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起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终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历经两千多年大大小小几十个政权的分分合合，循环更替，一朝传一代，一脉相承，走过了这两千多年。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政治角度来看，始终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兴衰循环历程：由衰到盛，然后衰落，最后灭亡；再盛、再衰，再亡，周尔复始，循环往复，谁都看的非常清楚明白，却始终没有一个王朝能够跳出这个圈子，能够长治久安。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封建王朝的兴衰循环史，王朝兴衰，循环往复两千年。那么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中断了一个个封建帝王的千秋功业，而不能长治久安、延续子孙万代呢？现在就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到战国时期，正式确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包含有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

 

国家土地所有制，即国有土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历代封建政府和皇帝都直接掌握着一部分土地”〔1〕，各朝各代的皇庄、王田、军屯、民屯等都是国有土地，尤其以北魏、曹魏、隋唐为最盛。国家占有大量的土地，一方面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巩固国家政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也就掌握了社会的经济命脉。

 

农民土地所有制，即个体农民的土地。Www.11665.CoM个体农民拥有的土地虽然不多，但人数最多，向国家交纳赋税，服兵役和徭役，“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能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主要基础，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2〕，凡是明君圣主都非常懂得爱民、养民，以民为本。

 

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地主拥有土地。地主，是封建社会的富人阶级，出租土地，剥削贫苦农民，是人人向往的社会角色。他们有钱有势，很容易挤进国家官员队伍中去，借助国家政权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地主阶级有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有文化，有能力，是国家官员的候选人阶级。不管是论经济优势，还是论文化，地主阶级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特权阶级，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社会中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

 

所以，皇帝要治理国家，就必须把这三种土地所有制，把国家、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处理好，协调好。

 

首先，是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在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社会财富，土地多少是区分富人、穷人，地主、农民的唯一标志。在由此产生的两种土地所有制中，最不安分，最不稳定的是地主所有制。“各朝各代的君主厉行专制,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自上而下地对功臣、宗室和贵威,大量地赐土封户,以保证他们对自己效忠。于是,这些功臣、宗室和贵威,不仅政治上得势,享有种种特权,经济力量也迅速膨胀。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优势,他们大量地兼并土地”〔3〕。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凋零，国贫民弱，地主和农民都不富有，贫富差距不大，所以，轻徭薄赋、养民爱民是立国之本。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地主阶级依靠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开始扩充财富──兼并土地，兼并扩充的目标有两个：国有土地和农民个体土地。对农民的土地，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加大，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引发农民造反起义，冲击国家政权，威胁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但由于利益的驱动，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是绝不会适可而止的，而是“多多益善”。能够协调、限制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只有皇帝、国家。在皇帝眼中，地主、农民(富人、穷人)是都不能舍弃的。地主阶级，是国家官员的主要来源基地，其中的优秀分子，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必须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利益（俸禄，或赏赐土地），以让他们积极地、心甘情愿地给皇帝和国家服务。农民，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不能过度地剥削，要限制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每当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加剧时，国家就有必要进行调整、改革，来限制兼并，缓解社会矛盾，以确保国家利益。在改革过程中，谁受益、谁受损呢？当然是农民受益、地主受损；又由谁去改革，由谁去执行呢？当然是各级官员，而这些官员又都是地主出身，地主身份。因此，历代改革、变法阻力重重，失败居多，成功居少。在私有制社会人们对土地的偏爱，以及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土地兼并趋势的不可阻挡性、不可逆性。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最终由最底层的农民造反、起义，这个政权的结束也就不远了。

其次，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农民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大量的国有土地往往出现于建国之初。由于战争，大量地主逃亡，农民背井离乡，人口减少。大量的无主土地、荒地就成为国有地。在建国之初，战争规模越大，范围越广，时间越长，战争越惨烈，建国后，国有土地就越多。国家掌握的大量土地，一部分用以赏赐功臣将领，让他们更加忠于皇帝。另一部分分租给农民耕种，使这些农民成为国家的佃户，向国家交租纳税，既解决了无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可以缓解阶级矛盾，稳定社会，又可以补充政府的财政税收，并且这项税收是最稳定、最直接的。政府还可以通过国有土地的租税比率控制、影响地主土地的租税比率，缓和社会矛盾。“土地国有制的首要原则是平均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把农民提高到自耕农的状况”〔4〕，以确保农民土地所有制长期大量存在。所以，国有即民有，民有即国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不相矛盾，能够和谐统一。国家掌握的土地越多，下层农民的生活就越有保证，国家的经济基础也就越雄厚、坚实，国家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越强，国家政权也就越稳定。如果国家长期掌握大量的土地，国国家政权就能够稳定，长治久安。“唐代初期社会之安定，国威之强盛不能说不是奠基于是”〔5〕。当然，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每个朝代开国之初，都曾经有这种状态，但好景都不长。蚕食、破坏国有土地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的手下官员。封建时代的官员是社会的统治阶级、特权阶级，身兼官僚、地主的双重身份，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力、势力、财力，不断地蚕食国有土地，把国有土地变为个人（地主）土地，损公肥私。所以说，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所有制是相对立的，你消我长，此起彼伏。虽然民有即国有，但地主有却不会国有，地主富却不会国富。因为地主阶级（贵族和官僚地主）是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凡是被他们兼并的土地,绝大部分是被隐占的。土地的兼并和隐占,与对人口的隐占,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土地和人口的隐占,使绝大部分被兼并的土地,既不承担国家的赋税,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由此而形成了大量的法外私有土地”〔6〕。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土地越来越少，地主土地越来越多。毫无疑问,大量的法外私有土地的存在,对土地的国有制,形成了极严重的威胁。国家收入越来越少，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越来越低，同时，地主势力无限地扩大，大到政府无法控制，形成地主割据大财团，财大气粗，对抗官府，对抗中央，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国家困于用度不足,遂不得不把由于土地和人口的隐占而脱漏的赋役,转嫁给仍在自己控制下的人民”〔7〕，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到这个时候，一个政权最强盛的时代也就过去了，进入他的老年，最终的结局，要么为地主割据势力所困，所灭，要么为农民起义冲击而衰落、灭亡。

 

总之，封建社会存在的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各有特点，相互作用。皇帝在政治上依靠扎根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地主阶级治理天下，从而使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势壮大，进而蚕食、破坏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结果是破坏了国家经济的根基，导致国弱民贫，阶级矛盾激化，王朝终结；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是最弱者，无法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它的蚕食。当农民无法忍受时，唯有一反，推翻现有国家政权；国家土地所有制本来是用来稳定国家经济的，却不断遭到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蚕食破坏，逐渐萎缩，从而失去了稳定功能，国将不稳，国将不国。中国的封建社会，每朝每代都由于无法解决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国家土地和农民土地的蚕食、兼并问题，而逐渐衰落、最终灭亡。

 

要使一个封建政权长治久安，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就是：在经济上保留大量的国有土地，并确保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长期大量存在，以保留一个人数众多的个体农民阶级为国家服务，对起破坏作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要加以限制、控制；在政治上依靠地主阶级，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为国家办事。但是，对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依靠、利用，在经济上限制，这无论对哪一个皇帝，都是一个难题，因而每一个朝代都无法避免由兴到衰，最后灭亡的结局。

 

一个国家灭亡了，一个朝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朝代按照固有的经济模式（包括三种土地所有制）建立起来，遇上贤君明主，也只能是在限制地主势力扩大，保障国家、农民利益上多下些功夫，延长政权寿命，长命百岁，却不能长生不老、长治久安。中国的封建社会，就这样一朝传一代，循环更替，走过了两千多年。

 

注释：

〔1〕李卿：《精耕细作的古代农业》一课介绍，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2〕李卿：《精耕细作的古代农业》一课介绍，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3〕《论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基础的不稳定性》

〔4〕〔5〕李埏：《三论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中国经济史论坛

〔6〕《论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基础的不稳定性》

〔7〕程念祺：《论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基础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