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传播的记载

    韩国古称高丽、朝鲜，自古以来向往中华文化，对中国刊行的文献典籍十分爱好，中国文人多次提到朝鲜人好书的习惯，如明末陈继儒(1558-1639)在《太平清话》中就说：
    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
    购买书籍，往往是朝鲜赴华使臣的主要活动之一，中国刊行之古书在中国已佚，反而在韩国找到的例子，古今共有。譬如最近在韩国学者和海外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发现失传四百年的明末话本小说集《型世言》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中国小说流传到韩国的历史比较早，在高丽时代以前有些古代文言小说集如《太平广记》、《搜神记》等已经流行，到了朝鲜时代初期《剪灯新话》大量流传于朝鲜各地，其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在韩国各图书馆还藏有《剪灯新话》多种，《剪灯新话》是明初瞿佑的文言小说集，明正统七年（1442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书查禁此书，该书被列入禁毁小说之列，这是也禁毁小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李时人的《中国禁毁小说大全》（1992年）和李梦生的《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中都著录有《剪灯新话》。这部书在朝鲜的流传可能很早，朝鲜时代初期文人金时习(1435-1493)就已经看到此书，并从中受到启发，自己创作了类似此书的《金鳌新话》。wwW.11665.cOm《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六三（1506年）中有记载说，光海君(1495-1506)下令赴燕的使臣（谢恩使）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作品。

二、朝鲜对中国小说的禁止和当时爱好小说的风气

    朝鲜的卫道文人，坚持正统儒家思想，主张这些迷惑人心，坏乱风俗的小说应被禁止，因此对于《剪灯新话》的内容，在朝鲜朝廷起了不少的论争。《宣祖实录》（1569年）中有一条长文，专门讨论小说问题。当时的大臣奇大升说：
    《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校书馆私给材料，至于刻板，有识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闾巷之间争相印见。其间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亦多有之矣。《三国志衍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当禁不正之书，此其为害，与小人无异也。
    不过也有一些肯定该小说的文人，譬如有一位庶子出身的学者林芑（注：林芑（约于16世纪后半期在世），号垂胡子，庶孽出身，吏文学官，当时庶子出身的，法律上不能被正式任命为朝廷高级官吏。），曾在《剪灯新话》上加以注释，刊行《剪灯新话句解》。按照他自己写的跋文，注释工作完成于1549年，而由于种种原因延到1599年终于刊行，此书中另有尹春年（注：尹春年(1514-1567)，字彦文，号学音、沧洲，曾订正《剪灯新话句解》。）的《题注解剪灯新话后》一文，现存残缺部分。
    朝鲜到了英祖(1725-1776)，正祖(1777-1800)的时代，从中国流入的通俗小说的分量更多，种类也更多了。而且给当时文人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因此朝廷数次论议禁止输入及阅览通俗文学。终于正祖大王严格禁止由中国输入小说之类。《正祖实录》卷二四（1787年）中说：
    至于书册则我国人家溢宇充栋者，无比唐本，虽于已出本，耽看足为该洽，人亦足为文章，士更安用多购乎。最所切可恶者，所谓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杂说，尤有害于世道，观于近来文体，浮轻唯杀，无馆阁大手笔者，皆由于杂册之多出来，虽不必设法禁防，为使臣者，若能禁其已甚，犹贤于荡然。此意令使臣如悉。至于杂术文字，元事目中，别立科条期于痛禁。
    虽然朝鲜朝廷数次要禁止中国小说的流传和阅读，但是难以抗拒洪水般的时代的趋势，1800年代以后更多的中国小说流入朝鲜，甚至在士大夫或者朝廷大臣中也出现积极赞同的小说读者，如李相璜（注：李相璜(1763-1841)，1820年当吏曹判书，1824年当左议政，1829年以奏请使赴燕，1838年升为领议政（宰相）。）。李裕元的《林下笔记》中有一条《喜看稗说》就介绍李相璜喜欢小说的情况：
    桐渔李（即李相璜）平日手不释者，即稗说也，毋论某种好阅新本，时带译院都相，象译之赴燕者，争相购纳，积至累千卷。
    虽然他是身为宰相的高级官员，却非常喜欢小说，竟收藏数千卷的小说作品，已经是不寻常的。洪翰周的《智水拈笔》中有记载李相璜喜欢小说戏曲类的更详细情况，他所以喜欢小说的理由在于小说是崭新的文体。
    桐渔主小说，酷爱《西厢记》，常曰：“凡有字之书，见时虽好，掩卷则已。惟《西厢》一书，见时好，掩卷愈味，想像肯綮，不觉其黯然销魂，此韩柳欧苏不能为，《左》《国》班马不能为，二典三谟不能为。”虽对饭如厕，手不停披，岂非惑之甚而嗜之癖乎？
    他所喜欢的虽然是《西厢记》，而在当时常把它当做小说。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有些文人已经不管朝鲜朝廷一直强调的“文体反正”，很直率地说历代经典，史书，古文的文体远不如这崭新的小说文体。高级文人爱好小说传奇的，在李相璜以前已经有金集(1574-1656，号慎独斋）的例子，但只有对传奇小说的酷爱，而还没有论及长篇小说。
    　　　　

三、淫词小说和《金瓶梅》在朝鲜的流传

    关于中国淫词小说的记录，很早见于柳梦寅（注：柳梦寅(1559-1623)，字应文，号於于堂，艮斋、默好子等。著《於于集》、《於于野谈》等。）的《於于野谈·学艺篇》中，如：
    今年春，新刊中原书七十种，目曰《钟离葫芦》，自西湖所来，淫亵不忍睹闻。独其二事可观世教，其一曰：有一夫病且死，诸子请遗教，曰我死犹著铜环四个柩傍，尔辈听风水言，这搬那搬不知几遭。其一曰：有呆人痴也，失锄于田，妻问在何所，高声曰：在田第数亩。妻曰：如是高声，或有人闻之，失取去何。其人往于田，锄已亡矣。其人归，附耳谓妻曰：锄已亡矣。
    明末时期，中国的江南地区，刊行许多通俗小说，其中包括不少的淫词小说，柳梦寅所指的就是那些小说无疑。这是推断韩国开始流传所谓淫词小说的年代的一个线索。
    至于《金瓶梅》第一次介绍到朝鲜是在许筠的《闲情录》中，那是在1618年以前。许筠是朝鲜时代中期著名的作家，曾在1614、1615年两次到燕京，购买四千余册的中国书籍。（注：许筠《惺所覆瓿藁》闲情录凡例，影印本，成均馆大，大东文化研究院，1961年，246页，“甲寅乙卯两年，因事再赴帝都，斥家贷购得书籍凡四千余卷”。）他的读书范围非常广泛，不但买来明末各种流派的有关文集，甚至包括许多的明代笔记和小说。其实他自己创作了韩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洪吉童传》，又写过不少介绍或评论中国小说的文章，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朝鲜时代许筠才是真正的小说专家。他在《闲情录》中提到《水浒传》、《金瓶梅》的书名，如“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不熟此传者保面饔肠，非饮徒也”（注：许筠(1569-1618)的《惺所覆瓿藁》写于1611年，而《闲情录》一直到他晚年仍在编写中，现在《闲情录》译文收录于许筠《国译惺所覆瓿藁》第4辑，民族文化推进会，1976。）。
    但这不能做为他自己看过《金瓶梅》的证据，因为他所引用的是袁宏道的《觞政》中的句子（注：袁宏道(1568-1610)，《袁中郎全集》卷三。），但袁宏道最早提到《金瓶梅》是在1596年给董其昌的书信中，《觞政》是在后来才写的。袁宏道死于1610年，在当时已经流行他的文集，许筠可能在1614年和1615年赴燕之际，购得袁宏道文集，然后把其中的部分文字直接引用在《闲情录》中。许筠死于1618年，与袁宏道之死相差仅八年，因此可以说，几乎在和中国引起有关《金瓶梅》的传闻的相同的时代，此书即被介绍到朝鲜文人阶层。可惜，当时竟没有人去具体的关心它，后来大部分人也只是加入批评的队伍而已。
    还有安鼎福(1712-1791)的《顺庵集》卷十三中也有看到《金瓶梅》之名，但他首先主张的是淫词小说警戒论，如：
    看书不可以不慎，看淫戏小说不觉有流荡之意，看山水清谈不觉有烟霞之想，看兵阵诸说不觉有武猛之气，看圣贤经传则志平气和，以油然有正大之心。故古人每以杂书为戒。
    安鼎福在另一部著作《顺庵杂书》中，介绍他自己对四大奇书的鉴赏，如：
    余观唐板小说，有四大奇书，一《三国志》也，二《水浒传》，三《西游记》，四《金屏梅》也。试《三国》一匣，其评论新奇，多可观。……四奇之意，不如《三国》之鼎峙，则宁流之为《水浒》，变幻为《西游》，否则托迹于酒楼歌屏之中，而消磨此日月者也，然则其志可悲也耳。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者称《金瓶梅》为《金屏梅》，看起来并不是误看或笔误所致，而是认为这“瓶”的来源是“酒楼歌屏”。是否当时有如此写的版本，还是他虽然说直接看过四大奇书，但实际上没有看过《金瓶梅》？后来李遇骏在《梦游野谈》中也叫《金屏梅》。
    沈锌(1776-1800)所著的《松泉笔谭》中也可看到《金瓶梅》和《肉蒲团》的记录，如：
    大明人物浮浪轻佻……著述文字，如《金瓶梅》，《肉蒲团》诸书，无非诲淫之术。（《松泉笔谭》卷三）
    他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和上面的安鼎福一样，都是认为这样的书是“诲淫之书”，应该禁止。
    但到了李圭景，其观点稍为改变，他有意撇开个人表示极度憎恶的态度，而正面讨论小说的作者、主题问题，又介绍传闻和轶事。李圭景(1788-?)是博学多识的人物，他一生不出仕，只是在隐居中著述几部大作。他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有三篇关于小说的文章，那是《稗官小说亦有微补辩证说》（卷四五）和《小说辩证说》（卷七）以及《剪灯新话辩证说》（卷四七）等，其中《小说辩证说》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主要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戏曲《西厢记》（注：当时朝鲜人把《西厢记》当做小说看，因此他在这条下又提到《桃花扇》、《红楼梦》、《续红楼梦》、《水浒志》、《列国志》、《封神演义》、《东游记》、《聊斋志异》等戏曲、小说作品多种。）等。在此我们看介绍《金瓶梅》的一条，其文如下：
    《金瓶梅》，世以为王弇州世贞作，亦未可知也，弇州岂有是哉，大抵嫉酒色财气之人而作也。
    宛平王崇简《冬放笺记》：近见永川申处士涵光《荆园小语》，如云：“每怪世人极赞《金瓶梅》，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切中世病，无过此语者也。按《王考杂抄》中，金人瑞圣叹康熙朝著《续金瓶梅》传奇，借金源氏乱中华以讥清朝，又譬国舅王果行淫以讥之，事觉磔死之。与其子同死，临刑口号曰：“莲子心中苦。”谓连子而死，中心悲苦也。仍顾其子曰：“汝其联之。”其子即对曰：“离儿怀内酸。”梨者离也，谓父子附离而死，即腹内酸痛也。圣叹被祸之事不少，概见于书史，译人金庆门入燕，有人潜道之如此。其书昂贵，我英庙乙未（1775年）永城副尉申绥（平山人相晚子）使首驿李谌始贸来，一册直银一两，凡二十册，版刻精巧。
    李圭景在此收录有关《金瓶梅》的传闻和轶事，至于作者问题，他虽然提到王世贞作者说，但他自己并不很相信其说法，只是推测说可能有一位痛恨酒色财气的人作这部小说。他又根据王崇简的《冬夜笺记》指出此书的特色，这条资料不涉及对《续金瓶梅》作书的主旨的分析，但《续金瓶梅》并不是金圣叹所作，而由紫阳道人丁耀亢所作，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本比较多，也有他人故意拉扯他的名义的版本，但与此书却无关，可能在当时由于金圣叹的不幸的结局，有人把他和《金瓶梅》相联系。材料还表明，这条传闻也是属于朝鲜译官到北京打听而来的，是否能在中国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传闻，尚不得而知。
    至于此书在中国的价钱，李圭景又提供给我们另外的一条材料。当时朝鲜的地方官吏申绥请托赴燕京的译官首长李谌购买《金瓶梅》而带来的时候，书价比较昂贵，每册付出银一两的高价，买了一部共二十册，但刻版很精巧。这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时候，当时银一两的价值，笔者不太清楚，但认为并不是很便宜的。由此可知当时精刻本《金瓶梅》的贩卖情况。

    洪翰周所著《智水拈笔》中提到中国小说的部分，其中多谈《水浒传》，再提到《列国志》、《三国志演义》、《西游记》、《西厢记》、《隋唐演义》、《女仙外史》、《金瓶梅》等小说。至于《金瓶梅》部分，他就说：
    而《金瓶梅》一书，淫荡尤甚，世传为弇州所作。文人虽曰游戏翰墨，弇州以父祸更不出仕，位至南京刑部尚书，为万历间耆宿，名重天下，何至作此等不经文学，殊可叹也。
    洪翰周对《金瓶梅》的作者的认识也不出于当时一般文人的观点，即表示对王世贞的尊敬，然后怀疑他的作者身份。
    李遇骏（注：李遇骏(1801-1867)，号梦游子，成均馆生员，著《梦游野谈》，晚年随行使臣赴燕，著《燕行录》。）的《梦游野谈》中有一篇关于小说的文章，他先说朝鲜小说如《南征记》、《九云梦》、《彰善感义录》、《玉麟梦》等，再说中国小说，其文如下：
    中国人多为小说，余见正阳门外册肆积堆满架，而太半是稗官杂说。盖江南西蜀举子应举上京，见落者，路远不得还，留待后科，作小说印刊，卖以资生，故其多如是。其中有称四大奇书，即东都施耐庵所著，而金圣叹为评，以为天下之书无加于此。盖耽嗜经史，专治科业者，斥之诞妄不经之文，平生未尝一寓目者亦多矣。然而，余观作者之意至深且远，非等闲文字也，一曰《金屏梅》，是说富人西门庆，蓄妾于一室中，恣行欢谑，曰金曰屏曰梅诸女，妒宠猜美，各以十三省方语，自相戏慢，是举其一家而言也。
    李遇骏所记录的是他自己直接去北京看正阳门外琉璃厂（注：正阳门正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元大都之丽正门，明正统年间改称正阳门，现在的北京前门。前门外边就是琉璃厂书店街。）的经验，又照自己的观点分析作小说的社会的原因和背景，然后再介绍四大奇书。他对四大奇书的评价是比较肯定的，但说四大奇书为施耐庵所著，金圣叹所评，是不够准确的，这只是《水浒传》而已，并不代表四大奇书全部。他在下面介绍四大奇书时，其次序和我们一般的排列不同，一曰《金瓶梅》，二曰《水浒传》，三曰《三国志》，四曰《西游记》，最后提及《西厢记》。如此排列，大概是由于各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渐渐扩大，由家庭、社会、国家以至国际或宇宙。
    赵在三(1808-1866)在《松南杂识》（注：《松南杂识》，亚细亚出版社影印本，1018页，1986。）中也警告卫道君子和年轻学生不应阅读《金瓶梅》、《红楼梦》之类的诲淫小说。在《松南杂识》的《稽古类·西厢记》条，他说：“《金瓶梅》、《红楼浮梦》等小说不可使新学少年律己君子读也。”当时朝鲜文人大多数认为小说等通俗文学可以害人心坏风俗。不管他们直接读过淫词小说与否，反正他们明确主张《金瓶梅》、《肉蒲团》以及《红楼梦》等小说对年轻读书人的学习过程有害无益，因此他们极力反对这些小说的输入、传播或刊行。
    　　　　

四、韩国历代小说书目中的禁毁小说

    古代韩国还没有像样的小说目录，只是在王朝实录或者一些文人的文集中可以找到目录，如朝鲜王朝实录中的《燕山君日记》和许筠的文集等书。燕山君下令将购得的书目中《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娇红记》等列于禁毁小说目录。许筠自家藏书非常多，对小说方面也很精通，他在《惺所覆瓿藁》中的《西游记跋》一文中曾介绍自己阅读过的许多中国小说的特征。后来李圭景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小说辩证说》所提到的目录中，也有《金瓶梅》、《续红楼梦》、《续水浒志》等。
    但是关于当时流行的小说目录记录得比较全面的应是完山李氏所写的《中国小说绘模本》。（注：完山李氏序，金德成外面《中国小说绘模本》，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3。此书现藏于汉城国立中央图书馆，原书标题为《支那历史绘模本》，是日本统治时期重新装订时所加的，现在按照原书的内容改称《中国小说绘模本》。）在“壬午年（1762年）闰五月初九日”完山李氏在昌庆宫丽晖阁所写的小叙文中，罗列了83种书目，其中74种是小说目录。此书原来收录历代中国小说的插图128幅，其中《西游记》（40幅）和《水浒传》（29幅）的最多。除了插图的作品以外，小叙所提到的目录中，至今比较少见的很多，这引起学界的注意。完山李氏先说了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之后，最后提到所谓“淫谈怪说”的作品如下：
    曰《浓情快史》，曰《昭阳趣史》，曰《锦屏梅》，曰《陶情百趣》，曰《玉楼春》，曰《贪欢报》，曰《杏花天》，曰《肉蒲团》，曰《恋情人》，曰《武梦缘》，曰《灯月缘》，曰《闹花丛》，曰《艳史》，曰《桃兴图画》，曰《百抄》，曰《何涧传》。
    由此可见，无论当时和现在仍然不容易看到的珍贵小说的目录都收录在此，显示当时在宫中生活的完山李氏或者士大夫家庭的妇女们已经接触相当多的中国小说，甚至包括当时严禁的淫词小说在内。这是我们以前想像不到的。如果再包括另外所提到的《弁而钗》、《艳异编》、《禅真逸史》、《禅真后史》、《隋唐演义》、《樵史演义》、《皇明英烈传》、《拍案惊奇》、《今古奇观》、《五色石》、《东游记》、《水浒志》、《剪灯新话》等禁毁小说（注：这里所引用的作品属于《中国禁毁小说目录》（李时人、萧相恺、古亦冬、李梦生等的著作）中二处以上被收录的小说。因此虽然不是淫词小说都著录在内，但只有一个地方所提到的作品，没有包含在内，如《山中一夕话》（萧相恺），《开辟演义》（萧相恺）等。），完山李氏所提到的著名的禁毁小说竟达到三十来种，其中有些作品在朝鲜的其他文献中没有出现而在此已经被著录，可见其流传到韩国的时期确是比较早的。但18世纪后期在朝鲜流传的这些作品现在很难找到，目前在韩国所藏的书中，只不过有《金瓶梅》、《肉蒲团》、《浓情快史》等几种而已。
    在此再把完山李氏所提的淫词小说加以说明。《浓情快史》为清代的嘉禾餐花主人所作，共30回，是武则天的故事。此书现在东亚大学石堂文化研究院藏有一部抄本，共15回，6册（注：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介绍（萧相恺），《浓情快史》共30回，但东亚大学藏本却把原作的第16回改称第1回，把原作的第1回到第15回都省略，没有收录。），半页8行，12字，抄录得比较宽敞。《昭阳趣史》为明代淫词小说，古杭艳艳生所作，是汉代赵飞燕的故事。《锦屏梅》可能就是《金瓶梅》，朝鲜文献中把这部小说多处写成《金屏梅》。现在韩国所藏《金瓶梅》版本大略15种左右，主要是《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即张竹坡评本）和清代后期的其他版本，还有《金瓶梅》的改题本《肖像第一奇书钟情传》（延世大所藏）。《玉楼春》为清代小说，白云道人所作，共24回，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曾说“《太楼春》、《宫花报》稍近淫佚”（注：见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贪欢报》就是《欢喜冤家》，共24回，明末西湖渔隐主人所作，由于清代多次遭禁，书名又改题多次。《杏花天》为清代小说，又名《闺房野谈录》，共14回，古棠天放道人所作。《肉蒲团》为明末清初出现的著名淫词小说，据刘延玑的记载作者是李渔，但仍有怀疑。此书流传在朝鲜可能比较早，而且传播得很广泛，正统文人经常把它和《金瓶梅》一起提到，说是应该禁止的淫词小说。《恋情人》是清代小说，一名《迎风趣史》，共12回。《武梦缘》也是很少见的禁毁小说，《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也没有收录，鲁德才教授知道日本佐伯市立图书馆和中尾松泉堂各藏一部，把它影印回来，现在由朴在渊教授校勘刊行流通了。（注：《武梦缘》，汉城，学古房，1995。附录为鲁德才《武梦缘解题》（1990年10月所写，后来收录于李时人《中国禁毁小说大全》158～159页）。据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的说明，《武梦缘》遭禁之后，改名为《恋情人》，但完山李氏却同时罗列这两部书，是否当时没有直接看到原书，还是其中另有原故，待考。）《灯月缘》为清代小说，槜李烟水散人所作，此书原名为《春灯闹》，刘廷玑的《在园杂志》中有记载：“《灯月缘》、《肉蒲团》、《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间传》、《痴婆子传》则流毒无尽”，可见此书出现于康熙年间。《何涧传》可能就是刘廷玑所说的《河间传》，当时完山李氏有所接触，但目前没有发现原书。《闹花丛》为明末清初的小说，共12回，姑苏凝情士所作。至于《艳史》，有《钟情艳史》、《桃花艳史》、《妖狐艳史》等3种，不知指的是那一种。另外《弁而钗》也是著名的淫词小说，而完山李氏却不将其列于“淫谈怪说”的作品中，此书为醉西湖心月主人所作，书分四卷，每卷五回，述一个故事，曰《情贞记》、《情侠记》、《情烈记》、《情奇记》等。其他如《桃兴图画》、《陶情百趣》、《百抄》等作品不见于各种目录，待考。
    除此之外，完山李氏的小叙文中所收录的《禅真逸史》、《禅真后史》、《樵史演义》、《皇明英烈传》、《拍案惊奇》等可见于历代禁毁小说目录上，在此从略。
    　　　　

五、中国艳情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

    中国禁毁小说如《金瓶梅》流入到朝鲜，引起了艳情小说的创作热情，李相翊在《韩中小说的比较文学的研究》一书中《艳情小说如金瓶梅》一文谈到这些问题（注：李相翊：《韩中小说的比较文学的研究》，三英社，1983。），他比较具体地分析了韩国艳情小说的人物、结构、爱情描写的技巧，主题思想等各方面。虽然《金瓶梅》、《肉蒲团》等淫词小说已经流传到朝鲜，为一些文人私下阅览，但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的思想还不如中国文人开放，韩国文学史上似乎一直找不到类似《金瓶梅》的小说。
    但最近在日本发现一部朝鲜时代后期的汉文小说抄本，引起学界的注意（注：这部作品是现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在山楼藏本（前间恭作）的朝鲜汉文小说，现收录于邓良婉《日本东洋文库本古典小说解题》中，汉城，国学资料院，1994。）。那是石泉主人所作的《折花奇谈》，根据书后的刊记，此书写于朝鲜纯祖九年（1809年），故事发生在正祖十六年（1792年）的汉城，所描写的是作者在年轻时所经历的一段艳情故事。主人公李生在石井口边看到舜梅之时，就魂飞意荡，托媒婆传达自己的爱心，但两人都是有夫有妇之人，虽然相恋长久，由于在中间的媒婆弄奸，再由于舜梅之犹豫不决，更加以舜梅姨母之妨碍，这一对情人只能有一次的欢合，再也不能相见，永远离别。小说形式为三回的章回体制，卷首有作者的友人南华散人的序文和作者石泉主人的自序，每回各有不同字数的回目（第一回为八字，第二回为七字，第三回为六字），每回正文前还有南华子的评论，书后另有南华散人的《追序》，最后有“南华山人，追书于带存堂书室。嘉庆十四年己已端阳后日，石泉主人，追书于熏陶坊精舍”的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南华散人在卷首的序文中直接把这篇小说和《莺莺传》及《金瓶梅》作比较分析说：
    今此折花之说，即吾友李某之实录。详考一篇旨意，则大略与元稹之遇莺娘，恰相仿佛。其曰：“一期二约，三会四遇，竟莫能遂”，其曰：“莺也之自媒”，与红娘之解馋，遥遥相照。又与《金瓶梅》之西门遇潘娘，太相类似。其曰：“三件难事，难且又难”，曰：“青铜银佩之说”，与王婆之口辩无异。奇哉！千载之下，其下说论事，若是近之！其中反有胜焉者，吾友之痛绝鸾也，百忙中能扶彝论之纲纪，梅且伤夫之拙，而未之为害，无乃今之人，远过于古之人耶？
    由此可知，作者一定曾受到《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作者石泉主人和评者南华散人看来平素对中国小说颇为酷爱，甚至对传统的小说评点方式，具有一定的认识或经验。作者在第一回的开头就说：
    壬子年间，有李生者，侨居于帽洞，生得俊雅，风采卓异，颇解诗文，亦一代之才子也。……有一个佳人，名曰舜梅，年方十七，颜不藻饰而千态无欠，身不粧束而百媚俱生，其若柳腰桃颊樱唇鸦鬓，真绝世之秀色。
    这与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安排非常相似，但是作者又安排这一对才子和佳人分别是有妇之男和有夫之女，并不像才子佳人小说的未婚男女的相恋相爱故事，这与南华散人在序文中所提到的《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等人的缠绵情节竟相类似。
    作者在此小说中又运用不少的诗词，尤其以韩国汉文小说作家的身份所写的《一念红》、《桂枝香》、《满庭芳》等词作，更是难能可贵。
    　　　　

六、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的研究概况

    至于对中国禁毁小说的介绍与研究，概貌如下：中国禁毁小说与《金瓶梅》的介绍，在20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只有如上面介绍的一些简单的提及。到了日本统治时期，虽然开始对中国小说进行正式介绍或翻译连载，但仍未对《金瓶梅》或《肉蒲团》等禁毁小说加以翻译。曾经把《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翻译连载，又写过不少评论文的梁建植也没有翻译过禁毁小说，但有他喜欢阅读中国淫词小说的记载，据他的友人赵容万的回忆，梁建植在报社工作之余，经常把中国淫词小说藏在书桌下面独自欣赏，他所看的是清末石印版本，又很热心购买这些小说，赵容万认为当时对中国淫词小说方面最精通的还是梁建植。（注：梁建植(1889-1944)，号白华，小说家，翻译家，中国文学者，关于梁建植阅读淫词小说的资料，见于赵容万《白华的淫书癖》，原载于《民声》，现收录于《梁白华文集》第3辑，江原大出版部，1995。）但目前这些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赵容万对此也表示遗憾。
    其实梁建植在1917年发表的评论文《关于中国小说及戏曲》中介绍中国小说发达略史时，除了四大奇书和《红楼梦》、《镜花缘》之外，还提到《绣榻野史》、《肉蒲团》等淫词小说，可见他对这些小说较早有了了解。
    中国长篇小说大部分在朝鲜时代已经有了全译或节译的翻译本，但最早的韩国语翻译本《金瓶梅》是1956年在汉城正音社刊行的金龙济本，这是以崇祯本为底本缩小而翻译的节译本。后来的译本大多数从此先例，在十余种译本中金东成本（乙酉文化社，1969）、赵诚出本（三省出版社，1971）、李周洪本（语文阁，1986）、李炳注本（明文堂，1991）等流行比较广泛。以第一回由景阳冈武松打虎为开始的万历词话本为底本的是，1991年到1993年陆续出版的朴秀真本（共6册，青年社）和1993年的赵诚出本（共6册，三省出版社），其中朴秀真译本号称《完译金瓶梅》，虽然有一些小问题，但比较完整，对读者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一种河瑾灿改译本（高丽苑，1992），是以原书故事为主，再由改译者随便创作一些情节结构改写而成的。
    至于《肉蒲团》的译本，至今只有三种，如庚文出版社的金春洙译本(1963)、东西文化社的李周洪译本（1971，收录于《中国谐谑小说全集》第3辑）以及改作本《未央生》（韩国经济新闻连载本）等。
    禁毁小说的原本在朝鲜时代曾经在极小的文人社会流传过，但一直没有刊行。据记载，只有《剪灯新话》等几部书在朝鲜时代曾刊行过，其他大部分的禁毁小说到现代几乎没有原本的刊行。最近朴在渊教授校勘刊行了《绣榻野史》（学古房，1995）、《武梦缘》（学古房，1995）、《肉蒲团》（学古房，1996）等三部作品，提供给国内外学界。
    笔者想，韩国将来会发现更多的禁毁小说。目前对这些方面的调查工作仍然很不理想，虽然有过一些集体或个人的调查活动，但还是不太彻底。韩国从朝鲜时代开始非常重视儒家的正统思想，现在还有比较重视面子的风俗习惯，即使有人或有些地方机构藏有这样的禁毁小说作品的古书版本，也不太愿意把它公开或损赠给研究学者。不过，如果将来进一步努力的话，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事实上现存在国家公共图书馆的珍贵资料，也还没有调查得很清楚，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中的禁毁小说书目，也是在最近重新调查过程中所发现的。还有藏于东亚大学石堂传统文化研究院的《浓情快史》抄本也是笔者在前几年调查韩国所藏中国小说版本的时候所发现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和专家学者的帮忙，再访问调查韩国各地的主要图书馆和个人藏书文库的话，相信一定会获得更多更可观的收获，假如我们找到新的材料，将会尽快公开给海外汉学界，以便大家来共同研究古人留下来的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
    至于学术研究，在70年代以前只有简略的介绍文章，1976年李相翊在用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艳情小说与金瓶梅》（注：此文后来收录于李相翊《韩中小说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汉城，三英社出版，1983。）一文中，主要讨论朝鲜时期《金瓶梅》对韩国文学的影响问题。1988年随着安重源的硕士论文《金瓶梅研究》（庆北大）的发表，在韩国正式掀起金学研究的热潮。到了90年代发表了康泰权的《金瓶梅研究》（延世大，1992）和金兑坤的《金瓶梅明清代评语研究》（韩国外大，1993），两者都是博士论文，对韩国学界产生强烈的影响。康泰权的研究主要针对背景论、作家论、作品论等三个部分展开详细的论述和论证，其中讨论作品的内容、人物、技巧与语言、价值与影响的作品论部分占全部论文的四分之三，成为中心论题。而金兑坤的研究则以历代评论文章为对象，分析作者、版本、主题、人物、结构以及语言等各部分的内容。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历代评论包括明末崇祯本的无名氏评点，清初张竹坡评点，80年代新发现的文龙评点以及序跋文和其他笔记杂记中的有关记载。古典小说的评点研究，始于80年代，韩国能有一部研究这方面的专著，也是不容易的。
    这两篇博士论文之后，接着又出现赵美媛的硕士论文《金瓶梅词话的现实认识——以欲望与伦理的对立世界为中心》（延世大，1993）和李无尽的硕士论文《关于金瓶梅两面性的考察》（高丽大，1997）。至于短篇论文也慢慢多起来，最近的有康泰权的《金瓶梅中的性》(1994)，《续金瓶梅研究》(1995)，《金瓶梅中的妓女研究》(1996)，《金瓶梅中的女性研究》(1997)，金兑坤的《金瓶梅性欲描写的意义》(1995)，《金瓶梅的现实认识》(1996)，《金瓶梅人物描写技法研究》(1997)等论文。在比较文学方面，崔溶澈曾写过《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1992)。此外在海外留学生中有金宰民于复旦大学在黄霖教授的指导下写出硕士论文《论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批评》(1996)，又发表了《金瓶梅在韩国》（《金瓶梅研究》第5辑，1993）一文，已把《金瓶梅》在韩国的传播和研究情况介绍给海外学界。
    至于对其他中国禁毁小说的研究则更少，但也有几篇。康泰权发表《中国禁书研究》（《中国语文学论集》第7号，1995），崔溶澈也发表《中国禁毁小说的整理与研究概况》（《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25号，1996年第3辑）和《肉蒲团解题》（《肉蒲团》附录，学古房，1996）。总之，中国禁毁小说的整理和研究，在韩国正在继续发展中，将来会有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