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信用赖以建立和存续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信用，由此带来了信用危机。信用危机的实质在于，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但是这种信用商品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而难以得到准确的市场定价，导致了信用市场的混乱并最终引发了信用危机。这一危机很难依靠法律制度或者政府干预加以化解，而是只能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逐步积累过程中得到清除。
关键词： 现代信用； 信用危机； 信用制度； 市场机制
一、 中国当代社会的信用危机
1. 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信用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都越来越多地走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空间，经商的人也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际之间的丰富交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乃至个人与政府、组织与政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和交往都更为频繁，交往范围更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限”可能的交往时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但是，表面上“无限”的交往频度背后是人们非常“有限”的交往深度，人们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却似乎永远地丧失了交往的“亲密”。人们发现，彼此之间越来越难以建立信任了，哪怕曾经是两小无猜、亲知近邻。wWW.11665.COm“杀熟”这一名词所昭示的，是人们不再珍视信用。地球“村”没有乡村里温馨宁静中的朴实与坦诚，没有乡村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相反，现在的乡村却日益沾染了城市之风，农民也开始用自己的信用换钱而最终在几年间毁了几千年积累下的美德。信用，真如当年鲁迅所说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1］。
对此，许多人深感忧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背后依然涌动着暗流：我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信用危机”。［2］人们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时期，……诚实信用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短期行为以及不讲信用大行其道。……从产品信用到市场信用，以至于整个社会信用存在全面短缺”［3］。这导致“当下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各种市场法制规则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部分市场主体个人信用沦丧”［4］。人们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自己的行为却又充满了投机取巧、见利忘义的色彩。更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林毅夫教授指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我国刚刚出现，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成熟。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个人信用更为落后，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童叟无欺、诚实守信’的商业信用传统也大大削弱。”［5］
更让人们忧虑的是，信用危机带来的现实影响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企业之间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造成全社会的信用危机感，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同时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及各种诈骗活动也大量增加，失信泛滥进而降低社会道德水平”［5］。信用危机“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加大了交易风险和成本，阻碍了市场主体间的正常经济交往，压抑了资本的活跃程度。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扭曲了社会评价体系，品行信用恶劣者无论从社会评价上还是经济上都不用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是只要有钱便成为人人景仰的英雄。”［4］。信用的丧失也影响到了国际贸易，在西部大开发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西部各省、区政府引资的热情不能说不高，出台的引资文件不能说不优惠，但目前引资的效果却并不是十分理想。……国内外资本没有滚滚流入商机巨大的西部地区市场”，重要的原因是西部的政府和企业还缺少良好的信用。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撤回投资“不是大陆没有市场，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业信用和商业道德太差，应收账款收不回来”［6］。而我们知道，如果人们之间没有信用，企业没有信用，甚至政府也不讲信用，那么交往、交易以及其他正常的社会生活都将难以进行。因而有人认为：“如果任这种信用沦丧的局面持续发展下去，不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而且还会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滑坡，从而使依法治国失去最根本的道德支持。”［4］
2. 理解信用危机的社会科学方法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人们在寻求着解救之道，如建立信用数据库、信用中介、信用排行榜等等。但是，治病必须先诊病，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会出现“信用危机”？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们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信用制度的建立、道德的约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规范之上，那么这些措施会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帮助吗？如果不能，应对“信用危机”的基础条件究竟何在？流星毕业论文网，
在有关“信用危机”成因和解决之道的理解上，大致说来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道德哲学的［7］，一种是社会科学的。人们通常采取的是道德哲学的态度，得出的答案是，“守信”是一种美德，因此背信违约的人都是道德败坏；或者换一种表达，是认识上的错误或者观念上的落后。［8］但是，这样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为什么“缺德”和为什么“失信”在很多时候不过是表里之别，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9］我们常常把一些不守信用的行为称为没有道德。但把信用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更深入的认识，除了由此引发出的“道德义愤”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借以展现的社会良心，我们无法从这一进路获得更多的启示，更不要说是解决的办法。把问题归结为道德败坏也就意味着终结思考。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选择另外一条进路。流星毕业论文网，
我们或许都曾经向别人发誓诸如从今天早起床一个小时之类的事，但是我们似乎都在随后的日子里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铮铮誓言总会被起床时的困倦之苦所压倒。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我们总是从衡量“当下”的、可以确知的快乐和痛苦——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成本和收益——出发来选择行动。如果我们向别人承诺早起床而没有履行，而对方也很看重这个承诺，比如他是你的老板，那么即使是这样轻微的“违约”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失信”。进一步讲，即使是很少的人履行了诺言，那么他们也不是因为履行诺言本身是一种美德，而是因为看重了早起所带来的长远利益，如身体健康、学业有成、领导赏识，等等，这和不起床这一与之相反的行为选择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履行诺言对人们有利而促使“应当守信”成为原则，而不是“应当守信”这个原则促使了人们履行诺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希望别人守信而自己不愿意守信的原因，不然为什么要强调“信用”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有信用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守信是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守信；相反，如果背信比守信更有利可图，那么人们就会背信。这就是经济学和法学上所津津乐道的“有效违约”。而这样一种理解也正是本文所采取的进路。
不过，这样一条进路只是从方向上引导我们把握“信用危机”的一般原因。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和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下，人们都很珍视“信用”，而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这个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迈进的时候却反而要面临“信用危机”时，我们还要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具体分析。
二、 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的摧毁
1. 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信用制度
中国古代是一个珍视信用的社会，我们历代传下来的古训正表明了这一点：“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等。而这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都大体类似，都遵守相同的生产和生活的规律，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对此，费孝通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农业和游牧业和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0］7“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10］21
在这样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的“社区”中，人们彼此都是熟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10］22，7而且，这种“熟悉”也是因为相似，“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10］22。
深入的彼此了解是传统信用的根本。以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为特征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坦诚无邪，造就了人们之间的亲密、默契与知根知底。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是根本不用强调就通行的规矩：“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0］10。退一步讲，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想要坑蒙拐骗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日常的交往规则也全都是彼此默会的，稍有动作就会被察觉。人们之间太知根知底了，即使“一次两次”骗倒这些憨厚朴实的人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一个人口不怎么流动的地域，“再三再四”就几乎不可能了。
更为重要的是，信用是一个人在熟人社区的生存之本。一旦丧失了信誉，生存本身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小农经济的定居和熟人的特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隔绝和束缚。在这样的社区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就被完全隔离并监管了起来。因为人们既走不出这个圈子，又每天都在这个圈子的注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区的依赖也是格外强烈的，因为即使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在其他方面也仍然需要群体的帮助。［10］9如果失去了信用从而没有人愿意与之交往，那么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遇到诸如水利、安全保卫这类只有群体才能应付的事情，这些人就会遇到严峻的生存危机。我们知道，以上所说的那些需要群体应对的困难在古今都是经常发生的。显然，在小农经济下，信用成了生存最大的保证。
这样的生存境地是给定的，因而守信用也就自然会成为人们的天性。“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10］10以至于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信用”根本就不是个会被提出的问题。信用就是道德，就是习惯，就是天性。
在计划经济下，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这两个特点丝毫没有改变。农民不允许进城的政策、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单位”以及各级党政组织的建立，反而强化了这一特点。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忠诚可靠”的解放军成为了人们行为的榜样，“不老实”的“坏分子”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就让有贼心的也没了贼胆。所以这一时期，信用甚至会比小农经济下更好。
2. 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制度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越来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人们活动的空间大大拓展，机会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人口在大范围流动起来；人们日益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彼此的观念趋于多元，竞争激烈、风险加大、权威削弱，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急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个体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首要目的，人们摆脱了地缘、血缘的束缚，生活自立、选择自主和责任自负成为了现代人的特点，而这些因素对传统信用的冲击无疑是致命的。
首先，人口的流动和关系的陌生，就使得人们之间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不可能建立起小农经济下那样无间的信用。“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凡事事先都）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10］10“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10］10-11费先生的剖析实在是鞭辟入里。传统的信用是扎根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乡土社会中的，有其存在的需求和现实条件；现在“时代不同了”，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一去不复返，传统的信用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现代的人口流动、机会增多、变革加剧和权威削弱以及个体的自立自主都使得现代人受到的束缚和控制变小了。换句话说，人们也具有了打破传统信用的可能。
在今天激烈变革、追名逐利的社会之中，信用越来越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生存，更别说发展了。“老实人吃亏”、“老实就是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新标准，精明算计成了人们立足社会的根本。正如亚当•斯密所分析的，现代人的自私和理性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激荡中不得不为的生存之道。［11］传统的信用不但不能帮助人们适应时代，甚至往往成为了自设的樊篱。这时，打破传统信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会成为意愿。
现代的社会环境和个体特点使传统的信用不再具有存在的基础，也不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保障和有利的行为选择，因而也就不再为人们所珍视。我们可以看到，无疑是市场经济与现代化一手促成了这一切的变化。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市场经济在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以及与之休戚与共的传统信用之后，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信用。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边是传统信用的瓦解，而另一边却是现代信用的缺失，出现了信用制度的“青黄不接”，信用危机就由此而来。
信用危机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不以我们的好恶和意志为转移，而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人们对于传统信用的丧失是非常痛心的，甚至以此来批评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但是，这些批评的道德色彩过于浓重，对于理解问题本身并无补益。如果我们抛开感情因素而冷静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既然打破传统信用是市场经济展开和推行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放弃传统信用，在选择了市场经济后又来批评市场经济毁掉了传统道德就没有丝毫的道理。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我们要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就必须承担传统信用衰败的后果。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多彩的现代社会，但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惮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已经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被刻画了出来。
因此，我们只有在正视市场经济进程中信用危机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解决之道。道德的批评和一时的意气最终只能成为我们逃避现实和推卸责任的借口，而于事无补。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发牢骚和谈感慨，而应是借助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所提供给我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心平气和的思考，寻求应对的良方。
三、 市场在克服信用危机中的基础性作用
1. 信用危机非市场解决机制的困境
面对传统信用危机，呼声最高的是引入政府干预、颁布相关法律和加强道德教育。许多人呼吁：“信用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最起码的基础。”［4］“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注: 这一口号目前颇为流行。参见刘晓辰：《构建诚信责任对市场规范意义重大》，2002年7月15日《中国证券报》；梁庚水：《信用是财富》，2001年8月2日《茂永晚报》；李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理论与探索》2003年第3期；《呼唤信用经济》，2001年12月17日《福建日报》；任保平、钞小静：《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秩序建设的信用制度供给》，《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并且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大力培育社会信用观念和意识”，“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13］，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我国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和信用制度缺失的现象有一个根本的改观，为建设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奠定坚实的社会信用基础”［4］；促进“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执法，即使用信用的规范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监督和管理”［5］；“加强法制建设，要维护法律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和危机中的权威性、严肃性，把社会信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14］。
这些观点显然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信用危机，必须强化道德教育和由政府与法律加以有力的引导和干预。［15］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市场自我规范也有缺陷，比如监理公司有可能对施工队进行过分的干预或者收到施工队的好处而不负责的进行监督管理，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5］
2. 市场对重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中有人会利用权力寻租，但是政府不会寻租么？难道政府的权力不是更大，不是更有寻租的动力？愿望良好的人们显然虚构了一个公正无私的“理想政府”，并且忽略了市场自身的巨大影响。这个“理想政府”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此强调政府管制的结果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会阻碍市场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林毅夫教授自己也承认，“市场有自我净化功能，可以通过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来实现”。他举的例子也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家居装修市场，存在着偷工减料、不按标准施工、以次充好等不守信行为。针对这种现象，北京就自发地出现了‘居然家居市场’，进入这个市场的工程队，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规范，报价设计合理、操作规范等，这样就把信用好的施工队和街头‘游击队’区分开，进入这个市场的施工队信誉好，生意好，取得的回报也好，市场的这种安排使守信者得到收益。同时，家装还需要专业信息和专门人才，市场上就出现了专业的监理公司，为业主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考查施工队的操作行为、用料情况等，杜绝了施工队可能的失信行为。”［5］不仅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经在逐步克服信用危机，西方国家的经验也可供参考。“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信用号码和由专业公司做出的信用报告，以供任何公司、银行和业务对象有偿查询。若个人信用差就有可能被打入黑名册，直接影响到经济生活。”［16］依靠市场自发建立的这些消费者信用报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消费信贷相当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信用制度已经相当成熟。［17］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林教授强调的市场的“自我净化”能力。
信用的建立需要也只能以市场为基础。面对着这样一个瞬息万变和无限丰富的现代社会，政府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18］同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结为政府，也是走错了路：信用制度建立缓慢的原因不是政府的阻挠或者延误，而是制度本身缺乏支撑的基础，建立起来也是空中楼阁。而市场的完善，是一个公共选择，需要量的积累。［19］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目前个人信用消费已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10％以上，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社会经营活动的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即使在个人支付活动中，信用付款方式也已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在奥地利，信用制度建成已久，奥地利国民对使用信用卡和信贷消费早已习以为常。［20］
要解决信用危机，必须首先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重塑信用的基本机制，认识到市场本身的基础性作用。那些把信用危机看作市场的阴暗面从而过分强调通过规制和制度建设来解决问题的观点是舍本逐末。这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许多人把解救之道放在了政府、法律和道德观念之上，而市场在这个时候成了盲点。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信用，也必然要依靠市场经济来重塑现代信用。［21］85-88法律只能成为辅助的工具，而道德说教已经根本起不到作用。“要改变信用沦丧的这一现状，简单的呼吁是苍白的，毕竟不讲信用，而轻松获得利益的诱惑胜过任何谆谆教导”［4］。
四、 市场机制下的信用特点及其建立条件
1.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特点
既然要从市场经济本身来寻求信用危机的解决之道，我们就必须从把握和依照市场的经济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特点着手。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人们是否珍视信用是一种在特定时空内的趋利避害的行为；而市场经济是一种跨地域的大规模经济，它在最大限度上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并使现代人的利害算计成为了生活的首要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的结论是，现代信用的生命力必然不同于小农经济下的传统信用，它必须能够在大的时空格局中成为人们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则就没有意义。现代信用的基础不是固定的居民、熟悉的人群、稳定的社区，而是流动的人口、陌生的个体、变动快速的社会。现代信用对于现代个体（包括个人、企业以及某些时候的政府）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它能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最大可能的促成这些不断流动的、陌生的、自利的个体间的有效合作。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作为现代的合作机制，其运行的效果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注: 参见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而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的首先是信息问题。市场经济的跨地域性和交易双方陌生性就使得交易所必需的信息很难获得。现在为人们所乐道的国外“信用商品”、“信用消费”就是为了解决交易信息问题而产生的。［23］与信息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交易安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不但跨越的范围广阔，而且标的也往往非常大，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信用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信号，可以成为规避风险的指示灯。［23］品牌和商誉正是作为一种现代信用，来标识和保证交易安全。
至少就传递信息和节省交易成本而言，一个有信用的现代个体更有利于促成交易，促进投资和资金流通。因此，实际上现代信用本身就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无形资本。之所以出现假冒伪劣的行为，恰恰是假冒者要搭现代信用的无形资本这个便车而引发的。近年很多大企业纷纷推出“信息论坛”等类似的大型研讨会，许多学者纷纷对信用问题发表看法，“信用危机”是一个直接原因，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价值。显然，正是在这里，现代信用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我们也进一步发现了现代信用与传统信用的一个不同：传统信用，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近乎天性的习惯，而现代信用是基于人们理性算计的功利选择。一句话，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就是一件商品，虽然是比较特殊的商品。但是，市场经济中哪一件商品不是特殊的呢？
因此，影响现代信用的首先不是所谓“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法律的规制，而是参与交易的个体对信用价格的判断；信用制度能够起作用的前提也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如何的先进，而是因为这个制度能够把每一个不同个体的信用价格充分和真实的标识出来。换句话说，现代信用的确立首先是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它的建立则必须依赖对市场中每个个体的信用“实际定价”。这也就是张五常教授反复提及的弗里德曼的名言：“人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人各有价！”［24］
2. 建立现代信用制度及信用定价的困难
既然信用定价可以解决信用危机，为什么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信用危机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呢？其困难在于，从意识到“信用有价”到能够较为便利地对每个个体信用进行定价，这中间的距离仍然是非常大的。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目前炒作得很热的所谓“个人信用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以及相应的“信用消费”和现在大力推行的“学生信用贷款”等等，虽然都是很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当前信用危机的解决办法，都表明了人们的热切愿望，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每个具体的个体信用进行实际定价的问题。人们期待的那些信用制度短期内都不能帮助定价，反而要以个体信用定价作为运转的基础。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分期付款购车、购房这类商业交易中，商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经销商）并不认可所谓信用记录和那些信用中介，甚至不完全相信自己以往的信息记录，而都要从头“层层盘查，真可谓‘宁可少贷一千，不能错贷一人’。购房贷款要清查一遍，汽车信贷要清查一遍，反正只要是与信用沾边的事，都要从头再来。”［26］对风险的恐惧是贷款方或担保方设立层层关卡的重要原因。银行、保险公司、经销商都没有错，试想谁愿意将钱借给不知根知底的人？但问题是，这样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何时是个尽头？对于一手托三方（厂家、经销商、消费者）的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对小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到国家拉动内需来说，信用消费都是一把难得的“金钥匙”。然而，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缘何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呢？难道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的？波斯纳的目光很敏锐，他看到了“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人们认识到了信用的价值，但是在具体定价过程中，“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主要问题之一就出在政府有关部门上（对个人资料发掘权应该由政府享有）。在老百姓遭遇到信用消费的诸多麻烦手续后，尽快建立信用制度成了长期以来老百姓的一致呼声，然而遗憾的是‘建立信用制度’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耐不住性子的一些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信用评价体系，各自为政，信息不能共享，致使一些消费者往往在某金融单位信用良好，而在另一金融机构信用为零。购房贷款与汽车信贷也同样遭遇着‘信用割据’的尴尬：购房时信用与购车时的信用依旧‘老死不相往来’。信用的一统已迫在眉睫。”［25］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在如今颇为普遍但也颇为怪异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承认信用有价，另一方面，在实际定价中又不得不否定信用的价值。于是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这种怪现象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因为“个人信用”这种商品刚刚投入市场，市场还要反复的加以估量。这时无论是民间组织、中介机构还是地方或中央政府都无法通过建立几套制度或颁布几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信用定价最终只能靠市场本身来实现，这同其他商品的定价并无差别。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必定信息不完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市场是定价的最佳系统。
“信用定价”困难除了这个一般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信用不但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每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很可能同市场对之的定价不等。西方国家常常会出现的信用卡透支欺诈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次级贷危机是新近的例证。即使现代信用制度建立起来了，可以很便利地为每个个体定价，由于个体自己认为自己“不值那么多钱”，那么也还会出现信用欺诈的情况。问题的实质在于信用存在双重估价：一是别人对一个人信用的估价；一是这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当代信用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用商品的外在估价和内在估价不同这一特点。
中国社会当代的“信用危机”不应笼统地归结为“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甚至大而化之地指向民族素质，而是因为具体的信用定价机制没能及时建立，人们在一时没有办法给每个个体信用进行简便定价的情况下，只能把信用的价格压低，甚至确定为“零”。3.克服现代信用危机和完善信用定价制度的长期性
由于信用定价的上述特点和实践困境，现代信用危机的克服和信用制度的建立势必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功近利的政府干预只能导致欲速则不达，因为信用定价既不是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让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人各有价”也并不全是政府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功劳。我们必须一直坚持的思路是从市场经济本身和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的特点来理解这个问题。［26］而按照这一思路，最终决定人们行动的只能是每个人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
当然，这并非是说政府和法律不该或者不能起作用。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发生的确在提醒我们注意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我们不能把政府和法律的作用作为基础性作用，市场才是基础。［27］那么，政府和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呢？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抬高一个社会中信用的平均价格。而提高信用平均价格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一个是惩罚背信行为，一个是奖励守信行为，即分别提高背信的成本和守信的收益。一个人不守信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意味着这个被背弃的信用价值多少，同样，一个人守信的收益也可以度量信用的价格。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即使是对某一个特殊个体的惩罚或奖励也都意味着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信用价格进行调节。每个人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提升和降低自己信用的价格。
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市场经济的成熟一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时间的鬼斧神工”［28］。时间可以把许多起初看似不利的因素化为促成转变的最初条件。“信息割据”固然可忧，但是这恰恰是最终建立统一制度的基础，至少可以培养某些非正式制度的生成。人们也需要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觉醒，不断认识并且最终确定信用的价值。正如苏力所说，“时间是超出任何个人或一些人的能力的，是‘上帝’的事业。事实上，时间本身并不可能有什么神力，而只是一种简便化的标记，它标记的是各种资源的积累、传统的承接或转换、合法性的确立。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在创造、积累资源。”［21］22［感谢匿名评审人和伏军博士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感谢北大经济学院曹和平老师的提醒与点评。感谢曹志勋同学出色的研究帮助。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 参 考 文 献 ］
［1］ 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30.
［2］ 陈明.信用危机的发生及其对策探析［j］.经济师,2006(1): 84-85.
［3］ 周芬棉.应当尽快建立上市公司信用制度［n］.检察日报,2001-08-20(1).
［4］ 王锋.信用制度建设不容忽视［n／ol］.法制日报,2001-07-09.
［5］ 胡梅娟.专访林毅夫：改善制度安排倡导信用文化［eb／ol］.人民网,2001-08-11..cn/gb/jinji/36/20010811/532993.html.
［6］ 刘晓辰.西部信用“缺失”吓退资本［n］.经济日报,2001-10-09(7).
［7］ 郭建新.信用制度建设的道德思考［j］.经济经纬,2003(1):88-90.
［8］ 夏学銮.信用制度是现代人成功的阶梯［m］∥北京大学“信用中国”论坛文集,北京大学，2002.
［9］ 宋希仁.论信用和诚信［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130-133,144.［1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3.
［13］ 大力倡导公民基本道德规范［n］.人民日报,2001-10-30(1).
［14］ 崔砺，金秦杰.代表委员：用法制保证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eb／ol］.新华网,2001-03-09.http:∥news.xinhuanet.com/lianghui/20010309/419914d.htm.
［15］ 童中贤.政府信用状况与建设思路［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1):25-28.
［16］ 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eb／ol］.新华网,2005-02-02：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5-02/02/content_2539204.htm.
［17］ 邵祖华.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及其启示［j］.中国信用卡,2001(1):38-43.
［18］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7.
［19］ 郑戈.法治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模型［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2008-01-10.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8131.
［20］ 黎越.奥地利信用消费 诚信为先［n］.经济日报,2001-08-27(8).
［2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2］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m］.武欣，凌斌，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3］ 埃里克•波斯纳.法律与社会秩序［m］.沈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4］ 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1.
［25］ 清建.信用的代价［eb／ol］.精品网,2001-10-23..cn/703/a/703a065.htm.
［26］ 陈善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经济学分析［j］.福建金融,2003(3):7-10.
［27］ 周汉华.信用与法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3):18-24.
［28］ 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2.
［责任编辑 蒋万胜］attributive causes for current creditability crisi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solution through market
ling bin
(law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 creditability crisis occurs because market economy ha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creditability which depended on the planned and smallscale farming economy for sustenance, but a modern creditability is hard to be established in a short time to adapt to market economy. the essence of creditability crisis lies in the fact that creditability as a special piece of merchandis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market economy is hard to be precisely priced because of immature market mechanism, which leads to a confusion in creditability market, hence the creditability crisis. this creditability can be removed by law or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but can only depend upon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ourse of steady accumulation.
key words: modern creditability; creditability crisis; system of creditability; market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