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公之制法。有一套完整的格局，这反映在《康诰》中。即“明德慎罚”的思想。它以“庸庸”、“祗祗”、“威威”三点为关键。其中又以“明德”为主，而“慎罚”的中心是“敬明乃罚”。“慎”是周公法制体系的主导思想。
 
　　关键词：周公；《康诰》；法制
　　
　　周公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对中华文明之格局有着重大的影响。夏曾佑先生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从当时来看，他对周初的国家政治定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武王在西周建国后之次年即逝。周王朝之种种制度，实为周公一手主持制定完善。要维护一个政权的运行，当然要制定与之相应的法制。此处专指法制而非法律者。盖法制之范围比法律大。包括了法律及操作法律之制度。周公之制法，有一完整格局，绝非仅限于律令。
　　
　　一
　　
　　周公所作之法的具体内容。今天已无从知晓。但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有的鲁大史克对它的内容的追述。可见在春秋时期其中的条例还是可考的。现在用以研究周公法制思想的可靠材料主要是《尚书》中所收录的周公所作的诰命，尤其是《康诰》一篇，全文围绕如何在治理殷商遗民上正确使用法制的问题，以“明德慎罚”为中心，展开全面详尽的论述。内容涉及执法原则、权力监控、司法者自身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中刑慎罚、预防犯罪、重视犯罪意图和犯罪态度等观点。无论其法制体系之完备抑或其观念之时代先进性，在同时代的世界法制文明中都罕有能望其项背者。
　　《康诰》是周公教导其弟康叔在治理殷民时如何正确用法的诰命。WWW.11665.COM《史记·周本纪》记载：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髑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鞠康叔。”
　　西周之初。如何治理前代留下的殷人，这个问题很棘手。因为殷商与周不仅是两个朝代。而且是东西两个不同的民族。它们之间不单有政治冲突。而且文化上也相冲突。殷人和周人本来是敌对人群，殷人战败后，人数还多，地也不小，还不服管制，“未戾厥心，迪屡未同”，民心不定，不受周公教化，“小人难保”，周公担心缺少政治经验的康叔不能担任起治理殷民这个任务，连作《康诰》、《酒诰》、《梓材》三诰教导他施政。其中《康诰》集中讲的是法制，《酒诰》讲的是执政者自律，《梓材》讲的是执政策略。
　　三诰之中，《康诰》为首，此中大有深意。《康诰》讲治理殷民所用的法制。中心是“明德慎罚”。对殷民一方面要慎罚，另一方面，要推行教化。慎罚，是慎重地罚，不是不罚，所以要以法治理。慎罚即不罚无罪，本身也是明德。
　　诰命中周公先回顾了文王的法制精神。即“明德慎罚”，推行德政，慎用刑罚；如何才能“明德慎罚”?周公认为关键在于“庸庸”、“祗祗”、“威威”，用可用之人，敬可敬之人，罚该罚之人，前两条讲的是“明德”，后一条讲的才是“慎罚”，也就是说，以施德为主，遇不可不罚之人才施罚，而且即便罚，也要非常慎重。为何“明德”为主?周公指出，文王正是以德得天下的，文王修德，“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纣以失德失天下，文王以明德得天下，天命不常，赐于有德之人。如何修德?就是要“用康保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上天是通过是否治理好民众来判断君主的德行的。但是，“小人难保”，如何治理?“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虽有德教，也只能用法制作为保障。因此，虽然全文的中心是“明德慎罚”，但在具体细节上，主要讲的还是如何“慎罚”。
　　
　　二
　　
　　要“慎罚”，就必须要有一个完备的法制体系作为保障。可考的文献里，在西周之前，虽《皋陶漠》及一些钟鼎铭文中出现过关于“法”、“刑”的理论。但能成为体系的唯有《康诰》一家。而且它对中国法制传统思想影响之久之深，历史上能与之相比者。寥寥无几。尤其是在中国思想文明之形成期，诸子百家或史传论著所引各篇《书》中。《康诰》的文句屡屡出现，其中《左传》中竟引用了10次。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它的高度重视。
　　《康诰》的法制体系包括了立法、司法、执法三个方面。
　　立法之权显然属于卫国国君康叔。但他的意志并不决定法律。作为诸侯国君，他是要以维护周王朝政权的根本利益为立法之唯一导向的。“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如何才能维护王朝天命?必须保民。康叔必须要按敬天保民的原则、遵循“文王大法”来办事，“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不能单凭主观意志武断行事，“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日时叙；惟日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周公认为要“明德慎罚”，那他是不是认为德政重要，法制不重要呢?不是。慎罚不是老子的废法思想，相反地，它体现了周公对法制的极端重视。周公承认德政不是万能的。很多情况只能用法律解决问题。说到一些滥用职权的官吏时，周公说：“亦有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这些人作威作福。大失王命，不是用德所能教育得好的，“非德用义”，必须用刑法进行惩治。
　　所以，慎罚，不是不罚或者轻罚，而是慎重地使用刑罚，一方面要断定嫌犯是否有罪当罚，不罚无罪，也不放过有罪；另一方面，量刑不可过重过轻，这对司法者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为了慎罚。周公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司法体系。这个体系涉及司法原则、司法内容、司法者自律，和集中司法权力四方面内容。
　　周公此诰专对康叔而发，所以先从司法者方面谈起。司法者司法要“大明服”，以公正严明令人心服，首先就要严格依法按章办事，“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勿替敬典”，强调司法官应援法断狱、依法治罪，司法活动本身必须纳入严格的法律规范之中。
　　其次，司法者办案。要做到“敬明乃罚”。“敬”即有高度的责任感，上要不负朝廷，“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下要悯恤百姓，对民众之苦，要当成是自己的苦，仿佛是“恫瘰乃身”。周公为了激励康叔的责任感，先讲了文王武王艰苦创业，“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希望康叔能够尽忠职守、勤奋不懈，“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
　　但司法者仅有高度的责任感是不够的，断案要“明”，这对于缺少政治经验的康叔来说，只能通过努力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司法水平。周公给康叔提供的办法是，首先要效法文王，“惟文王之敬忌”；然后要学习历史经验。遍求殷人先贤王用来安民治民的有德之言，“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衣”同“殷”，“衣德言”即“殷德言”；此外，还要虚心听取年长有德的殷人的教导，“汝丕远惟商成人，宅心知训”。以便了解当地情况。熟悉民风民情。
　　周公还提出了司法者加强道德自律、道德自省和提高自身修养的问题：不能有失德之举，“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要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自省以求提高德信，“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即使没有什么失德的行为，也要“明乃服命，高乃听”，提高政治素养。
　　从“用康民”的目的出发，周公要求司法者作到“敬明乃罚”。明确了司法官的职责，同时又列出种种办法提高其司法能力。其方案之严密科学，差不多已达到近代法制文明的程度。

　　三
　　
　　《康诰》所建构之法制体系中的司法原则，意在“保民”。这从其司法内容中的律令可以看出。《康诰》中提出了四大罪行是严惩不赦的。其他过错则以德政教化为主，不轻易用刑。
　　四大罪行中的第一条是：“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昏不畏死，罔弗憝。”寇即入室抢劫，攘是偷窃，奸指在内作乱，宄指在外作乱，寇、攘、奸、宄指的是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这种罪犯以身试法，自寻死路，一定要严惩不贷。这一条是基本所有文明刑法具备的内容，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即维护社会正义。
　　第二条罪行具有伦理法的性质。“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日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周公要求殷人社会遵守宗法制社会之维系关键：伦理秩序，不守者便是犯了元恶大憝，要“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本来是一种道德规范，是靠人自觉自律和社会舆论监督来实现的。周公却用法律来强制执行，这在当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效的。宗法制度到西周初已经初步完备，社会以血缘相勾连。确立和维护血亲之问的伦常关系则是稳定社会之必要。周公用法律强制推行伦理规范。这不但是对民众道德的规范，而且是稳定社会、维护国家政治的必需之举。正如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中指出的：“社会需要一个不正常行为的概念。犯罪和惩罚标划出社会的道德界限，犯罪不仅因为它本质上的危险必须惩罚，而且因为它触犯了社会的团结，它是对‘共同良心’的打击”。在宗法制社会中，社会构成建立在以血缘相连接的家族之上。如果出现了“不孝不友”这种情况，对社会秩序的和谐、社会稳定就构成破坏，这时就必须使用社会控制。
　　同时，这种控制是对等的，只要你具有父子兄弟中的一种身份。你就要遵守这个伦理规范。比如说，如果你不想履行“兄友弟恭”的规范，那除非你是独生子，这个伦理要求就因其前提不存在而自动解除。但是，你虽不需要对任何人“兄友弟恭”，任何人也没有对你承担“兄友弟恭”的义务。
　　第三条法令针对的不是民众，而是阳奉阴违的官吏。“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瘰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官吏们手持符节，不推行朝廷的政令，而是另行散布一套。诋毁政府形象，为自己制造声誉。这种人危害君主，误导民众，周公认为一定要迅速逮捕处死。这一条用于处置把握着国家授予的权力却心怀不轨，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的官员。周公认为如果出现官员造谣滋事，误导民众怨憎君主的情况，对被误导的民众可以从轻处理。对阳奉阴违的官员却绝不能放过。这样无疑减小了民众的政治压力，有利于在社会上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第四条法令针对的也不是民众，而是滥用职权的官吏。“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义”。做君长的不能与下级们一起为国效力，反而仗着国家给的权力作威作福，这种人周公认为都不可能用德政教化了。只能用刑罚重重处置。
　　此外，据《左传》记载，昭公二十年，齐莞何忌转引周公的言辞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也就是说，株连是施暴政者镇压民众最常用的手段，周公却明令禁止株连。这在东方的君主制法律中。是了不起的突破。
　　
　　四
　　
　　《康诰》中还涉及到司法权力监控的问题，所谓司法权力监控，即由专人司法，旁人不得越俎代庖，染指司法权力。这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司法权力，不让窃权者有机可乘，用司法权谋求私人利益；另一方面，司法权力监控有利于加强对司法的审查和监督，司法权专人掌控，责任追究时即可以落实到人，起到了督促司法者断案严明的作用。“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日劓刑人，无或劓刖人”。除非司法官封你下令对人用刑或处死，没有人敢对人用刑或处死。周公认为司法权力必须由专人控制和负责，不让心怀不轨者窃取来谋求私利。此条中已暗蕴“司法独立”，专人掌控，余者不得干涉的思想萌芽。这个思想在《立政》一篇中发展得更加成熟：“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是违”。治狱之事由司法官专管。治理的过程直接由其向上承担责任，旁人不得干涉，甚至过问。这种思想虽然只是片言只语的总纲。没有用以维护司法独立的具体保障体系，但在三千年前。周公就已提出司法独立的观点。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个伟大的进步。
　　周公同时关于具体的司法程序。对康叔也作出了相应的指导。断案时首先要根据四条律令断定嫌犯触犯的是否是不赦大罪。然后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罪之轻重。要实现司法公正，就要让犯人受到的惩罚与他的罪恶相应。周公认为。一个犯人的罪轻罪重。不单集中在罪行本身，还要看他的犯罪意图、认罪态度、是初犯还是惯犯等情况。他对康叔说：“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对初犯、过失犯罪和认罪态度较好的。可以宽恕；而对于故意犯罪的惯犯，认罪态度又不好。就不能不杀。
　　断案的过程还需十分谨慎。“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要囚。即幽囚。幽囚的罪行都要反复考虑五、六天，甚至十几天才可以定罪。这样的谨慎小心。一方面是爱民恤狱，不能罪及无辜。另一方面也是要维护司法公正。
　　这些指导虽然多为经验主义的。但周公已经认识到司法程序、司法规则的重要性。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司法要则交由康叔实行，以避免司法中出现的不必要的失误。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对于执法方面，周公认为，一旦认定罪行大小，就要进行处罚。严刑峻法当然要不得。但对犯人使用轻刑也不妥当。周公认为合理的措施是“中刑”。就是犯了多大的罪。就给予多大的处罚。是以他一方面认为应该以殷人的办法执殷地之法，要“罚蔽殷彝”，另一方面又认为殷刑过分严酷，不能全部使用，而是只能用其中的“义刑义杀”。不能用非谋非彝。相对于之前的商代来看，这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
　　殷商是我国古代以酷刑闻名的朝代，《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一例殷刑即民众不小心把灰倒到了公共道路上就要砍手，“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从史料之记载来看，殷代之法以其刑罚之严苛传名后世。这是否就说明商代的法制比较发达呢?不是的。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刑罚的增减和人民距离自由的远近成正比例”。刑罚与刑法是两个概念。刑罚之严苛不但不能作为刑法先进的依据，而且就其本身来说，也不是刑律适用的标准。殷刑是不是有效的国家机器。看看商纣酷政亡国就可知道。刑律、刑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应以贴合其适用环境为上。周公一再提出要用中刑。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智慧。其父文王在法制上就已经提出了“明德慎罚”、“庸庸、祗祗、威威”的两分法。而周公更是在“明德慎罚”定位上建立起完整的法制体系。虽然《康诰》中的法制是建立在君主专政的基础上的。但它以教化预防犯罪。在“慎罚”的原则下建立法制保护人民人身和财产安全。营造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利益，从所处时代之早来看，它有着不言而喻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