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重重，矛盾纷起。政治上，统治机构的腐朽堕落，官吏的横征暴敛，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无立锥之地，被迫奋起反抗。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与广大士绅阶层的极大恐慌。经济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盘剥，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发展，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1]（p5 ）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WWW.11665.cOm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 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的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6]（p226 ）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7]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8]（p194）中国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汉唐盛世的繁荣业绩，使庞大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的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特别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的国家观念并未改变。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的休闲生活。但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它继续照旧路走下去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 ）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 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的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的主张。但他们的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的非现实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汪精卫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1]（p68—70）

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

（三）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

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的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的行列。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国的海洋里化为泡影。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3]（p30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不同。”[23]（p17）中国在国际上要求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的近代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局限性，仍然承认革命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所借之外债，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并且保护各国在华人民之生命财产，[23]（p20）对帝国主义有一定妥协， 但在外交方面，却表现了其主权观念的加强。例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几项说帖：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的说帖；要求废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换文事之说帖；中国希望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之说帖。[24]（p5—27）对争回中国之主权提出正当要求。在山东问题上，对和会的决定提出抗议：“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中国代表认为，对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之解决办法，提出正式抗议，乃其职责也。”[25]（p319—321）并且，在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浪潮冲击下，代表团最终拒签和约，声明：“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除，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25]（p352—353）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上拒绝签字，表现了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加强以及近代国家观念的成熟。

 

三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自主，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在一些世界性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等的带领下，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迫使日本同意撤出山东、英国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让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1924年，在中苏协定中，使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及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南京政府在1928年又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26]（p298）强烈的民族感和国家主权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使外交家们为了中国的独立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周旋，进行艰苦的谈判与争取，收回了大量国家利权。虽然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活动，并未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渐高。

（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和接受，对统治者的独裁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混战割据，国家政权四分五裂，统治者又大搞独裁，企图破坏共和。但由于近代国家观念已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使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行动。“在1916—1928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26]（p293）其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5年12月11日）等几部国家根本法，在国体、人民权利等方面都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在共和政体下，使人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虽然这些宪法条例在政局混乱的中国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是统治者掩盖其独裁行为的一面遮羞布，但其存在，却使统治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推翻共和、恢复帝制来满足自己为所欲为的愿望，只能通过召开国会以使其要求合法化。而共和制下总统、总理、议会之间的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统的权力，对其独裁专权有所限制。因此，可以说，中国民众近代国家观念的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政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使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列宁说过：“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27]（p508－509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也正是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逐渐孕育形成，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民主运动的进程。虽然，这种国家观念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国家的认识也有不正确的方面，但较之传统国家观念毕竟已有了很大进步，具有了近代化的色彩与本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转变，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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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3]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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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列宁.论民族自决权［a］.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