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邦交正常化　战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5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894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形成的敌对历史，使中日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中日之所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战形势谋求与中国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不无关系，但中国政府自建国初期开始实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就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还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自建国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www.11665.com
　　
　　一、确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原则
　　
　　国内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开始的中国对日总方针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重视中日关系发展、谋求长期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将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心存疑虑。鉴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事实上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原则。
　　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美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已经“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也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尤其是1965年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揭露了日本防卫厅的“三矢计划”，更是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该计划是日本防卫厅于1963年秘密研究的一项军事作战计划，它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日本为假想前提，计划与美军实行联合行动并进行战时国家总动员，成立“临时国会”以迅速通过“有事法制”、“有事预算”等相关法案，使日本陆上、海上和空中自卫队能够自由行使武力。因此，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毛泽东对日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毛泽东直到晚年，在1974年回答中国是否能对日本放心的问题时，仍表示“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周恩来在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也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首要的战略原则。他将日本人分为两种势力，认为广大的日本人民是争取走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道路的，而有一小部分人则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条道路对日本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也有利；后一条道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周恩来还指出，如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引起五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二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就会制造新的矛盾，会与中国发生冲突和矛盾，同新中国不但不能友好，反而变成对立，这样对日本也不利；三是如果日本向南侵略，必然遇到东南亚人民的抵抗；四是日本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会加深，美国会加紧控制日本；五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经济界之间的矛盾也会发生，军费增加，对军工生产暂时有利，但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危机，不利于广大的经济界。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制定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时，抓住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积极发展对日友好关系，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予了高度警惕，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首要原则贯穿始终。特别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批评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在日本的防卫范围之内时发出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警告，就好像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所说的一样。对此，周恩来表示：“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二、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上，民间外交为中日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两国之间包括经贸在内的许多事务都不得不依靠民间交往的方式解决。
　　日本与中国的首次民间交往是1952年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等日本人士提出的，他们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来到北京，与中国有关方面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年，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双方以1952年的贸易协定为基础，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此次访问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交往，日本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参与。然而，在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就开展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等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据解密的日本外交史料记载，以1955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邀请中国通商使节代表团访日为例，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等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而外务大臣重光葵等人则以推进中日关系会损害日美关系为由，对中国代表团访日的人数、考察地点、活动形式以及逗留期限等进行诸多限制，试图削弱此次访问的影响。这清楚地表明，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顾忌美国的态度及台湾“国民政府”的反应。因此，日本政府在开展民间交往上顾虑重重，希望尽可能地完全由民间组织来进行与中方的谈判和接待工作，更不愿意显露出政府参与的迹象。
　　在日本开展民间交往极受束缚的情况下，中国则显得比较主动，并将民间外交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中方派出访日的人员几乎都具有很深的政府背景，如1954年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就是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廖承志率领的。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以民促官、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基本方针，首倡开展民间外交，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方针的确定，首先是基于推动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考虑，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其次是为了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国政府相信，“日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愿意互相友好的。而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利，而且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最后是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政府指出，中日两国关系的障碍在于“美国好战分子的封锁禁运政策”，“由于美国好战分子毫无理由地执行这种政策，中日两国之间的船舶不能畅通，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受到阻碍，使两国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相互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有种种步骤，我们相信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许多民间贸易协定难以实现。为此，中国政府于1960年进一步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思想，指出中日贸易应遵循三个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要求中日两国今后的一切协定应由双方政府缔结。中国政府认为，政府协定的缔结“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否则不可能签订”，因而中日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要坚持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挠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此外，这些原则在具体贯彻时，中国政府还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处理，1962年两国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就是将政治经济关系灵活处理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首倡的“以民促官”以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为两国在未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道路，并为国际关系中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开展交流提供了新的范例。正是靠着民间交往和经济车轮的推动，中日两国逐渐开辟了民间外交与半官方交往并行的渠道，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
　　
　　三、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
　　
　　为加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更趋于现实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另一方面，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示宽恕，并宣布放弃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在致田中角荣的欢迎辞中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伤害至深。然而在日本，这些罪行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算，特别是自1963年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后，各阶层迅速传播着否认或美化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言论和意识，许多人把当年被处死的军国主义分子看成“为国捐躯”，甚至树碑立传为其招魂。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日本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和关注，并不能因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就完全否认斗争。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这种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批判，对于教育两国人民、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若能和平相处，则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共同繁荣发展；如果武装对抗，则双方都会受到损害，发展受到影响，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要为最终的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对待历史问题要“向前看”的外交战略。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毛泽东认为日本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主张中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在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也表示，日本“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中国需要向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日本技术比中国先进，我们又是近邻，学习起来将更方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总结了两国交往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真正树立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观。据此，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上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突出表现就是于1972年7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由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于1957年访华时向周恩来率先提出的，询问能否像处理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也采取宽大政策。当时，周恩来表示还不能确定赔偿问题的方针，称要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才能决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才初步确定了可以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之所以决定放弃赔偿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国政府将放弃战争赔偿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步骤之一，认为如果要求战争赔偿，就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也无法表明中国愿与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二是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使中国政府较早地就赔偿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决定放弃赔偿；三是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是中国政府担心日本民众可能产生的复仇心理，因为德国为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和痛苦，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德国的复仇心理，并促使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事例使中国领导人在赔偿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以蒋介石在签订“日华条约”时已经宣布放弃赔偿为由，提出毋须将赔偿条款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给予有力驳斥，指出中国放弃赔偿是从两国友好出发，而日台签订条约时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并不能代表中国，蒋介石说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蒋介石事实上从日本得到过军需机械等赔偿，而中国政府则既未主动要求赔偿，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赔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从表述上也比《日苏共同宣言》更为简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苏共同宣言》中则详细地写上苏联放弃对日本国的一切赔偿请求权以及日苏双方互相放弃对对方国家、团体、民间的一切请求权。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曾掠夺、逼迫大量日本俘虏做苦工等，苏联为了杜绝日本方面要求赔偿，所以写上了双方都放弃民间赔偿的条款。而中国对日本在华老百姓和日本俘虏确实是采取了宽大的政策，日本也绝不可能向中国提出赔偿或补偿要求。以上两点，都充分表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以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政府宽大仁爱的态度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战略举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日政策是日本决定采取对美一边倒战略和敌视中国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首相吉田茂于1951年12月致信杜勒斯，表示日本无意与新中国媾和。这封“吉田书简”基本确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0年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即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推行对美追随的路线，在对华政策上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导致中日两国长期无法实现邦交正常化，甚至两国间的民间经贸往来也遭到美国的干涉，1952年9月，为达到阻碍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目的，美国与日本秘密签署了《对共产党中国出口贸易管制协定》，日本被迫接受了较西欧更为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标准。根据该协定，中日缔结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根本无法顺利实施，仅实现了协议金额的5.05％。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越战的升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要求日本积极配合美国。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希望今后可以考虑我们作为伙伴能发挥什么作用，……以图防止共产主义运动支配亚洲。”对此，日本代表积极作出回应，表示“继古巴事件之后，东西方较量的地点不是柏林，而是东南亚，对手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虽然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条件，但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及日美同盟的现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空间备受美苏冷战关系的制约，曾经对苏“一边倒”的中国想要争取对美一边倒的日本，在冷战条件下几乎很难实现。此外，当时的中共也认为中美开战不可避免。中美关系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转变，美国迫于应对苏联的冷战形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而中国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主动向中国传达了改善关系信息的情况下，中国迅速、及时地作出反应，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举措，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0年2月，尼克松表示，中国不应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3月，宣布放宽美国人到中国的旅行限制；4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中国货物以及向中国出口指定的非战略性物资等。面对中美缓和的迹象，当时的日本佐藤政府仍仅满足于继续对美追随，并未主动改善对华关系。直至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才使日本政府遭到强烈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开始对佐藤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失策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占据上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加强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努力。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派出长期负责中日友好工作的王晓云担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积极开展活动。同年8月，周恩来亲自指派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赴日参加对华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这些外交举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在改善中美关系后开展对日外交的及时之举，意义深远。
　　为了把握有利时机，中国政府从有迹象表明佐藤首相将要下台就开始积极筹划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5月1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时表示，如果田中上台后准备解决中日邦交问题，愿意到中国来谈，我们欢迎，因为这将打破吉田茂、岸信介到佐藤荣作的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中国，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你们党的委员长或副委员长见到田中时，可以把我的这个意思传过去。同年6月17日佐藤政府下台后，中国政府更加关注日本政局的发展。当听到7月7日田中角荣关于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话后，周恩来立即在9日欢迎也门代表团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田中内阁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方面的迅速反应，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后来的田中访华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代表中国政府，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代表日本政府，签署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尽管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曾受到冷战因素的制约和国内“左”的思潮的影响，但仍然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两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结束战争状态、赔偿问题、“日台条约”和台湾问题等九项条款达成一致。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外交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