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格局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千余年中，中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通过矛盾、斗争、交往、融合，各自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亦由此据有了愈来愈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交互出现，政局时而相对稳定、时而相对动荡的局面，至元代以少数民族贵族为统治核心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皇朝，基本宣告结束。上述两点，决定了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的相对完整性[1]。而其中的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对中国历史面貌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民族史观产生了某些变化与发展，这些变化与发展在受客观历史决定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影响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面貌与文化特征；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变化与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使多民族史学的固有特征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反映。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大致依据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民族关系的特点，粗线条地勾勒不同政权下民族史观的基本特征，以求得对这一时期民族史观整体面貌的普遍性认识。
 

一、两宋民族史观的理论形式与史学活动

 

史学作为意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二是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或思潮；三是史学本身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个方面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影响亦或大或小。wwW.11665.CoM纵观宋代史学，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北宋时期，史学发展似受后两种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南宋时期，由于民族问题异常突出，史学则更多地反映出政治方面的要求。

（一） 正统论的新发展与夷夏之辨的淡化

作为对传统儒学的新的阐释，理学在宋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各个层面的思想潮流，并对后世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宋代史学的发展亦不免带有时代的特征，并通过史学著作与史家思想有所体现。具体地讲，受理学影响，对当时民族史观的面貌、特点发生作用的史学思想，首要者当是正统观的时代内涵。关于正统论的起源，一般以邹衍五行说为其发端，历来学者们对它的解释与运用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然究其本质，却不外乎以儒家经典的政治思想概念“天”、“德”、“人心之公”、“大一统”等为根本判断标准，论述某一封建政权是否得其“正”而已，是为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大致说来，隋唐以前的正统之说，多侧重于从运次、历数、帝系等五行说角度来展开阐述，故可以“正闰”一词来概括；而隋唐以后的正统论，则多以功业之实为讨论依据，强调“大一统”的成分较多。这说明正统论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有一个从五德终始说、运次说的神秘色彩向实用的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转变，需要历代史家对历史与现实不断的思考、推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够完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宋代史家功不可没。

北宋史家言正统，最为系统与最具代表性者，是欧阳修与司马光。前者侧重于从理论角度阐发己意，后者则多通过史书撰述中的论说来揭示主旨。欧阳修论正统的系统观点，集中体现于他的《正统论》上、下篇中。文章的主要论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括定“正统”之义。在欧阳修看来，所谓正统，依据《左传》的说法，“正”乃“君子大居正”之义，“统”则为“王者大一统”之意。“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概言之，“正”乃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统”则是政治功业方面的评判原则。二是依据上述标准，对历代政权作“统”与“非统”的评判，并据此提出了“统”可以续而后绝、绝而后复续的观点。三是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他认为，“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此观点“可疑”；魏、梁虽不得予“正统”，但亦不应归之为“伪”。四是对史学评价中的错误方法进行分析与批判，认为“五行之运”是“缪妄之说”，以此为准绳判断历史，是“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历史评判过程中的另一个弊端是“挟自私之心”，“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因而，作者针对“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的疑问，是从魏的“才德”与功业入手回答的，而不是从夷夏之辨的角度立论 [1](卷十六)。由此可见，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伦理方面的突出要求反映了理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其以功业之实为据评判前代政权的方法则体现出作者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上述两个标准在评判少数民族政权时的同样适用，则说明正统论在当时史家的认识中，一方面已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相对完整的理论；另一方面更体现了民族史观与正统论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剥离[2]。

与欧阳修的专论相比，司马光的正统之说更趋于平实，然借助他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的声望，在史学史上的影响更为深远，同时也成为人们研究《资治通鉴》思想的重点之一。一般论者皆以司马光以下论点作为他“无统”之据：“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2]（卷六九）（魏文帝黄初二年）；“始光率意为此书，苟天下非一统，则漫以一国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闰”[3]（卷六六）（记历年图后）；“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所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3]（卷六一）（答郭纯长官书）。事实上，如果将上述几篇文字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司马光并非不讲正统，只是他的正统观论述得不够集中、明确，且多与他对王霸之道的论述交织在一起而已。他所言的“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2]（卷六九）（魏文帝黄初二年），恰恰是他的正统论的主旨所在。他长达千余言的《答郭纯长官书》，对欧阳修的正统之说进行了补充与说明，更不啻是一篇讨论正统的专文，其中某些观点如“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又凡不能壹天下者，或在中国，或在方隅，所处虽不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也可看作是以理论化的形式，确立了其正统观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在客观上也淡化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就牛李维州争议之事有一段很长的议论，大旨言应以“信”、“义”为原则处理民族关系，后人于此多所争论，意见颇不相合，故胡三省在注中解释说，盖“当时国论，大抵如此”。这似乎可进一步证明：以功业之实作为评判不同政权历史地位的标准，在北宋时期是有其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体现为一种史学精神与追求，便是史书求实的本质得到加强，而从理论上强调这一点，无疑是朝着客观认识多民族历史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 史书求实与民族史观

有宋一代，由于朝廷的鼓励与提倡及其他诸多原因，学术大盛，史学亦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史书体裁体例，更多的鸿篇巨制，更多的研究角度纷纷出现，是为中国史学史上继魏晋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史书求实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学术研究角度与治史风气，史书刊误、金石考证等方面著作的兴起、增多便是这一风气的突出表现；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更是从理论层次揭示了“信史”的重要意义[4]（500—502）。这种求实风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史书中民族史观的面貌与特征，它的突出反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史事的评价上，一是在史书的立目上。

——关于史事的评价。中国史学历来有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传统，《二十四》史中的“四裔传”，就可看作是较为完整的一部少数民族发展史。但能从不同民族的历史功业出发，给其以客观评价并给予相应的历史地位者并不多见。其原因不外乎史家的民族偏见和政治观点使然，这无疑影响了史著的正确评价与史学本身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有深刻的认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郑樵所言，事实上是贯穿隋唐以上史学评价中关涉公允、平实的一个理论难点，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是对此类现象的总结与批判，同时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自身独立化之理性要求的表现。而宋代史家在理论上的思考，体现于客观历史撰述过程中，即是对客观求实的撰史目的的强调与实践。这在客观上使得宋代史家有可能从更为公允、开阔的角度看待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的民族问题。如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的目的在于阐扬被五代的乱世破坏的伦理道德，但在著述过程中，他首先关注的是史料的严谨：“夫史之阙文，可不慎哉。其疑以传疑，则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于死节之士者，惜哉！”[5]（卷八一）（汉家人传第六）由此可见，史书的真实性是与对伦理道德的阐释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辩证的联系，这与传统的“《春秋》学”讲求微言大意，以伦理褒贬凌驾于史实之上的史学评价标准自有相当大的不同；他在解释为何不同意时人称梁为“伪”时说，此“是《春秋》之志尔。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5]（卷二）（梁纪二后论）；他对正闰系于改元的迷信认识进行的毫不留情的批驳，则更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实精神。在撰述《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欧阳修在民族史观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于：一是对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平等看待，其事迹均以“纪”来表述。而事实上这五个朝代中有两个是少数民族所建，其余三个亦与少数民族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对此欧阳修似乎并不措意。二是在具体史事的评价上，淡化夷夏之辨的色彩。后晋向契丹称臣割地，历来是后代汉族史家“深以为耻”的史事，而欧阳修对此也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与鞭挞：“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5]（卷一七）（晋家人传第五）由此可见，夷夏之防并不是欧阳修道德评判的主要方面。这固然与他“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1]（卷九八）（再论王伦事宜札子）的政治观点密切相关；但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欧阳修这种求实尚真的撰述态度，以及侧重从伦理角度对皇朝之间的父子关系加以指责，却在客观上淡化甚至摒弃了传统以夷夏之辨为主的史学观点，从而能够做到相对平实地记载民族关系史以及少数民族史事。与这一观点相适应，欧阳修在修撰《新五代史》时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某些“嘉言懿行”给予了客观的记述与赞扬，甚至许其为“帝”，如卷六《明帝本纪》后论言：“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至于从荣父子之间，不能虑患为防，而变起仓卒，卒陷之以大恶，帝亦由此饮恨而终”。剔除其中夹杂的唯心主义色彩，应该说他的评论是比较客观的；而其称沙陀出身的唐明宗为“帝”，亦反映出在欧阳修的思想观念中，非但不以“夷狄”为下等民族，而且给他们的功业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这与他的正统观相互发明，互为表里。同时，由于欧阳修以理学见长，他的这种思路与做法就尤具典型意义与代表性。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在史学实践中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在北宋一代尤其是北宋早期的史学活动中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如《旧五代史》对晋高祖石敬瑭的评价为：“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静之风，以施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然而图事之初，召戎为援，猃狁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示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6]（卷八o）（晋高祖纪六）与《新五代史》的评价相比，《旧五代史》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表现为批评角度的不同，即前者主于伦理评价，而后者则侧重从民族政策方面立论，但在淡化夷夏之防的观念，就实述其业绩方面，两者却是相通的。

——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风貌的深入认识。作为宋初修成的几部大书之一，《册府元龟》在分类思想上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从民族史学的角度来看，其相关门类主要有闰位、僭伪与外臣部。其中外臣部以四十五卷之篇幅，分种族、国邑、土风、官号、才智、贤行、封册、继袭、朝贡、助国讨伐、褒异、降附、和亲、通好、盟誓、征讨、备御、交侵、鞮译、纳质、责让、状貌、技术、勇鸷、悖慢、怨怼、残忍、奸诈、入觐、请求、互市、强盛、仇怨、亡灭等三十四个门类分别对历代民族关系，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事件；对历代民族政策的演变，对不同民族的地域、性格、风俗、外貌的总结与概括，对各民族历史较为系统地进行梳理等等。虽然这种立目方法还不能称为是科学的、系统的，而且其中的史事评价也大多未脱离传统夷夏之辨的藩篱，但这种有意识地对民族关系史加以较为全面的梳理、归纳的思路，无疑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同时也为时人及后人客观认识民族历史提供了相对集中的材料。《册府元龟》的闰位与僭伪部为依照正闰观点分类的门类，分别以三十七、十六卷之篇幅，记述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不合为“正”者史事，在闰位部总序中，撰者把“长城失德归于夷”及“五胡迭盛”作为一些皇朝不得为“正”的标准之一，说明它的民族史观依然有保守性的一面；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在闰位部还是在僭伪部中，前代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割据政权都是被放在一起加以评判与定位的，这又说明“大一统”的评价标准是高于“夷夏之辨”的，是为《册府元龟》在此问题上求实的一面。《册府元龟》在民族史观上通过类书立目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性，正是“尊王”的政治思想要求与现实民族关系不相一致的两难境地在历史认识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客观求实的史学风气带来的积极成果。

（三） 民族矛盾激化及其在史学上的反映

由于统治者上层的苟安求和以及辽、金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北宋在与辽、金的对峙中日渐处于劣势，最终不得不在金人的步步相逼之下退居江南，成为一个偏安的小朝廷。在这种情况下，边疆、民族问题成为各阶层、各方面士人最关心的时代焦点问题，传统的夷夏之辨说明显加强。史学的发展受时代政治环境影响极为突出，有理学倾向的史学的出现便为一例；但与此同时，史学家从史书求实的角度出发，亦有对这一环境的独特认识与反映。兹分述之。

出于对现实政治局势的关注，宋代史家对少数民族史事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和撰述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松漠纪闻》、《燕北录》、《揽辔录》、《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等为较重要的关于少数民族历史、风俗、文化、制度等方面记载的史著，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是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对本朝历史所作的详细记述，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民族关系史的部分占了很大篇幅。在这些著作中，往往包含着亡国之痛与尊王攘夷的双重情感，体现出宋代史家更为深刻的忧患意识[4]（p433-444）。但它们的作者大多还是恪守了史家的基本职责，上述南宋三部史学巨著的本身，就是一种对当代历史的客观记述。在这方面尤以《三朝北盟会编》为突出。作者在序中开首即言：“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之为中国患久矣！”此为撰述本书的缘由所在；而作者著此书的目的，是要在“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的基础上，“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自成一家之书以补史官之缺，此《会编》之本志也。”由此可见，作者深以国家颠危为忧，念念不忘夷狄之耻，但作为一个史家，他更强调历史本身的延续性与史学功用的社会体现。为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他共参考了一百九十六种时人著述[7]。这一数字既说明了时人对亡国之痛的总结与反思，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民族史撰述的传统，至南宋更为发达，这从另一角度折射出民族交往的增多及民族融合的程度。

南宋史学中，郑思肖的《心史》是主张夷夏大防观念最为强烈的著作[3]。其中论古今正统的《古今正统大论》是这一观念的集中体现。它的主要论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四裔之外，素有一种孽气，生为夷狄，如毛人国、猩猩国、狗国、女人国等，其类极异，决非中国人之种类，开辟以后即有之，谓黄帝之后，夏后氏之后则非也”。是为从种族与历史渊源上割断华夷联系，以少数民族为天生之“异类”；第二，夷狄之国，不论其得天下与否，不得予“中国”之列，更不得称“正统”，只可以“僭”称之。“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第三，以上述两点为依据，史书编撰亦应体现夷夏大防的精神，如《北史》当“黔曰《胡史》，仍修改其书，夺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语”；而《南史》，则“实以偏方小之，然中国一脉系焉，宜崇曰《四朝正史》，不亦宜乎？”以上三点，实为在民族理论、史学观念与历史撰述中彻底分辨华夷的主张与努力。郑氏之说，把前代及南宋史学在夷夏问题上的某些消极认识加以系统与理论化，故在民族史观发展史上可称为较典型的观点。但民族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不断融合、认同的史实是任何理论都无法回避与否认的。郑氏所主张的《正统通鉴》未及编撰，后世亦未见有所响应，当与此有关。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经史关系、史学思想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前人所未发的独到之处。具体到民族史观问题上，他的看法可大致归结为：第一，对有宋一代民族政策的总结。朱熹认为“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后来人见景德之和无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当时本朝全盛，抵得住。后来与女真，彼此之势如何了”[8](卷一三三)。此为对宋代民族政策的精辟概括与批评。第二，对“恢复之业”的关注。在《朱子语类》中，有不少内容是朱熹与门人讨论时事的，其中对于“恢复”事业的思考又占去了不小的分量。这表明在朱熹的观念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第三，对少数民族功绩的肯定与赞扬。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他对金世宗的赞扬：“或者说：葛王在位，专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为小尧舜。曰：他能尊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8](卷一三三)第四，夷夏之辨与国家观念。从《朱子语类》及朱熹的史学代表作《资治通鉴纲目》的相关内容及其体例来看，他在此问题上的见解，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夷夏有别。如他在阐述《春秋》的著述纲领时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 [8](春秋纲领)。但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朱熹在这里所讲的夷夏之别，着重点在强调华夷之间在文化、制度方面的不同与高下；而这种不同是可以改变与转换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金世宗的称赞中得到证明。这种看法，应当说同那种从种族、人性上贬低少数民族的理论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二是正统与华夷的关系。应当说，朱熹在强调正统、区分正闰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这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又是理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表现。《资治通鉴纲目》就是理学影响史学，或者说是史学的理学倾向发展的一个典型例证。在书中，朱熹明言要做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9](序例)。由此可见，朱熹明正统的撰述主旨是十分明确的。但这里同样有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明正统是否一定意味着辨华夷？通过对《资治通鉴纲目》的内容，尤其是它的序例与凡例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辨华夷的色彩在书中并不浓厚。南北朝时期南、北分列年号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直书梁、唐、晋、汉、周年号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证明。也就是说，夷夏大防并不是朱熹史学思想的最主要方面，后人各以己说解释朱子，反倒失去了他的原意。三是国家观念的转变。如果说，《册府元龟》中“外臣”一目还带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尊王思想，那么，在朱熹的思想中，宋与辽、金等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是一种政治地位相类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兹举两例以明之：“神宗其初要结高丽去共攻契丹，高丽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国，高丽朝贡于彼，如何敢去犯他”；“当初高丽遣使来，朝廷只就他使者以礼答遣之。神宗却要别差两使去。缘他那里知文，故两使皆侍从，皆是文人，高丽自是臣属之国，如何比得契丹，契丹自是敌国。”[8](卷一三三)朱熹的这一认识与宋初史学中的国家观念一脉相承，既反映了宋人对周边政治形势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对民族政权与其制度文化的认可。从“四夷”到“外臣”再到“敌国”，这种称呼上的转变事实上正反映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当中所起作用越来越突出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汉族史家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演进轨迹。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朱熹作为理学巨擘，他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是从史实出发，并对其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朱熹的这一相对开阔的思想认识与他斤斤于纲常名分的理学家形象无疑有些不相一致，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可从学术、政治等多方面去探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积极认识的产生，都与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密切相关：即辽、金文化本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宋代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认为，宋代史学在民族史观上的特点，一是理性成分的增多，这种理性成分一方面体现为对正统论、国家观新的阐释，一方面则体现为史家将对现实政治的认识通过史学表达出来的方式的深入思考；二是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呼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是，这种呼应已不仅表现为对华夷之辨的进一步阐扬，而是以更为多样与客观的态度对其提出了史学上的见解。从另一角度说，这是史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民族史观理性化发展的表现之一。

 

二  辽金西夏的史学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史观

 

辽宋金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民族融合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从皇朝之间的对峙、斗争来看，这种融合似乎更多地以战争、人口迁徙等外在的、强制的形式进行；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这种融合却又以更为丰富多样的方式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脉络。

（一）  辽宋金夏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特征

民族文化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随着民族产生而开始，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融合都各有特点，辽宋金西夏时期，对民族史观的演变发生重要影响的方面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民族文化的发展及相互交流。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进行，一种则是通过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来进行。其中以前一种方式最为普遍。对儒家及其经典的尊崇与学习，在辽、金、西夏都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与此相应的一些专门制度与机构，如译经所、科举考试等则是文化交融在政治上制度上的直接反映。同时，少数民族在生活、生产方式上的一些独有的优长与特点，亦随着其政权疆域范围的扩展而影响及于汉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以采纳、吸收汉族文化为主的做法不同，辽、金、西夏在建立政权之后，民族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如他们都有各自的文字、官制等等，这些都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他们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也表现在许多方面，如金在立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都采用契丹大小字作为官方文字；宗教尤其是佛教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在吐蕃地区占重要地位的藏传佛教，在西夏皇朝同样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10](p524)。与此同时，吐蕃、回鹘以及南方诸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加强。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各民族融合在文化方面的进程，已经变得更为广泛与深入了。由于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本民族政权，并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本民族文化，故这种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及其凝聚力形成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就更为明显与突出。

第二，各民族政权的正统观念。有宋一代，先后在边疆地区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辽、西夏、金，它们相互之间除了对土地、人口、财富的争夺之外，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争“天统”，以得中原文化传承之“正”为目的。宋作为中原文化最主要的继承者，其正统观自不待言，而起于边陲的辽、金、西夏，在大一统思想的熏陶之下，在此问题上亦毫不让步。纵观辽代诏令，常见有“天授皇帝”之语，其称宋则以“南朝”呼之，且以“解诸夏之倒悬”[11](圣宗皇帝哀册)为己任，其称与宋有祖孙之情，与夏有甥舅之义，虽不免于不同政权之间的高下之分，但却从这种姻亲关系中确定了各政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希望通过它来确立辽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的中心地位。金朝统治者在争正统问题上最为突出的做法是通过祭祀前代帝王，以礼来表明自己的得统之正。这里的前代帝王，指的是传统观念中的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陶唐、虞舜、夏禹、成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等先帝[12]（卷三五）(礼志八)。至于西夏，据《宋史》卷四八五《外国传上》载：元昊少有大志，“数谏其父母臣宋，父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这条史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元昊对自己生长其中的“蕃族”文化已颇不满意，产生了要改变它的愿望；二是他决意要向汉文化靠拢，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王霸之业。这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少数民族在文化心理上与汉族的认同感。

（二） 辽金西夏的史学活动与民族史观

如上所述，随着辽、金、西夏皇朝的建立，本民族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包含了史学在内的[4](p518-534)。如他们都曾用本民族的文字编修国史或本朝实录，辽代之史学制度、机构的建立，对本民族历史的着力反映[13]（p187－260），民族史家的增多；西夏实录的编修；金代对修史制度及各朝实录的编纂，对《辽史》编修的重视等等，都反映了史学发展的民族特色。这些以民族文字或汉字保留下来的民族史著，与各民族政权所制定的史学制度一起，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多民族历史的反映。从一般意义上说，辽、金、西夏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辽、西夏、金都极为重视从汉文史籍中吸取政治统治的经验。辽、西夏、金以武力征服文化较为先进的汉族地区之后，均面临如何巩固、维持统治的问题，在这方面，以汉族统治者为首的历代统治集团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及伦理道德学说，可以为他们提供直接而有效的帮助。这样，他们先后接受了儒家学说，利用它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民族统治者在吸收、接纳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同一性质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本民族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化。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在辽、西夏、金政权中有不同形式的体现。据《辽史·耶律倍传》载，辽建国之初，太祖阿保机曾与侍臣有过一次关于事天敬神的讨论：“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条史料不仅说明了辽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向往与追求，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身在边陲的契丹族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要寻求一种“中国”本土的文化形式来发展本民族文化。与辽朝相类，金在立国之初即确立了儒家学说及孔子的尊崇地位，据史载，金熙宗于皇统元年“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夜以继焉。”[12]（卷四）(熙宗纪四)因此，他被宗室大臣不客气地称为“汉儿”，而他却反唇相讥宗室大臣为“无如夷狄”[14](卷一六六)。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植根于少数民族心理中的文化认同感在各种矛盾与阻力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事实。与这一客观事实相应的是，翻译、改写输入本朝的汉族史籍及设立相应的翻译机构，成为辽、金、西夏史学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除儒家传统经典以及一些佛教经典以外，于政治统治有重要意义的史书如《贞观政要》、《通历》、《唐律》、《资治通鉴》等亦成为各民族统治者及上层士人翻译、学习的典籍。在这个问题上，辽、西夏与金的做法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其所体现、反映出来的对民族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的认同也是相同的。只不过由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程度及对汉文化了解、接受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在翻译汉文史书上的选择、数量及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除《贞观政要》由于其记述了贞观之治的有关重大决策，从而受到各政权统治者的普遍重视，以至于在民族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翻译版本与改写本之外，辽代翻译的史著主要有《通历》、《五代史》，金代则广及《史》、《汉》以下多种史学名著。

其次，由于民族政权建立之后各种形式的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推进，从现知的辽、金、西夏的史家成分构成来看，与魏晋时期相比，少数民族史家的增多是突出的特征。如辽代史家的主要成分为契丹人，金代史家则由女真、契丹以及汉族士人组成，其中汉族占的比重较大，而且随着金统治范围的不断南拓，汉族史家的比重逞逐渐上升的趋势。不同民族的史家共同服务于同一个少数民族封建政权，这本身就是对夷夏大防观念的一种突破。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史家的努力，使得一代史迹得以更为完整与生动地存留下来。如金代修《辽史》，主要的编修人员是契丹族史家移剌固、萧永琪、移剌子敬、移剌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辽、金史事的记载，则大多是依靠汉族史家的努力才得以保存下来。如《金史·文艺上》曾这样总结金代的文化：“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而金的文治之盛，是两位汉族史家元好问与刘祁怀着“国亡史作，己所当任”[12]（卷一二六）(文艺下．元好问传)及“此生何属，亲见亡国” [15](卷一一)的社会责任感与强烈的历史意识撰成的史籍中保留下来的。从他们对金代历史的总结与撰史态度来看，汉族史家偏狭的民族情感已经非常少见，这进一步证明辽、宋、金、西夏时期民族融合的加深及史学对民族文化认同所起的重要作用与反映。

再次，史学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历史有意识的追述、总结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种更为深刻地反映人类对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机联系的思考成果。因此，少数民族的史学活动，不仅从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层面上体现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程度，而且也深刻反映出汉族源远流长的史官制度与史学传统对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两个方面使得辽、金、西夏的民族史观通过正统论体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如前所述，正统论是中国史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方面，是政治上的正统观念在史学上的具体反映。辽、金、西夏皇朝为了政治扩张、统治各族人民的需要，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工具为己服务。辽寿昌二年（1096年），史臣刘辉向道宗建议：“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道宗嘉其言，迁他为礼部郎中，擢史馆修撰[16]（卷一o四）(文学下．刘辉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刘辉是服务于契丹贵族的汉族史官，这一身分本身就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其二，他对宋朝附辽于正史“四夷”传的做法不满，表明在他的观念中，“四夷”与诸夏的不同，不是表现为种族差别，而仅仅是文化上的一种高下之分，对这种高下之分过于强调，会造成“妄意作史”的局面；其三，他认为辽、宋虽然多年征战，但仍可以“兄弟之礼”相称，这从文化角度反映了辽朝统治者力图争得与中原皇朝平等地位的愿望，“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则进一步突出了他以己为“正”的正统观念。刘辉的这种做法，从更典型的意义上反映了服务于少数民族的汉族史家对“正统”的全新解释，这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而且更为突出地展现出多民族融合的历史现实对民族史观的进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与辽相比，由于汉化程度较深，金代史家的正统观念以更为理性的方式体现出来。德运说成为当时流行的思潮，金代学人如赵秉文、黄裳、完颜乌楚、王仲元、吕子羽、张行信、田庭芳等都参与讨论，其讨论结果被辑为《大金德运图说》六册，今已佚。从其遗文观点来看，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金应承何统为何德。而时人的基本观点，可以大致分为四种：一是以李愈、党怀英为代表的金德独立说；二是孙铎、张行简为代表的金承唐统，为金德说；三是以吕贞祥、赵泌为代表的金承辽统，为木德说；四是以孙人杰、完颜萨喇为代表的金承宋统，为土德说。盖其本质均为以五行之说为依据，欲从中证明金得“天统”之正。这场纷纷扬扬的争论至泰和二年（1202），金朝以敕旨的形式确定：皇朝灭宋，俘其二主，合继火德已绝汴梁之宋，以为土德而宣告结束[17](卷五六)。今天看来，这种争论本身无任何实际意义，但这种对正统问题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终不得不由朝廷出面决断是非的情况，却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金朝之重视与汉族儒家文化的承继关系，并以己为其中重要一环的思路，这一思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辽金西夏本民族文化的长足发展，使得它们在史学上亦各有成就，与此同时，与汉族文化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又使它们在民族史学的发展中多以汉族史学为蓝本进行各项史学活动并有意识地与汉族站在同一文化价值体系中进行正闰之辨、高下之争，这是辽金夏民族史观发展的时代特征，也是它们与魏晋时期相比的不同所在。正是这种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使元代大一统局面下的民族史观进一步取得成就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小  结

 

    从以上对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演变之脉络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对它的发展作如下概括：宋代民族史观的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北宋时期受以功业之实讨论正统问题及史学发展思潮本身的影响，民族史观体现出相对平实的特点；而南宋时期则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较多。辽、金的民族史观，一方面以与中原皇朝争正统为鲜明特征，一方面则以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吸收，并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发展所具备的启示有：

    第一，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发展，遵循着一条在曲折中艰难发展的线索。这种曲折性一方面表现为受现实政治局势的制约，民族史观在不同政权、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又表现为在理学兴起、发展的学术背景之下，民族史观如何摆脱它的桎梏，走向平实与理性的努力中。前一种情况以南宋为最明显，亡国之痛与民族压迫的现实都给民族史观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则以正统论的形式贯穿史学发展过程，对理学的阐发与绝对化，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史家的积极思考。但无论从史书的外在体例还是从史家深层的文化认同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史学中的民族史观还是朝着更为客观地体现多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方向不断演进。这一点与中国客观历史及其中的民族观发展轨迹亦是吻合的。

第二，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与民族压迫的客观存在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史学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在历史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也随着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在包括民族史观在内的史学领域中表现出来，就成为其曲折性与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根源。与此同时，民族史观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在不断由局部的地区性的统一逐步走向整体的、全国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由隔阂、敌对逐渐走向了解、通好，并在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走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辽宋夏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而体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这一历史事实的民族史观，通过对各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现实的思考与应对，也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从而为元代民族史观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奠定了从理论到史学实践的多方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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