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实行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方略，由城市转向农村。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内部，实施政治体制与财政经济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向前推进一步。面对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蒋介石改变“捷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积极进行抗战准备，与共产党实现了再次合作。
［关键词］国民革命，国民政府，社会变革，农村革命道路
abstract：after the breakdown of kmt—ccp relations in 1927，kmt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eliminating the ccp．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ew social development way，the ccp had to turned from cities to countryside．jiang jieshi fou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nanjing， putting in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achieving the national unity basically，and putt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confront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jiang jieshi changed his wrong policy，and cooperated with the ccp again，positively prepared for the anti－japan struggle．
key words：national revolution，national government，social change，rural revolution way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重新建立国民政府，至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前期，也是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破裂并逐步走上再次合作的历史时期。Www.11665.COM对这段历史，中国海峡两岸的历史学者曾有很大分歧，即一方评价过高，是黄金时代；另一方评价过低，是黑暗统治时期。通过十多年来的学术交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已逐渐取得共识。祖国大陆史学界本身，经过多年来的研讨，在认识上也有很大变化。在这里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供教材编写者参考。
一、1927年国民革命运动破裂，国共两党向两个方向发展。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在中国维持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以民主共和为基本制度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但是，我们不可能设想通过一次暴力革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改造。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各派系先后控制中国政府期间，没有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和纲领，也没有实施有效的社会变革，而是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进而发展为连绵不断的军事混战，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推翻北洋政府，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建立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1926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消灭了吴佩孚集团，打败了孙传芳势力。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二次北伐，摧毁了孙传芳的军事力量，并将张作霖集团驱逐出北京，推翻了北洋政府。
过去强调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这层意义上说的。如果从改造与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社会的方向考虑，“四一二”、“七一五”事件，标志着国共合作共同进行的国民革命的破裂，而且破裂的原因是双方面的。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向两个方向发展。
国民党主要在城市中发展，而中国共产党由城市革命道路转向农村革命道路。
早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误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与西方相比，比较薄弱。可是，共产党过早地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因而对二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主要是以“左”的思想观念指导党的革命行动。中共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在城市里搞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直接打击资产阶级，试图以微弱的政治力量夺取全国革命的成功。城市革命道路受到严重挫折，起义、罢工、示威，屡屡失败，不断遭受破坏或镇压。毛泽东重新探索变革中国社会的道路，认识到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力量，因而实行了重要的战略转变，提出向农村进军、向井冈山进军。
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坚持消灭共产党的政策，并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内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有进步性，也有落后性。在这十年期间，第一，坚持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从发布第一号通缉共产党人的命令和屡屡镇压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到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剿，无不是为了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第二，建立并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逐步演化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面临的政治形势是一个党（国民党）、两个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三个中央党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着不统一：军事上四大派──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大军事集团；政治上三大派──蒋介石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2年间，大力整合国民党内部，在解决与武汉国民政府和上海西山会议派的矛盾后，使宁汉沪三方由对峙达到统一。接着，通过第二次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试图通过编遣会议，采用和平削藩手段，削弱或瓦解冯、阎、李三大军事集团。在此方式未能奏效情况下，决心武力解决。蒋介石通过蒋冯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最后达到了军事整肃的目的，使这些军事实力派至少从表面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政治上，蒋介石亦通过分化、利诱等手段，瓦解了胡汉民系，逼胡汉民出走广东；拉拢汪精卫派赴宁组阁，拆散了广州反蒋同盟。之前，蒋介石还通过“东北易帜”，使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
蒋介石整合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是在实施训政，减少军事开支以加强经济建设等名义下进行的，达到了军事、政治权力集中，稳定和完善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目的。
三、中共开辟农村革命道路，实施变革中国社会的新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鉴于城市革命道路血的教训，决心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拓展革命空间和发展新的革命力量。工农起义队伍逐步发展为工农红军，在全国广大农村建立起许多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农村艰苦环境下，创造了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它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在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的数情况下，探索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政治、繁荣大众文化的方略并加以实践。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改变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并与国民党再次建立合作，团结抗战，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构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新经验、新理论，代表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新起点。
由于在农村中聚集革命力量，探寻新的革命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了前进道路上的缺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军事战略上走向成熟。1949年，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革命由农村再次转入城市，并提出新的国家发展方略。
四、国民政府实施政治制度的改革并确立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实施政治体制的变革，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颁布《训政纲领》，其二是建立以五院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体制和地方政治机构。
1928年，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训政纲领》的中心内容，是把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部分。政权是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组成，治权是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训政纲领》规定：在国民大会召开前“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这就是说，《训政纲领》将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而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来指导全国实施训政，监督国家政务。上述规定的本质是从法制上确认国民党在中国实施一党专政。之后，在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领袖制度”，设立党的总裁，以及进一步将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这一切又为蒋介石由实行一党专政进而走向个人独裁，制造了法律依据。
国民政府建立的这套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这一新的、与北洋政府不尽相同的政治体制，有它的积极一面。它的三权分立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监察弹劾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铨制度等等，都有一些成功经验。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向前迈出一大步。但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也束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一方面重新构建新的外交体制和外交机构，另一方面发表对外宣言，着手“重订新约”，以调整与各国的关系。这时，国民政府与各国尚无明显的疏密关系。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主要采取了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其中，在对日问题上，由于日本较长时间关注满蒙地区，东方会议以后更将这一地区明显地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愿苏俄染指。因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与1927年第一次下野访日的蒋介石会谈时，表示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统一长江流域，但是希望蒋介石不要北伐，在南方消灭中共势力，与北方军阀势力实行南北分治。而蒋介石则表示必须北伐以统一全中国，但承诺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地位和权益”，承诺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30年代，中日两国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双方关系的，而日本侵华战争却进一步突破了这一范围的限制。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逐步走上依靠美国的道路。在中苏关系方面，出现较大波折，关系一度恶化，一方面反映了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蒋介石一贯的反共思想，直接影响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软弱，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处理一些涉外事件，诸如“南京事件”及“五三”惨案等，不时表现出妥协和退让的态度，不能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但是这些表现，不能与汉奸的卖国与投靠外国相提并论。蒋介石自青年时代，即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意识不能不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五、国民政府实施财政经济改革，中国国民经济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起用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先后召开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吸取西方国家整理财政的理论与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改革政策，对30年代的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整理了财政，统一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了税制，整顿了三税（关税、盐税、统税），废除了制约商品流通的厘金制度。第二，发表与各国重订新约的宣言，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否定领事裁判权。第三，实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统一国家货币，限制白银外流。第四，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通过上述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统一了财政，增加了税收和财政收入，扩大了市场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发展了工农业经济，恢复了历史上丧失的部分海关主权，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进口税制、税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倾销。
但是，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30年代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缓慢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譬如，经过实施新的财政经济方针，1928年至1930年间，经济水平是上升的，表现了一种良好的势头；后来，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国共持续内战，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不断进行混战，国内大面积自然灾害，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因而1931年后，经济状况又恶化，经济水平下降。国民政府进一步调整经济政策，推行币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结果，促使国民经济水平再次提升，至1936年达到了民国时期最高的经济水平，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3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它评价过高，或对其发展完全持否定态度，都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它是在艰难的环境中，经过了一个波浪起伏的发展过程。
六、日本武装侵华导致中国政局大变动，国民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进行抗战准备。
1931年至1945年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时期。中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共经历了十四年时间。我们应该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加以认识。
为了对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把它定为国策。对这一政策的认定，长期以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说，它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要对抗敌人并最后战胜敌人，有一个安定的后方是十分需要的，否则，腹背受敌，难以克敌制胜。但是，从政治上说，这一政策显然又是错误的。因为在强敌压境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反侵略方针、方法，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对异己力量采取军事镇压还是政治解决，将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异己力量采取了排斥、削弱甚至军事消灭的手段，而不是从团结对敌的立场出发，积极调整本身的政策，调整与不同党派、集团的关系，达到增强国家力量以团结对敌的目的，因而这一政策受到国人的反对不是偶然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因而国土不断沦丧，导致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形成了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之后，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南侵，对国民政府的生存威胁也愈益严重，因而南京国民政府逐步放弃不抵抗政策。共产党也由抗日反蒋政策，改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决定联蒋抗日。1935年底，国民党开始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秘密与共产党接触，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最终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走上抗战道路。
1934年，蒋介石曾利用追剿长征红军的机会，将其军事、政治势力伸进西南地方实力派控制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其口号是为了在西南建立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而对于西北边陲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由于地处遥远，鞭长莫及，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则采用封官许愿、财政拨款等手段，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通电归附中央。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达到了除沦陷区以外的全国的统一，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条件。
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开始整编军队，加紧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从长江口登陆，由张治中主持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国防工事，至卢沟桥事变前夕已完成。1936年，修建鲁、豫、苏、浙等地的国防工事，还打算修筑苏、浙、闽、粤的海防工程。交通运输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年，苏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同蒲铁路全线通车，陇海铁路延伸至宝鸡，湘桂铁路开始动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缅等铁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也先后破土兴建。公路已达10万公里。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办了21个重工业厂矿，都与国防有关，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青海等内陆省区。1935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的战备行动，为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的坚持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七、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更加深化。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走出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思想广为传播的影响下，传统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受到激烈的冲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变。1927年后，随着现代经济的成长和政治的不断动荡，中国社会的变化更加深化。
表现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30年代，不同的政治文化思想的论争更加激烈。这一时期，特别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尚未形成，但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却日益强化。国民党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向广大人民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封建道德观念，并以此禁锢青年学生的思想。社会上，法西斯主义思想也开始流传，出现了宣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围绕着中国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与文化，展开了中西文化之争，出现了“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论争。由于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政，箝制舆论，从而引起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严重不满，在学术界围绕现实政治展开了民主与独裁的辩论。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在全国掀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本意是为了强化统治效能，以复兴民族为号召。运动的声势不小，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运动对全社会提出的移风易俗的要求，仍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30年代，社会各阶层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模式。1930年12月，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们走哪条路》的文章，他认为改造社会要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个大仇敌。30年代，由于乡村问题的严重，灾荒、饥饿、贫困，造成农村经济衰败，因而“复兴农村”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这一时期，乡村改良运动遍及大江南北19个省市的广大农村。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晏阳初主持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河北定县为试验区，大力推广平民教育，企图通过启发民智，推动农村建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继在河南建立村治学院后，1931年又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邹平创设县政建设试验区，试图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推动乡村社会的重组与建设。30年代，知识分子怀着对农村实施改造与建设的良好愿望，做了艰辛的探索与努力，但是由于他们并未抓住改造与发展农村的关键，因而农民仍摆脱不了贫穷与悲惨的命运。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是整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不强，加上内外战争不断发生，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的趋势，也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30年代，中国继续向现代社会转型，其基本状况是，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生活并存，一方面是具有较多现代性特色的城市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在全国广大农村，仍然较多的维持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习俗。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及社会运行方式等，基本上已初具现代社会的雏形。在社会结构方面，除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对最基本的阶级构成外，城市中知识分子阶层更加扩大，贫民和游民阶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更多地涌现出来，如各种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知识分子组织，也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党的出现，这些都是城乡政治变动、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体现，它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其对中国社会带来了更为深刻、更加复杂的影响。
总之，1927年至1937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开创历史新进程的重要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应该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历史的观念、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认识这段历史，给它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