临着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是失业下岗问题，占被调查者的70.4%；二是腐败问题，占被调查者的54.7%。这项调查结果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6.公众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感受最为强烈。多数城市公众都认为，当前我国劳资冲突的问题比较严重。其中有两个比较醒目的结果：一是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问题感受最强烈。调查者在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四种类型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时，认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冲突最为严重的人数最多，这与我国私营企业用工和管理制度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证等现实原因有关。二是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判断对其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最为显著。分析表明，对“国企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的判断，是影响人们对整体社会冲突感受的最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国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人们对国企劳动关系冲突的心理承受程度比其它类型企业要低。 

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人们对劳资冲突看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符合常识判断的因素，如职业地位较低、收入水平较低、自我认同阶层较低的人群以及近年来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人群，都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比较严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容易忽略的新因素，如教育水平较高者、年龄较轻者和居住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人群，对劳资冲突问题更为敏感。人们对劳资冲突强度的判断越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就越低，他们越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并对整体社会冲突程度作出较高的判断，在实际的行为倾向上，他们也越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冲突行为来处理矛盾和纠纷。随着人们教育素质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劳资冲突问题将更加关注；而在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损害劳工利益，从而导致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有效地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将是保持未来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