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史辨派”的影响，钱穆曾说：“《古史辨》不胫走天下，……三君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1](p1046-1047)由此可见，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是“古史辨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在这三人中，胡适与顾颉刚的关系已不乏论列，但不知为何，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却迄今仍然缺乏系统的阐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展开专论。
一
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首先体现在他一再鼓励顾颉刚要勇于“疑古辨伪”。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顾自己与钱玄同结识时曾说：“玄同先生，我虽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画《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2](p49)可见，二人正是在“疑古辨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共识。WWw.11665.com此后，钱玄同还一再对顾颉刚表示：“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3](p224)，“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3](p251)。当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史学界激起“古史大讨论”时，钱玄同又立即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二文，对顾颉刚表示公开支持。他明确肯定顾颉刚这一见解“真是精当绝伦”，“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3](p235)，并提出：“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3](p253)与此同时，他还疾声呼吁：“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此极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3](p255)为了表明“疑古”的态度和决心，他甚至还在1925年8月废姓，直接以“疑古玄同”为名。同年12月，当顾颉刚筹划在《国学门周刊》刊登“《说文》证史讨论号”、反击柳诒徵的批评时，钱玄同也予以积极响应，他撰文声明：“他们看错咱们啦。咱们对于一切古书，都只认为一种可供参考的史料而已。对于史料的鉴别去取，全以自己的眼光与知识为衡，决不愿奉某书为唯一可信据的宝典。”[3](p265)
至30年代，钱玄同的疑古态度愈发弥坚，他重申：“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3](p135)，“总而言之，咱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们，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3](p304)与此相较，胡适虽在20年代初屡屡鼓励顾颉刚“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2](p12、15、23)，但到了1929年却向顾颉刚宣称：“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2](p13)由此看来，钱玄同在30年代仍然提倡“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显然更具有“疑古”的彻底性，柳存仁在《纪念钱玄同先生》一文中就评价说：“在古史运动初期的时候，（他）最能发挥疑古的精神，这是一般人士都公认的”[4](p154)。
而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顾颉刚也一再提及钱玄同的鼓励。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说：“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迅速。”[2](p80)在晚年所撰《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他也写道：“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2](p12)
二
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影响，还体现在他不断启发顾颉刚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
如前所述，顾颉刚与钱玄同最初是通过编辑《辨伪丛刊》结识的，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曾经咨询钱氏：“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2](p23)对此，钱玄同明确答复说：“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东壁、康长素、崔觯甫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尽有他们据以驳‘伪书’之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的。……所以我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为尤重要。”[3](p221)
今天看来，正是由于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而且强调后者，才使“古史辨运动”超越了传统疑古辨伪的范围，进为“疑古”史学。而在这一方面，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启发是极为关键的。台湾学者杜正胜便指出：“疑古之风演成一股潮流，虽数顾颉刚出力最多，但钱玄同才是灵魂人物，唯有他的辨‘伪事’更甚于‘伪书’的明确主张，疑古作风才进入史学的领域。”[5]
此外，钱玄同还大胆地号召“辨伪经”。他曾经向顾颉刚指出：“我觉得宋以来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是也” [3](p234)，“‘六经’在古书中不过九牛之一毛，但它作怪了二千多年，受害的人真是不少了；它作怪时用的许多法宝之中，‘伪书’和‘伪解’就是很重要的两件，我们不可不使劲来推翻它”[3](p250)。
鉴于此，钱玄同一再鼓励顾颉刚勇于“疑经”。他说：“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 [3](p228)，“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3](p136-137)。
在具体实践中，钱玄同也身体力行地积极“辨伪经”。他在192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即曾写道：“我极想采王充以来直到现代凡‘疑经’之论汇为一编，为推翻‘六经’之参考资料，……辨伪经实比辩伪子、伪史大，其重要因为子、史向不为人重视，打倒几部伪的，大家并不觉得什么，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所关极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则非信为真正古史，即尊为‘微言大义’，于历史上、于学说上皆有损害也”[6](p2453-2454)。在1923年2月9日致顾颉刚信中他又再次表示：“一年以来，我蓄志要搜集关于‘群经’之辨伪文字。我以为推倒‘群经’比疑辨‘诸子’尤为重要。因‘诸子’是向来被人目为‘异端’的，……若‘群经’则不然。……然正惟其如此，咱们所肩‘离经叛道’之责任乃愈重。”[3](p233)
从后来“古史辨运动”的发展方向来看，钱玄同这种观点显然具有转折性意义。顾颉刚即曾回顾说：“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2](p49)。胡适也评价：“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了他认为可靠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考而后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7](p336)
三
除了以上几点外，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还在于他一再号召顾颉刚打破“今古文之争”的壁垒。
无可否认，钱玄同一生对今文经学较为偏爱，周作人即曾回忆说：“他总以今文学派自居，定别号曰‘饼斋’，刻有一方‘饼斋钱夏’的印章，就是到了晚年，也仍旧很爱这个称号的”，但周氏同时也指出钱玄同“对于公羊学派那一套微言大义并不相信”[4](p11)。这也就是说，钱玄同虽然偏爱今文经学，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今文家。事实上，钱玄同在1921年3月23日致顾颉刚信中便自述：“我前几年对于今文家言是笃信的，自从一九一七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3](p225)。可见，自1917年始，他已经打破了今古文的“家法”观念。而从后来的研究实践来看，钱玄同确实摆脱了今古文之争的困扰。
首先，他对今文家与今文经都进行了严厉批评。1923年1月15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说：“东汉之古文家，对于五经的观念实比西汉的今文家要正确，而且能够渐渐找出条例来。……章太炎师以古文家自命，他讲经虽不能斩尽葛藤，然实贤于夸大之今文家，如康有为、夏曾佑等。”[6](p2478)与此同时，他还对胡适指出：“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2](p27-28)这显然说明他并非一味维护今文家。至于今文经，他也做出了严厉批评。1925年9月22日，他在致顾颉刚信中就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所以对于今之《左传》，认为它里面所记事实远较《公羊传》为可信”[3](p261-262)，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早年对《公羊传》的迷信态度。1931年，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又再次重申：“说到史料，不但古文经靠不住，即今文经中靠得住的史料也就不多，因为其中羼杂了些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3](p309)至1935年1月20日，他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更写道：“今文经固然不是全伪，然伪经亦正不少”[8]。
其次，对于今文学的具体观点，钱玄同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众所周知，今文家认定“六经”为孔子所修，其中蕴含了所谓的“微言大义”。而钱玄同则根本反对此说法。他在1923年5月25日致顾颉刚信中就说：“‘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3](p238)1925年12月13日，他再次对顾颉刚强调说：“康、崔两君虽能推翻壁中古文经，但是他们俩是根本相信孔子定‘六经’那件事的；……咱们现在则不然，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经’那件事，对于所谓‘经’也者，只认为是古代留下来的几篇文学作品，几本档案黏存，几张礼节单子，几首迷信签诗，几条断烂朝报而已。”[3](p278)到了1930年12月19日，他在致胡适信中更明确表示：“孔子一生，我以为是并没有著过书”[9](p122)。显而易见，这些观点都是与今文经学相悖的。
再次，钱玄同还一再呼吁破除门户之见，对今古文加以平等的研究。钱玄同先后师从晚清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位大师——章太炎与崔适，故此“能够洞悉两派的是非”[4](p141)。他在192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便说：“清代的古文家章炳麟，痛驳微言大义之说，不信孔子有作经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今文学家的云雾。今文家的康有为发明古史不足信之说，不信有周公制礼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古文家的云雾。”然而在他看来，“清代的也有乌烟瘴气之处，此则中汉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拨开孔子作经的云雾，而仍躲在周公制礼的云雾之下；康君能拨周公制礼的云雾，而仍躲在孔子作经的云雾之下，此其蔽也。我们现在应该取他们拨云雾之点，而弃他们躲在云雾下之点，则古史真相才能渐渐明白的披露了”[6](p2448-2449)。这说明他清醒看出今古文之争的弊端，从而跳出了这一窠臼。在1931年撰写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他更是尖锐批评说：“古文家和今文家是一丘之貉，今文家攻击古文家是吃醋，如师丹、范升是，古文家攻击今文家是阴谋，如刘歆是，都够不上说怀疑”[3](p165)，并主张：“我以为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3](p217-219)1935年1月20日，他在致顾颉刚信中又说：“现在都应该平等看待，不问今古，不问汉宋，折善而从，无须是丹非素，出主入奴。”[8]
与此同时，钱玄同甚至还根本反对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提法。他说：“我认为‘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这两个词，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今文与古文是一定要考证明白的，因为有真伪之别，在史料上的关系甚大，但并无所谓两家之‘学’”[8]，“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3](p211)。这无疑充分表明钱玄同已彻底打破了今古文之争的壁垒。对此，其挚友黎锦熙曾为之申辩：“有人把他专拉作‘今文’学家，……这也是错误的。”[4](p77)周予同也说：“他们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他们不是旧的史学家而是新的转变期的史学家。”[10](p546)甚至对钱玄同“疑古”持保留意见的徐旭生也公允地评价他“素不主张门户”[4](p37)。
更为重要的是，钱玄同的这种观念还对顾颉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中，顾颉刚就曾回顾说：“1920年我在北大毕业之后才认识钱玄同先生。……他兼通今古文而又对今古文都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面目……’……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了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上的一件大公案做最后的判断了。”[11](p4)
四
此外，钱玄同还在许多方面启发丰富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学说。
众所周知，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基础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亦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p52)，也正所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2](p65)。而客观来看，这种观点源于崔述，钱穆就指出：“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12](p167)，胡适也说：“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说：世益晚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2](p192)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史辨派”中最早注意崔述这一观点的是钱玄同。早在1912年1月26日的日记中，他便写道：“崔先生谓凡秦汉经师传授，不可信者甚多，盖愈远而人愈详，如《七略》详于《史记》，东汉人说详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经典释文》则传述人最为详备，岂有愈远愈详之理？则必不可信。……此说最为坚确。”[13](p1043)而从顾颉刚萌发“层累说”的经过来看，他与钱玄同曾有过密切交流，其首次揭櫫“层累说”的文章即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由此来看，他对于崔述这一观点的关注，或许与钱玄同的启发不无相关。
此外，顾颉刚关于伪史料的“移置”主张或许也是受到钱玄同启发。这里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古史辨派”虽然力辨诸书，但也并未完全抹杀伪书的价值，而是主张将其“移置”至适当的时代。关于“移置”，时下学界多称引陈寅恪1930年6月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述，“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14](p280)。这固然不错，但是却忽略了“古史辨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实际上，较早系统提出这一主张的正是“古史辨派”
在1923年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就曾阐发说：“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2](p60)，这无疑说明他此时已萌发了“移置”伪史料的主张。至30年代初期，顾颉刚又一再表示：“倘使不用了信仰的态度去看而用了研究的态度去看，则这种迂谬的和伪造的东西，我们正可以利用了它们而认识它们的时代背景”[8](p259)，“许多伪史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一般人以为伪的材料便可不要，这未免缺乏了历史的观念”[15](p8)。至此，“移置”说显然已正式形成。
此后，顾颉刚还屡屡澄清说：“我们的辨伪，决不是秦始皇的焚书。不过一般人确实常有焚书的误认，所以常听得人说：‘顾颉刚们说这部书伪，那部书伪；照这说法，不知再有什么书可读！’这真是太不了解我们的旨趣，不得不辨一下。我们辟《周官》伪，只是辟去《周官》与周公的关系，要使后人不再沿传统之说而云周公作《周官》。至于这部书的价值，我们终究承认的。要是战国时人作的，它是战国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若是西汉时人作的，它便是西汉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这原是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办法，有何不可”[16](p18-19)，并明确提出：“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这便是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17](p62-63)
由此可见，“古史辨派”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抹杀伪书的价值，而是主张将之“移置”至适当的时代，以作那一时代的研究材料。而且从提出的时间来看，“古史辨派”比陈寅恪要早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古史辨派”中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钱玄同。早在1922年9月1日，钱玄同在致胡适信中便指出：“自来造假书最有名的人是刘歆和王肃，但此二人所造的伪书，尽有他的价值，未可轻于抹杀。”[9](p109)1923年4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说：“辨伪诚是整理国故中第一件大事，但辨伪的意思完全为求真相，就是对于大家都说是张三做的文章，我们觉得有些可能，于是考证，考证的结果断定这是李四做的，不是张三做的，如此而已，至于张三李四的好坏优劣这是另一问题。李四的话也许简直是胡说，也许略有道理，也许和张三有同等的价值，也许过于张三远甚，决不可一概抹杀。比如《礼运》和《周礼》，说它不是孔丘和姬旦作的，这是不错的，至于它的价值，不但《周礼》的组织远非姬旦所能梦见，即《礼运》的思想恐怕也比孔丘要进步了。”[6](p2622)而在1923年5月25日致顾颉刚信中，他也写道：“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乱抄乱说的固然不少，至于《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无价值。我很佩服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疑古’的求真态度，很不佩服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的卫道态度。”[3](p249)1925年12月13日，他又再次致信顾颉刚说：“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是《周礼》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汉间道家的思想。……就是假书也是一种史料哇。《周官》如其是刘歆他们造的，便是关于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史料；《公羊》便是周汉间一部分儒者的思想史料，或者就是董道士的思想的史料。”[4](p265-267)
显而易见，钱玄同十分重视伪书的历史研究价值，并非一味“蔑古”，黎锦熙在挽诗中即为其申辩：“疑古原非蔑”[4](p93)。另外在“移置”说上，他早在1922年9月1日致胡适信中就已有所阐述，是“古史辨派”中最早提出这一见解者。而从当时顾颉刚与胡适交往的密切程度来考察，很有可能是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萌发了这一思想。而且，钱玄同随后在致顾颉刚信中对此仍一再阐发，这无疑对顾氏在30年代前后正式形成“移置”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基本精神还是具体观点上，钱玄同都对顾颉刚予以了积极的支持和精心的指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将他视为“古史辨运动”的灵魂人物[5]，这一评价应当说是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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