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并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与诚信缺失的渊源，提出了当前诚信建设应走法制化的道路。
　　【关键词】传统文化 诚信法制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历经五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的结晶，它起源于过去、融合现在与未来的动态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广泛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它对于人性的修养，对于社会道德的拯救，对于人类社会进步，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称之为国粹也当之无愧。但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振兴我们中华民族，它没有使我们赢得鸦片战争；没有挡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没有阻止贪污腐败的滋生；没有使中国快速强大起来。要尽快赶上发达国家，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文明的、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避免落后挨打，避免受制于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改革创新!
　　历来的改革创新之难，不是难在除旧制立新制，而是难在根除旧的文化思想体系。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有假冒伪劣、虚假广告、坑蒙拐骗、偷税漏税，恶意拖欠；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中庸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WWW.11665.COm在我们身边，从小学生雇“工”代写家庭作业，到大学生不守约还助学贷款，再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诚信的“绿洲”。当今社会不讲诚信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光靠舆论宣传、道德约束是无法改变现状的。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按理说完成当代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应该是举手之劳，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反而被那些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国家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原因何在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对我们的侵蚀，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它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危机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资本的逐利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找找自身的原因，也好对症下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它维护奴隶制度，反对社会发展，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贵贱的统治秩序。从理论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但其“诚信”伦理又是为统治阶级和强势群体维权服务的，他们讲“诚信”的“度”是有限的，其诚信的标准是双重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次序格局，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划分，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说，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百姓之间大多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由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狭隘的诚信，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圈子内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圈子外的陌生人则要有所保留。所以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陌生人说的话千万不可信！”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法律的存在，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以内部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中国的这种“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自然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

　　早在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第二十节总结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客户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与那些对他有戒备的客户交易时用的。”到了20世纪，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似乎也难于统一起来。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近一个时期，涉及到玩具、轮胎、水产品、糖果等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一系列的事件使“中国制造”麻烦不断，境外一些媒体和人士纷纷对“中国制造”诸多“问题产品”口诛笔伐，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发表报告称，中国是违反美国食品安全标准最严重的国家，对于这场“中国制造”引起的国际信誉危机，我们不排除一些国家和媒体恶意诋毁中国制造，企图借“妖魔化”中国制造来达到保护本国贸易的目的；但也无法否认个别出口的中国产品的确存在质量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不承担起国际责任，解决产品存在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只有走以质取胜、掌握核心技术的先进制造者，才能争取国际信任，让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无懈可击，维护中国产品信誉和国家形象。
　　其实，“怀疑、不信任”是人性的共同特点，西方人也不是天生诚信，林达的著作《总统是靠不住的》告诉人们：人就是靠不住的，而总统也是人，所以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迫使其诚信，这是一种被动的诚信；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可以通过教化、修身而达到诚信，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这是一种主动的诚信，但古今中外，我未见“好色如好德者也”，其诚信建立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中国建立在不平等的、主动的基础上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诚信理念。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是建立在道德自律、不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诚信规则是一种富于弹性、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规则，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不诚信，处罚时就不是看你不诚信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与处罚你的人熟不熟，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中国人惟情，所以造成了解也解不开的裙带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不守信用的人，不利于守信用的人，因为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中庸”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都有利于不守信用的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不守信用还是守信用，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诚信规则，应当满足：不守信用的成本大、收益小，守信用的收益大、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中庸”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不守信用。因为，虽然不守信用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我觉得要扭转社会不良风气，光谈诚信建设光讲“八荣八耻”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用法制来约束，从体制上来保证，让不诚实守信的人受到应有惩罚，让大家都明白做诚实守信的人不吃亏，都愿意做诚实守信的人。
　　中国奇迹般地崛起，令世界刮目相看，决不能让缺乏诚信，国际信誉太差，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必须突破中国传统文化限制，吐故纳新，构建新的诚信体系，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民主、自由权利，有效约束个人行为，让诚信在法制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在市场经济的百花园中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读者文摘.2005，（12）.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1982.
　　[4]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