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国经验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构

　　何平：许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种幽暗不明的状态下运用着“社会主义文学”这个概念。其实，六十年中间“社会主义文学”一直没有停止过变化。笼统地说“社会主义文学”可能会掩盖“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复杂性。比如，刚才光芒提到的“人民”，就一直是“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我们从第一次文代会到一九七九年的第四次文代会，再到最近的第八次文代会就可以发现在“人民”问题上的一些调整和变化。而且第八次文代会明显地自觉到历史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当下性。社会主义文学有着自身的建构和转换的历史。今天我们在新的世纪讨论社会主义文学资源，自然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至今的当代中国文学。在这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文学经历了建国后“十七年”、“文革”和一九七六年之后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这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绝对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恒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因此，新的世纪提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构自然也是题中之义。

　　何言宏：我很同意何平的观点。确实没有恒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正是因为这样，才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历史化的研究，而且，这也才决定了我们在未来文学建构中大有可为。何平注意到了国家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行想象和建构的历史活动中“人民”概念的不断修正，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在此方面，我曾研究过一九九○年代以来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想象或者说是建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的“后冷战”或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冷战”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相对减弱，民族国家之间体现于文化方面的紧张关系日益突出。WWW.11665.COm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中国国家的文化战略便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现代性设计的文化方面，成了国家所期许的参与世界性文化竞争的重要力量。文学场域和文学实践作为文化场域与文化实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也很自然地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这样，在整个中国的场域结构中尤为强大的国家场域，便对文学场域产生了不容置疑的“主导性”要求，从而将其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战线。不过，在九十年代的中前期，国家对文学场域的“文化诉求”相对于“意识形态诉求”并不突出。一九九六年，江泽民在“两代会”上的《讲话》诉求更多的是要文学在借鉴和学习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同时，应该“抵制殖民文化侵蚀”并以“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目的。而二○○一年《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的讲话》，却以相当的篇幅突出强调了全球性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的文化战略问题。《讲话》认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努力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使我国加快进入世界生产力发达国家的行列，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在此意义上，“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且“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贡献力量”，便是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建构实践，除了原来具有的意识形态诉求之外，文化诉求变得强烈了。上次“两代会”的情况我没有了解，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我想汪政一定非常清楚。

　　汪政在上次的对话中谈到建立“现代民族叙事伦理”的问题，我觉得意义重大。上面说的是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未来想象或建构，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觉得，汪政说的建立“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在今天的讨论中，又一次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他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想象或建构，在此方面，真正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大有可为的。

　　何平：事实上，从一九七六年以后，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些东西被摒弃，一些东西被注入当代文学中间，丰富着当代文学的创作。问题是那些已经被证明制约文学发展的，且已经达成共识的东西会不会在我们生活的“当下”“还魂”。比如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就说过：“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们的文学创作中的“衙门作风”和“行政命令”完全废止了吗？而且文学创作的精神性特征使作家在面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时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倾向，是抱残守缺的继承，还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创造性的继承？

　　贺仲明：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是自然的，但也还是要注意到它内在精神的某些持续性，如果没有这些内在精神，也就不成其为传统了。可能对今天来说，更主要的是吸取它的精神内核，外在的很多东西肯定是不适合我们现在了。另外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谈社会主义文学，还不可避免地要与今天的后现代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如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与民族化思潮，与文学的本土化问题，都应该有内在的关联性。我们要祛除以往加在其上的过多过强的政治权力色彩，还原其文化本原，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才能对其作出新的发展。

张光芒：仲明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全球化语境下，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态度显得尤其复杂迷乱。这里有两个非常极端的现象。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热，非但没有以新的审美视野阐释这一传统，反而大大强化了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政治性与所谓“人民性”，这可视为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出于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的回应，这一倾向在当下非常有市场。另一方面，一些“自由派”基于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政治性的反感，从根子上就否定了它的存在价值，非常不冷静地以决绝的态度对待“革命话语”、“宏大叙事”、“理想主义”。与此相联系的则是相同倾向的作家彻底“告别革命”，对“宏大叙事”进行全面的反动。其实，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潜意识上仍然延续了政治化思维方式，只不过把以前肯定性的政治标准转换为否定性的价值准则。这样两种倾向都不能做到对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之文化本性的还原。

　　何言宏：何平提到传统复杂性，“借尸还魂”，是有的，而且还很严重。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新的“鬼魂”也与时俱进地不断采取新的策略，新招迭出，伎俩多多，魅惑多多，真是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当前作家的精神问题确实值得研究，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的就是，如何对待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资源？何平说的“创造性继承”，我当然同意。这里所说的继承，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一九二○年代的“革命文学”，后来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中的“革命”和“左翼”精神的继承。现在的很多小说，你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其中包含的“左翼”精神，就是我在评须一瓜的小说时说过的——“左翼精神呼之欲出”。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这些文学虽然有着一定的“左翼”精神，但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历史哲学，包括曹征路的《那儿》。我曾经认为没有提出新的历史哲学，是这些作品的内在缺陷，但我现在认为，没有提出，倒可能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匆匆忙忙地提出，或者说是响应、复制某种历史哲学话语，比如我们以前的文学所曾经做过的，倒反会是一种灾难。但是历史哲学的关怀，倒是应该有的。

　　施战军：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制度下，生活和人心为我们所提供的文学认知资源的丰富性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该区分“政治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不同。我们不能过于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文学”就是“写政治”的，也不能认为它有“左翼”精神就可视作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文学”，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样本”，在内涵的丰富性和基本的艺术尺度上连旧的“革命文学”都不如。

　　张光芒：由于狭隘化的理解，一些比较流行的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研究模式凡涉及价值判断时都有一个共通的潜在的缺陷，就是缺乏文学史叙述的流动性与结构性意识，其价值标准先行，价值判断未能建基于对时代与文学交互作用之方式加以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确立一个静态的或先在的价值标准（不论哪一类标准）是容易的，但文学史的叙述必须充分体现叙述者对历史主客观矛盾运演规律的分析和把握，并从这种把握中重构文学史价值。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描写人的欲望，在五十年代与在九十年代其文学史价值显然不同，在一个欲望泛滥的时代描写欲望渲染欲望可以说是对消费主义的屈从，意味着主体性的消弥，但在一个压抑本能的时代，哪怕是对欲望的小心翼翼的触及也能显示出人性的光辉、思想的锋芒与主体抗争意识。在文学史叙述上后者较之前者应该更有历史价值。假如以一个硬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结论则会恰恰相反。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时就应充分结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对那个夹缝时代的文学启蒙意义进行价值重构。一般认为，十七年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其趋势表现为文学一元化的日益加强和巩固，顺此思路与定论，前者的启蒙意识自然也是越来越淡薄、消退直至泯灭。然而，细究之下，建国最初几年的文学其实较之后期解放区文学，在启蒙意识上，其实颇有上升的趋向，只是很快被迫逆转，顺流直下而已。这一点较少有学者注意到。我们至少可以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与人性启蒙的碎片等层面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贺仲明：我赞同你们二位的意见。社会主义文学的内涵肯定要比单纯的写政治要宽广，尤其是在我们习惯的意义上来理解政治。社会主义文学的审美方面值得总结和探索的地方也许更多，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审美方面太单一，太狭窄了。似乎就是浪漫加壮美，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在这方面，我觉得它应该要更丰富一些，更宽容一些。或者说，不要给它过早地带上某些限制，对它构成不应该的约束。文学是在创造中发展的，成长的。但我认为《那儿》等作品没有新的历史观不是优点，还应该是缺陷。没有创新，没有独立思考，是不可能取得高的文学成就的。社会主义文学还需要很多探索和创新。

　　何平：在知识界一些人的视野里，以为随着一九七六年一个时代的终结，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学也就不复存在。“新左派”之所以被一些人指责为“招魂”就是建筑在这样的判断上，而“新左派”的思维方式似乎也没有超越这个判断。事实是怎样呢？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就能够发现我们当下的文学和它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是怎样向当下延伸和发展的。它在当下写作中如何体现出来的？不同人从怎样的路径吸纳“社会主义文学资源”？

　　何言宏：何平强调的是联系，而不是断裂。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对于“改革时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会强调它与此前的社会主义文学间的断裂，但是内在联系尤其重要。所谓的“新左派”可能强调这种联系的积极方面，但我觉得，消极的方面也应该关注。一方面，制度遗存肯定是有的，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和作家的精神与生存状态方面的消极影响更加重要，这都需要我们辨证地理解和清理。我们可以这样，就是通过具体问题或者是作家个案的方式来做一些认真的清理，而不是像“新左派”那样，简单化地“烙烧饼”，把在一九八○年代遭到负面评价的“左翼”作家或一九五○——一九七○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重新给予非历史化的过高评价。

　　吴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自身所要警惕的是理论和立场上的偏执与极端。许多无谓的争吵都由此而来。或者是为了发声音吧。宏观地来说，对九十年代以来包括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都处在一种新的制度建构的过程中，前几年所谓的中国社会转型，我的理解就是多种制度性的因素在中国的制度化建立。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国情特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建构也可以作如是观。

　　汪政：刚才言宏提到我们上次的讨论，确实有许多地方可以进一步深入，类似的话题比如文学制度等等我们去年就曾经探讨过。我为什么提出民族叙事伦理，就是想寻找一个超越性的途径，当代社会主义文学与全球化是构不成对等关系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看，也不能以社会主义文学去整合庞大的民族叙事传统。应该有一个更上位的视角与概念来统摄，包括我们今天的讨论，大家注意到没有，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以外来谈论它的资源以及如何与世界对话的，否则就不好谈。社会主义文学即如仲明所讲已经形成了传统，但这个传统也应该放到纵的历史背景与横的世界背景上去考察，它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全部，更不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全部，共产党人在一开始提出自己的社会发展观以及建构自己的理想时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性质，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更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通过初级阶段的理论使之更加明确。因此，要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各种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就像吴俊与战军正在做的一样，通过一些个案最终进行整体的结构主义的研究，即使对一些敏感的话题，如专业作家制度，官方性质的各级作家协会等，也要历史地看，既从本国的政体看，也从国家心态与文化策略去看，比如铁凝就说“大国养不起作家是一种悲哀”。民族叙事伦理是一个开放与生成的概念，这种开放与生成可能是永远的，是一个不断建构、淘汰、吸纳与选择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探讨它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下，一个阶段性的社会主义文学它的资源与价值在哪里？我以为它对文学与国家利益的理解，特别是非常时期对文学功能某一方面的强调与放大，它的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它的人本与文本在不同时期的存在状况，文本的文学性以及非文学性的文献意义，它对文学主体的理解所导致的文学力量的重新组合，它对特殊的审美风格的倡导和推崇，它对民族文学传统的复杂态度，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分析、提取与批判。

　　何平的问题很尖锐，但又是非常现实的，中国的作家的写作是在既定制度下的写作，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开放的今天又面临着全球性文化的冲击、激荡、对话与交融，所以，中国的作家可以说是处在双重的焦虑之中，而百年来的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遗产对中国作家来说还是说不上的一宗财富抑或是包袱，在这种窘迫中，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只有首先确立超越性，将社会主义文学，它的所有的一切，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选择，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在追求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的前提下纳入到自己的文学生活中去，才可能有所发现，也才可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也才可能对世界文学有所贡献，最终在全球化的文学生态中找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