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王安忆  《遍地枭雄》  叙事情境
　　[论文摘要]  王安忆《遍地枭雄》在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情境 中建立起一个叙 事意义上的“侠义”世界，但作者的叙事存在着观照生活与戏说英雄的矛盾，在一种看似充满温情与同情的叙事情境中隐藏着的是冷漠的眼神，并因此影响了文本 意义的发挥。 
　　众所公认，王安忆是高产并且敢于尝试不同风格写作的女作家，她的《遍地枭雄》再度让读者眼前一亮。《遍地枭雄》讲述的是上海城乡结合部征地后的闲散劳动力韩燕来“游走天下”的故事，主人公在经历了几次工作变换后，选择了开出租车，意外的在圣诞夜连车带人一起被一个叫大王领导的小团体打劫，之后便跟着大王开始了一番情义的纠葛。作者为主人公韩燕来安排了双重身份——韩燕来和毛豆。这不仅仅是称谓上的不同，而是分别联系着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韩燕来所对应的是平常人普通的生活世态，虽庸庸碌碌也不乏温情 自由纯洁正义 ；而毛豆所联系的则是充满冒险刺激的带有黑道色彩的另类世界。作者的真正意图在于消解故事的真实性，便于在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中建立起一个叙事意义上的江湖。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大王’不过是叫叫罢了，只能自领了那三个小枭雄，也不能像古时的侠客云游天下，而是在地的隙缝里流窜，最终还是落入窠臼。”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一改往日的女性叙述姿态，全力构建了一个完全男性的文本世界，一个通俗游走的母体下，王安忆用她娴熟细腻的独特感受让我们体验了一次细腻温情又稍具惊险紧张的冒险之旅。wWw.11665.CoM对此，王安忆称这种变化没有风格上的改变，只是缘于文本情节的需要。在这个冒险之旅中，作者在一种侠与非侠交错构织的叙事结构和一种温情脉脉的叙事情景中，构建了一个侠义的世界，这种叙事方式直面现实生活的可能性，让读者感受到了藏于文本背后那双思索着底层边缘人生活的智者的目光。或许是因为那种叙事的智慧，或许是因为那种娴熟细腻的语言，读者为这种智者的目光所感动，但就在感动之余，笔者感受到的却是“戏说”英雄的调侃，甚至冷漠，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的“侠义”成了一种矛盾的叙事。 
　　一、 “侠”的构建：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 
　　在《遍地枭雄》中，使一个关于打劫的通俗故事透出光彩的是文本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情景。从文本的叙述结构来看，《遍地枭雄》有着不同寻常的叙事方式。作品化用了侠的传奇式叙事手法，但这种传奇不同于常见的武侠故事，也不同于一般的警匪抓捕，而是展现出了某种民间性。
　　这种民间性构成了作品叙事结构的主要支撑点 ，主要是通过毛豆这个人物贯穿起来的。毛豆就像一根细线，不仅贯穿起了大王、二王和三王的故事，而且他的遭遇也支撑起了文本的叙事结构。毛豆即作品中的韩燕来，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学会开出租车后，在一个普通的圣诞夜里，偶然间从韩燕来的正常的生活空间跌入毛豆的“江湖”。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偶遇的情节安排是文本叙事的转折，正是由于韩燕来向毛豆身份的转折，才引出了大王二王和三王，使一个民间的故事浮出水面。 
　　在具体的叙事中，作者让三王先进入视线。三王 12岁就开始在火车站倒卖火车票，见识到了各色人等，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得三王对于人间冷暖有着 自己独特而敏锐的体会，也是基于偶然，三王拉买卖时因为越过了自己的边界从而遭到同行的暴打，多亏“神兵天降”般的二王出现救了他。二王从小跟着师傅学会了徒手爬墙，爬的是那种大楼的墙，因为这种本事，二王从事的营生都是在夜里，因为偶然，“开工”时遇到了同样攀爬 27楼写字间的大王。大王出身行伍，在部队期间博览群书，口才非凡，后来回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脚力。大王并不满足于庸碌的生活，志在打破一种既定的在他看来不公正的秩序。跟三王二王一样，他也是靠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在社会的边缘流浪 ，差别在于他靠的是他的思维，他的口才，还有个性中的沉稳。尽管三王之前的买卖也要动脑子，也要察言观色，但明显逊色于大王的缜密逻辑和对人对事物头头是道 自圆其说 的分析评论。于是他们自然甘愿归于大王的麾下，拥戴大王作为他们的“大王”，从此，他们开始了冒险的历程。
　　毛豆 ，三王，二王，大王 ，这是一个具有递进意义的叙事序列，这种叙事方式虽然贴合于一般武侠小说的故事模式，在奇遇中不断地调遣和满足读者的期待，但更多的是文本叙事结构的需要。在这种叙事结构中，奇遇固然是渲染作品感染力的重要因素，但民间色彩的营造更是文本叙事结构所包含的主要旨意。来 自民间的奇遇，消解了“打斗”“偷盗”“打劫”等暴力描写，而是让读者始终在一种喜剧化的阅读情境中体会兄弟般的友情与呵护，我们看不到血腥，看不到对抗，看不到放纵，看到的只是一幅侠骨柔肠的画卷，在这整个劫与被劫的故事后，笔者心里竟然会首先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柔软的东西。 
　　再从文本的叙述情境上看，作者有意识地消解了侠与匪的界限，从而在一种民间色彩上达到了对读者固有的关于“侠”的认知情感的驾驭与颠覆。侠义是武侠小说中最为人称道的高尚情操，这一理念经过几代武侠小说作者的努力至今依然在读者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安忆也是深谙其理。大王的“一诺千金”凝聚起了 3个年轻气盛的青年，3人对他信赖有加，敬佩万分。大王为了联系买家被迫与他们中断了几天联系，这几天 3人坚定地按照大王的吩咐一路北上与其会合，因大王不在而产生极大的惆怅和焦虑，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展示他们一路寻找大王的经过，其用意很明显是要表现他们的“侠义”，虽然他们并没有歃血为盟，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所具备的毫不逊色的重义之气。小说最后 4人被抓，二王以为是先前扈小宝的命案事发，本着“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豪气，选择了自杀。这其中固然有二王的“愚笨”，可这也正彰显了二王“义气”的一面。小说结尾处这个叙述细节的处理堪称绝妙，作者用二王的自尽不仅将其要表现的“侠义”推向了高潮，将读者 的“侠”之想象贯穿 了整个小说的始终 ，而且也不着痕迹地弥合了大王们亡命天涯，最终“落入窠臼”的罪有应得的下场，这就在武侠最重要的“义”的环节的建构上取得了成功。 
　　但作者的这种成功是建立在反常规武侠小说的叙事情境上的。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浓墨重彩地表现温情的主题。这种温情不是儿女情长的情感，也不是英雄惜英雄的情义，而是来自于普通人的日常情感，是家庭兄弟般的情义。这种兄弟之谊既消解了文本的武侠色彩，同时又为文本铺设了温情脉脉的叙事情境。大王们为了生计在社会边缘挣扎，生活的困境使他们相互依赖，最终感染了毛豆。毛豆一开始对这个团体有很强的逆反和排斥，但与自身的生活经验的藕断丝连最终使他甘愿与大家相依为命。毛豆放弃了3次逃跑机会，最后车子卖了钱，毛豆拿着自己的那份本应该回家，回归到他本该属于的世界中去，然而他却对最初自己的那个空间充满了“陌生”感，“想到回家，并没有使毛豆高兴”，正是大王兄长般的亲情，感染了他，“倘若不是大王，这生活至多只是刺激而已，有了大王，生 活变得庄严了。”文本的叙事情境在这里发挥了作用，相依为命的日常情感让文本直面现实的困境，“侠”的构建又是一个极具可能性的虚构，读者既满足了对侠的想象，又体验了来自现实的兄弟般的情义。 
　　二、走向歧途的“侠”与“非侠”：市民生活的深层窥视 
　　“侠”的构建走向何处?这是文本的真正意义所在。显然，王安忆并不旨在完成文本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情境，她的目的是指向来 自民间的情感 ，那就是对市 民生活的深层窥视。 
　　我们通常认知中的“侠”是古代农业社会结构的产物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造就了侠者的生存背景，他们是“我们古代的农业社会结构下派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人格群体，大都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依靠个人勇力任性而为、打抱不平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站在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对立面，不在意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谓的天下之类的大道理，只在意原始正义和个人恩怨，是一种只从民间的原始正义出发的个人英雄”。而大王们的出身并非在城市，然而却选择了进入城市求生存，他们只有处于城市的底层边缘，是一个夹缝中的群体。对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方式是文本叙事的最终意义。 
　　大王们是涌向城市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中游走，力尽艰辛，但不满足于从事最基础的底层工作，于是做起了“城市游侠”的梦。他们完全清楚 自己的选择并非是突围的合理途径，他们所进行的谋生之道是不容于法律的，是被现代社会秩序所否定的，然而依然选择了铤而走险。之所以如此，不是来自民间英雄的梦想，而是现实生活中充斥着的各种应接不暇的变数，流动，冷漠，隔膜，甚至异化，使他们的精神失衡。但是，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他们也并没有全然失去朴实热忱的朴素情感，所以“城市游侠”的梦最终只是一种温情的自决。 

　　看似风平浪静的城市秩序底下潜藏着一股燃烧着的激流，这种激流使大王们迷失。从大王们所从事的职业看，作者有意将大王们的职业设定为“打劫出租车”，这个焦点的设计意味深长。出租车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独有的特色之一。乘车的是有钱人，开车的则大多数来自为生计奔波的城市中的底层。“出租车司机是城市中惟一不能把握自己下一刻可能去什么地方的人，是失去了行走理性的人 ，是置城市结构于不顾的人”  ，“偶然性 ，流动，不可预知感”是其职业特性。毛豆开着出租车在城市中穿梭，他的任务只是将客人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至于自己要去哪里，这是一个 困惑 。于是遇到了大王一行人。在这里，出租车象征了城市的不确定性和无方向感，实际上也是对城市外来人员生活境遇的一种隐喻。作者试图将这种隐喻叙述得真实，而真实却是残酷与迷失，或许那种“侠义”的追随会让这种“非侠”残酷与迷失变得虚幻，可透过了“侠义”的幻想，谁又能否认“非侠”的现实呢? “侠”的构建充满了悖论，文本叙事的张力明显地显现于这种悖论之中。大王们将发迹的地点选在了城市，但有一双温情的眼睛暗中窥视着他们的“城市游侠”的梦想，在这温情脉脉的注视中，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向歧途。
　　三、矛盾的叙事：观照生活与戏说英雄 
　　小说的叙述以侠的情感构建了一个非侠的故事文本，当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故事本身的层面上，而是用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向了关于底层边缘人的生存关照的问题面前。底层人这个不确定的概念主要是指处于城市社会中的底层人群 ，是“没有话语权的下层群体”。小说中二王和三王皆是底层出身，他们没有亲情 呵护，孤独地游走在幻化的城市中。面对生存的压力，三王在火车站做起了倒卖火车票的营生，并且还有一大段关于这种投机生活 的诡辩式 的理论，他认为倒票是搞活经济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带有某些黑色幽默的自欺欺人，是三王为了谋求生存方式的心安理得而给予自己的无可奈何的心理安慰 。底层人是文化上的边缘人，是游离在主流文化生活之外的，被主流文化所忽略甚至抛弃的另类人群。大王显然就属于这类人 ，以他的见闻广识完全可以被城市主流文化所接受，但是由于他的自以为是的价值体系，对已有的城市文化鄙夷不屑，以及他始终为自己内心“王道”的渴求而不断地冲锋突围，选择了为主流文化所唾弃的另类生活，最终被主流文化所遗弃成为了边缘人。大王的生存手段其实是钻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某些漏洞和弊端的空子，由于他那一套看似毫无瑕疵的诡辩论常常使他得意忘形，于是他忘记了他的这种诡辩是建立在沙基上的个人想象。大王是被城市生活利益天平异化的典型，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此岸到达彼岸容易，但是想要由彼岸渡化而归，怕不是单纯靠诡辩就行得通的。 
　　从小说充满温情的叙述可以看出，作者对底层边缘人的态度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可以说一面哀其不幸，一面又痛其异化。哀其不幸，于是在叙事中为他们套上了传统的“侠”的外衣，并且在情感上毫不吝啬自己对于大王们的偏爱；而痛其异化则表现在叙事中展露“非侠”的自决。王安忆解决这种两难的方式是为文本铺设了一种温情脉脉的叙述情境，这种温情淡化了冲突，使文本的叙述充满了诗化的侠义色彩，却使她在关照市民生活的过程中走向了“戏说英雄”的套路，这时她的温情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王安忆在展现主人公的生活场景时，有意无意地交代了上海外来居民中几个“藏龙卧虎”式的人物，胡郎中，大力士，甚至包括片警老曹。他们隐藏在生活的底层，沉淀在生活的内里，他们默默地存在着，是民间储藏的一笔鲜为城市人知的财富。小说后来出现的大王们显然是这些潜藏资源的彰显，我们不禁要问，作者彰显的这些潜在资源是出于敬佩还是怀疑?文本的叙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它的“戏说”让人充满了猜测。诚如作者 自己所说，对于“枭雄”“我本意不止是指那 4个 ‘游侠 ’……更在 ‘遍地’这二字”。
　　作者最终还是将自己呵护的 4个“游侠 ”都归人 了城市边缘人的宿命。“枭雄遍地”之日也是穷途陌路之时，在一种直面现实的可能性虚构中，王安忆的叙事是会让读者为难的。当我们迷恋她为侠义制造的温情之时，恐怕是误解了她的叙述的本意。为此，我们再看小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叙事细节，那就是关于大王的妻子——叶老师的叙述。叶老师美丽温顺，贤良聪慧，是一个完全遮蔽在大王身后的女子，作为妻子她并不知道丈夫具体在外面的营生，作为女子她没有感受到丝毫家庭的温馨。尽管叶老师是作者看似无意的随意之笔，却给大王这个刚性十足的硬汉披上了一层柔性的光辉，增加了大王及其下属的真实感，让读者对这个团体有了更加具体的信任，正因为如此，作者再度巧妙转移了读者的视线，消解了大王们为非作歹的行径和令人唾弃的勾当，从情感上完成了对于“侠”的想象，也即完成了本不被世俗接受的非可能性的可能性意义上的建构。但叶老师在小说中只是男性话语的一个陪衬，作者着墨不多的几处点染却是有意将故事中情的因子向着“侠”的模式逼近，看来作者本意并没有想要展现她的美丽与贤慧，却是为了突出她的美丽与贤慧的黯淡以及黯淡的原因。当大王们在外面为了所谓的侠义为非作歹之时，她的美丽与温柔却被忽视了。但事实的确如此吗?在笔者看来，这种忽视本是子虚无有，因为，在“枭雄遍地”的时刻，这种美丽与温柔只是一种叙事的需要。 
　　最后，面对文本的叙事，我们想说的是：真正对底层边缘人充满温情的眼睛是不会让读者误解的。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遍地枭雄》后记[a]．王安忆：遍地枭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姚晓雷．世纪末的文学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