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革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或许并不新鲜。文革自开始直至1970年代末被
另一方面，专制的 政治 和文化环境把它模糊的（和庸俗的）社竤和文化概念强加在 社会 上，在这种情况下，文革倡导的社竤 教育 政策能否贯彻是另一回事。我想，这是普见於文革政策中的一种基本结构矛盾。不过，值得深思的是，虽然文革教育政策未能落实它们背后的社会构想，但却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毛后 时代 政策的成功作出贡献；即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塑造有才干的民众，解决地方 问题 并参与地方 发展 （这和大多数第三世界社会自上而下的文化处境大相迳庭，在第三世界，地方社会依赖集权中央的指导，而这些指导趋向迎合国际需要，而不是眼於近在咫尺的内陆需求）。
在此，我要强调毛主义制度构想中一个受到 经济 效益观点批评、却对社会和政治组织仍然 影响 深远的层面，那就是坚持农业和 工业 结合，为的是要克服农业和工业（或乡村和城カ社会）间的结构分歧，这种分歧似乎是 现代 社会的特质。这是1958年惨痛的大跃进的制度改革之一，然而，一如毛主义发展思想的其他层面，其根源系於
以这种观点看，
不管是思想失败也好，实践失败也罢，文革期间出现的毛主义的消亡，不光因为它是一种失败的革命思想，更因为推陈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和当初产生毛主义时大相迳庭，使毛主义日渐脱离现实。WWW.11665.cOm文革毛主义今非昔比，不再被视为对未来的解答，而只是过去的璭延残喘，被现代世界超越而变得毫不相干。
文革——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文革挪用的革命毛主义——对现代有没有启示？我认为有。今天背弃毛主义对现代性的选择，是整个扬弃以激进选择替代资本主义趋势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忘记，虽然由於资本主义的内部演变，使得早期社会主义针对其宰制地位所提出的挑战丧失意义，但资本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它的这些演变又制造了（并仍然继续制造）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自有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即存在，有些是由资本主义的新生产和组织方式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当下作为它们的出发点，但这并非说过去对於当下没有启示作用，重拾早期的革命挑战是克服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不可或缺的。但过去的重要性不仅在於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毛主义对於社会的革命性构想（前述毛主义提出的关於地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尤其可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
近几年世界各地的激进活动纷纷转向，从原来强调民族国家转而重地方运动。激进活动转向的原因之一， 自然 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於解决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叫人理想破灭，然而，这一理想破灭本身却是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对国家丧失信心的其中一环。尽管民族国家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已经消亡，但在过去二十年来，各国急於摆脱以往为造福人民而肩负的责任。除此以外，国家与跨国资本主义的勾结日见露骨，国家再度毫不忌讳地充当资本利益的促进者，有时候还把它们自称代表的民众利益置诸不顾。各地的国家私有化过程程度不一，视乎民众的抗拒能力而定，这种私有化代表一种世界大势，冲击以往民族国家捍鼄公域抑制私利的概念。这同样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产物。在此意义下，社会主义国家自1980年代末期的没落（破私立公的最极端形式），可视为世界进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部分。
以往，国家在跨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地方社会需求之间，扮演中介斡旋的角色，而公共国家（public state）衰落的其中一个副产品，就是上述功能的削弱；因此地方社竤要比以往更直接地面对世界 经济 的需索。换言之，近年来地方社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单是因为对国家或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所致，还因为跨国资本的运作打破了地方社会原来闭关自守的状态，利用它们来达致目的，而当这些地方社会再无利用价值时就弃若敝屣。正是这种资本运作塑造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地方面貌。地方社会必须自求多福，摆脱对国家的依赖，方为对应之道。这对於孕育地方运动是相当重要的。我不是说地方运动全然专注地方事务就能成事。要有效抗衡资本的世界力量，地方运动就必须缔结跨地方联盟（不只是在国内，而是跨国界地进行）；身处世界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许任何一地（比如美国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