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国际舆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现代社会里没有纯粹的国内事件，任何集团、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国际舆论的反应考虑进去。这对当时情况非常特殊、又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列强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变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事件，各国“莫不异常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之报纸舆论”，更是纷纷报道、评述和追踪事变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范围的关注、传播和沟通过程中，国际新闻舆论汹涌澎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一边向各驻外使馆通报情况，一边要求各使馆注意搜集各国(尤其是日本和苏联)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反应；张学良无论是事变前还是事变后自始至终在为争取国际舆论而努力着；中共中央也在请求共产国际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wWw.11665.COm可惜的是，就像我们对当时国内新闻舆论的研究远远不够一样，我们对西安事变中国际新闻舆论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肤浅的。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中最强大的部分，它不仅可以独自发表意见，而且其他舆论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达，使其具有垄断舆论的优势。在一定时间内，新闻舆论可以左右、支配、指导整个社会舆论，充当社会舆论的全权代表。同时，人们获得舆论影响大多也是来自新闻舆论。与中国国内的新闻舆论不同，有关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事实上早在事变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以往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当时，海伦·斯诺是张学良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张学良打算通过海伦丈夫埃德加·斯诺常投稿的英国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在采访中，张学良暗示蒋介石必须“遵从民意”，团结抗日，否则“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表态，也是张学良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进行的新闻舆论准备。当时张学良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内新闻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将注意力投向外国的新闻媒介。
　　10月8日，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报道说：“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报道还透露了当时西安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10月9日，天津的英文报《华北明星报》转载了这篇报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以同样的方式刊载了海伦的报道。
　　海伦对张学良的采访文章，可谓是西安事变全程中的一块里程碑，被后人誉为对西安事变的正确预报，“险些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继而又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加速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随后，海伦在西安又对西北的政治形势作了两个月的采访报道，使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情况，对张学良、西北地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也为张学良、西北地区后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某种理解和同情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对国际舆论的争取，在西安事变后仍在继续，而且更迫切了。事变后，张学良马上召见身份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史沫特莱，向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12月19日，张学良还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为自己的正义行动进行辩解，并说红军虽与他们的政治见解不同，但都是中国人，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中华民族。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史沫特莱，她认为，“日本，德国，意国同情南京政府那是无疑意的，西北能，而且一定得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同情。外国报纸载在中国的英美新闻界同情西北的抗日要求”。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负所望，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在西安的军政官员、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的采访，及时地用英文向国外播发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史沫特莱的活动揭露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南京政府的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为扩大事态而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谎言，澄清了“蒋介石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传，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对新闻舆论也十分注重。西安事变爆发后，新西兰人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认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身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他“情绪激昂地”说：“请记住，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它是西北所有军队的一致要求、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并不存在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纵观西安事变全过程，西安的一些外国进步记者非常活跃，虽然均代表他们个人，但是他们大力报道动荡中的中国西北地区，主持正义，促进了事变的发展，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西安事变后一时间，真相不明，朝野传说充斥，世间谣言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把了解真相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媒介，并以他们的报道作为自己判断和背向的参考，甚至更愿相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国进步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对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摆脱困境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尤其是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了解事变的主要消息渠道，恰恰是当时 最不客观的南京政府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的舆论。因此，事变后的国际舆论多为猜测、批评、贬斥、攻击，非常不利于西北地区。原先对张学良及西北地区的一些同情消失了，如巴黎《救国时报》也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其他的国际舆论就更不用说了。
　　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然它与日本关系最密切。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静观，一方面通过外交和新闻舆论警告南京政府不能倒向欧美和苏联。1936年12月15日，《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的社论。社论指出：“日本立场最要慎重：这次事变，对日中外交上也有重大的影响固不待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因为今日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最要慎重。”社论最后威胁说：“日本所希望对于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是怎样有具体性，而且是立脚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于今日一天天地明了起来了。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的事件，然后根据重新考虑的基础，以再谋问题的新解决方法。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同年12月18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希望妥当处理邻邦的危局》，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意思。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各报十分重视中国政治、金融、民情、军事的变化和事件的演变，蒋介石获释后抵洛阳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东京各报纷纷出号外，传遍全市。
　　作为日本的盟友，又与南京政府有较好关系的德、意自然反对西安事变。他们的新闻舆论一边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魔手”，一边攻击张学良、杨虎城。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于1936年12月15日评论道，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由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耳。《意大利日报》12月17日发表了名记者盖达的文章，称：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智，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害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德国、意大利的新闻舆论不仅容易让人理解，而且影响有限(对西北地区)。如果一定有的话，只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与张学良有私交，他曾在12月21日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意大利的报纸都予以庆贺，自夸齐亚诺的电报对张学良起了作用，意大利有功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对欧美来说是个“晴天霹雳”，因为对他们而言，蒋介石既是他们的代理人，又是他们对抗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主要依靠。而西安事变则使他们有丧失这一切的可能。为此，美国的《民声讲坛报》于1936年12月14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民声讲坛报》的这番话颇能反映欧美对西安事变的心情。
　　欧美在震惊之余，分析西安事变缘由的关键是联共抗日。因此，欧美的新闻舆论纷纷表示，只要保住蒋介石，什么都好商量，包括与中共取得某种形式的联合。为了支持主和派的和平努力，制止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936年12月15日发表社论说，现在对西安事变不应该有绝望的看法。该报在12月28日的社论中揭露道：“委员长的危险是来自飞机轰炸比之来自搜捕者的更多。”该社论还说：“立即需要办理的事务是恢复这次冲突所引起的破坏，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中国本身，中国一直要求他的元首蒋介石一个人免于过多的负担。其次，要很好调查张学良所谓共产党人准备让步的论据是否正确。”美商《大陆报》也在社论中向中国各界大声疾呼：“唯有统一之中国，才能发再容易；而亦唯有于统一中，求得出路……俾此项变乱，于最短时间内，达于解决。”
　　欧美、日本的新闻舆论为中国各方所关注，但是相比之下，对中国各方均有较大影响的还是欧美的新闻舆论。欧美政府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新闻舆论，制约了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鼓舞了主和派，也符合张学良的根本思想和发动事变的动机，因而对张学良处理事变的善后工作也颇有影响。就连当时与欧美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共对欧美新闻舆论也很重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西安事变的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表示，“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

　　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因素以及与中共的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被无端地卷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尴尬局面。世界舆论纷纷揣测并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想从中获利。所以，为了应付世界舆论、摆脱尴尬局面，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不损害与南京政府正在修补中的关系，苏联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1936年12月13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14日在两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真理报》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重要的宣传机器，何况它们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是在事发后两天发表的，这表明苏联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表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两报这样做是向世界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12月14日当天就将《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评摘要发到国内，并表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苏联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在12月27日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还在谩骂及攻击张、杨。更荒唐的是，他们自己混淆黑白，还不让别人来澄清事实。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分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当然，不论是莫斯科的广播，还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文章，都坚持要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其出发点和欧美新闻舆论类似，就如《消息报}12月27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反应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1936年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 负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他还认为，苏联能帮助南京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12月19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苏联和共产国际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西方进步人士也痛心不已：它们“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会高兴”。有些西方人士还到北平苏联驻华大使馆，试图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斯诺也专门找过塔斯社驻京负责人，将有关真相告诉他。莫斯科新闻界的反应也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他反复地说：“我不理解，他们看过我所有的报告，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斯诺评述道：“《消息报》和《真理报》正式推卸责任、谴责张学良和赞美蒋介石还不算，甚至还捏造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变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史沫特莱在接受西安的《解放日报》和民众刊物《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说：“苏联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是一种不幸。这表明苏联人民没有得到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世界上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南京、东京、柏林、罗马——开始攻击苏联，说他们对双十二爆发不无关系。那么这种新闻全不可靠。苏联除了攻击此次运动，他是不能够否认这点的，这真糟糕透了。但是，你要知道苏联的群众是诚心诚意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作用最大、影响最大，而且错综复杂。孔祥熙看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之后，觉得苏联“并不认张、杨为与党，而反斥其汉奸，不认其抗日为有诚意，而反指其抗日为助日之烟幕”，知道西安事变不会酿成“国际战争”，南京政府可以致力于内部对付张、杨，“军事之压迫，政治之孤立，与情感之维系”，三管齐下。1936年12月17日，孔祥熙在劝说张学良的同一封电报中就说：西安事变，“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胡适也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搞西安事变，“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苏联的新闻舆论对南京政府来说太重要了，也太需要了。难怪后来张群对苏联使节说，《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给南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1937年4月3日，不顾在事变中受到的腰伤，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刚返回中国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自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宣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参与了对西安事变决策的全过程，他曾在1936年1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真理报》所说的，对中共中央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陕北安全的影响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所属支部的中共只有执行和配合一个选项。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张学良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由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最期待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共曾预测苏联会支持张、杨，且与中共及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毋庸置疑，中共也预测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新闻舆论，并有绝对的期待和把握。12月13日，在商谈潼关、平凉军事部署等问题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联名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给张学良吃了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
　　但是，当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完全相反时，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12月17日，刘鼎去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时，向周恩来汇报了张学良这一思想状况，并指出张学良有可能对中共也有怀疑。
　　也许是考虑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有可能内外有别，1936年12月17日晨，张学良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又询问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日，中共中央给张学良回电：“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周恩来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在与周恩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时，张学良掏出苏联的《消息报》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旋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居，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张学良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有苦难言。张学良没有想到，他不仅基本失去了国内中间势力的新闻舆论，甚至原先设想最有可能得到的苏联新闻舆论，竞也持反对态度。
　　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蒋介石也猜到张学良的心理活动。就在12月12日兵谏后，蒋介石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时，有一场争论。张学良说要把蒋介石“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人民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蒋介石则怒气冲冲地斥责说：“尔妄想国民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言中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希望被人理解，却得不到理解。张学良心碎了，与中共配合行动的决心动摇了。为了表明心迹，他仓促行动了，其结果不仅造成自身失去自由，而且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也崩溃了。张学良的这一变化，苏联新闻舆论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对整个世界来说，仲冬发生的‘绑架’中国委员长的事件，是以神秘的东方令人困惑的方式出现的一个生动的插曲……很明显，这是一场中国的危机，它迫切要求人们作洞悉内情报道。”这就是西安事变时期的国际新闻舆论。然而，舆论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当人们在社会中结成多方位的相互联系时，就会对共同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并逐渐形成相近的言行。国际新闻舆论方面，无论是欧美的新闻舆论还是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它们虽然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后果，但是它们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又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虽然国际新闻舆论的干预并不能直接代行有关决策当局之职责，但是它们毕竟可以通过某种力量和压力的形式，使有关各方的言行有所约束和顾忌。作为卷入西安事变的各方来讲，国际舆论的作用和影响在不同程度都体现了出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后内战延长与否，既要看国内力量，也要看国际舆论。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