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三次大规模的“救国救民”运动，前两次是向西方学习，而后者则逆之而行。这些都没有真正实现了“救国救民”的目标，其深层原因在于“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的内在困境，对晚清而言这是必然的。
【关键词】救国救民运动 近代化 逻辑困境
一、近代中国与西方：师生关系的困局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大纲）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我们近代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中华民族要有“光明的前途”必须学习“西方的近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强既是近代中国的最大“敌人”，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老师”。因此，表现为目标与手段关系的“抵御外侮”与“学习西方”，其实存在深层的逻辑困境，即“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晚清外交正是在此逻辑困境中不断求索的过程。
蒋廷黻概括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四次“救国救民运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康有为领导的变法”（戊戌变法）、“拳匪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方略”（辛亥革命）。笔者通过分析晚清“救国救民运动”的努力以及最后失败，认为这是在“我的老师是我的敌人”逻辑困境中的无出路。
二、三次“救国救民运动”的努力与失败
蒋廷黻对林则徐评价不高，甚至认为林被罢黜，是他的终身之大幸事而中国国运之大不幸，因为“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wWW.11665.cOM维新提前二十年或许有可能，但这一提前也会导致“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的困境提前到来，而晚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困境，更遑论走出困境了。从三次“救国救民运动”中可认识清政府在这一困境中的作为。
1.洋务运动与开明官僚的努力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还提出了“以夷制夷”，但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真正向西方学习。慈禧太后在成功发动政变并掌权后重用奕䜣等具有“外视”眼光的官员，也成全了他作为洋务运动倡导人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作为相对开明的官僚，奕䜣深刻地感受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自强”的号召下，晚清首先迈开了军事近代化的步伐，创办海军、训练新军，是在“器物”层面上向学习。这可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救国救民的方案。笔者认为，不管怎么说，清朝这些非守旧官员在列强看来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甚至对他们寄予厚望。然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2.戊戌变法与知识分子的努力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那个时代脆弱而又极易兴奋的知识分子的神经。怀着对往昔中国的自豪以及对现世中国的自卑，他们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竟然很快掀起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风潮。可惜，剧烈变法并非统治阶级所能承受。一身三任的康有为，只能说是个杰出的宣传家，事实证明他仍不是真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本可争取当时还在观望的慈禧太后的好感，他们却操之过急地将她推向对立面。事实上，即便慈禧太后没有出面干涉，光绪皇帝所倡导的自体性变革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甚至尚未厘清各种利益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自强、御侮的变法运动者，在变法失败以后，能够并且愿意保护他们的竟然是外国政府！
3.义和团运动与普通民众的努力
前二者都是“以敌为师”，但全都没有成功，不是不堪一击，就是被迫中断，而晚清更加内外交困。于是，广大普通民众打出了“灭洋”的旗号，这可以说给几近绝望的晚清政府打了一剂兴奋剂，慈禧太后连忙宣诏，试图借此驱逐外国势力。历史没有给机会主义的慈禧太后任何机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慈禧太后宣布严惩义和团以及支持义和团的官员，甚至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友邦）之欢心”。
从此以后，以大清国为主体的向西方学习的救国道路走到尽头——尽管以后还有一次所谓的“新政”，但那也只是“戊戌变法”在某种意义上的重演。这三次努力尽管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但不论哪一种努力都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势力的阻挠，总是某一特定阶层的独角戏。如果说前二者是在承认西方是“老师”的前提下展开的话，那么第三次就是完全地将西方放到了“敌人”的位置上去了，而结果却几乎是“国破家亡”。
三、晚清外交的无出路：从“敌人”到“友邦”的错位
以上三次“救国救民运动”都与慈禧太后有着密切的联系，她的政治手腕称不上高明，但是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却足以影响整个中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友邦）之欢心”的国策下，晚清彻底丧失外交主权，沦为列强的傀儡。“清政府掌握实权的西太后及其追随者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只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帝国主义者的苛求无一不有求必应。他们从盲目的排外变为完全投降，实际上成为各国特权的代理人”。
她的终极目标是维护晚清统治，更确切地说是维护她自己的统治地位，国与民并非她的首要考虑。在这样的动机下，原本“敌人”成了“友邦”，在外交上便放弃了防御与抗争。于是，无法解决“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这一困境的“学生”，为了“一劳永逸”地挣脱了解决这样的困境，一厢情愿地让“老师”成为“朋友”，其后果就是国不国。在这样的根本目标的指引下，慈禧太后的外交政策注定要失败，再天才的外交官，再高超的外交手段，也只是离“救国救民”的目标越来越远而已。
四、结论
杨公素先生在分析旧中国外交的悲剧与教训时指出：作为列强势力范围分割下的半殖民地，“历届政府都是仰外国的鼻息谋求维护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即所谓的“弱国无外交”。没有强盛的国家实力作后盾，纵有天才的外交人才，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外交结果；更何况在整个晚清时代中，并没有真正存在一个世界意义的“天才外交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虽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与眼光，但是都无法用真正的世界性的眼光审视他们的外交活动，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外交导向。而“我的老师是我的敌人”的逻辑困境足以使整个外交活动受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处理“老师”或“敌人”的定位不但决定了晚清外交的走向，也决定了其对内的大政方针。正是因为无法走出这一困境，晚清无法动员起整个社会的全部力量。
参考文献：[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7：124.
[3]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m].张植荣修订.香港：励志出版社，2002：10.
[4]时殷弘主讲，顾晓峰整理.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5.
[5]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m].张植荣修订.香港：励志出版社，20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