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良友》画报  封面  女性  身体空间  现代性
　　论文摘要：封面是报刊的解释透镜。良友》画报封面刊登女性身体图像，建构了上海都市文化的摩登与时尚、现代性的生活空间，从而引出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女性身体空间建构及媒介与社会想像性营建关系的思考。
　　语言和身体是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化媒体建构女性空问的重要表达方式。大众媒介以及图像等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身体”渐渐脱离物质性存在的单一，接受社会特定观念的规范，而成为重要的视觉符号，体现社会的文化特征，组成社会身体的内在要素。正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rydouglas)所认为：“社会的身体构成了感受生理的身体的方式。身体的生理的经验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身体才得以被认知，所以，对身体的生理的经验就含有社会的特定观念。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多种意义的交换，目的在于彼此加强。”马克思曾说：“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对于身体的塑造也是如此。然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甚至不同阶级各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因而被塑造的身体便接受了当代美的理念与标准的影响，经由大众媒介的传播，把关于身体的文化标准以及理想的形象话语推演成为“一个超越地区局限的跨文化的普遍观念和范式”，形成受众身体的“理想自我”，主导身体流行文化的符号意义。因此，大众媒介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塑造身体的同时，身体也以对当代社会文化的体验映射社会，“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wwW.11665.cOm”身体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场域的反映，却也在生产着这个社会的文化。“身体倾向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
　　女性身体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它的权力话语演变以及在社会空间的形象变化，均为观察社会进步提供了极佳窗口。大众媒介的介入，建构女性身体形象的标准范式，引诱更大量群体参与“理想自我”的虚拟想像。同时，从更深层面，它为现代性生活方式的解读提供了历史意义的文本。《良友》画报利用图像表现的文化优势，自然以女性身体的图像画面建构女性空间以及在此空间里所生产着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现代性的思想谱系。
　　一、民国《良友》封面：女性身体空间整体概观的现代性含义
　　《良友》画报1926年2月15日创刊于上海，至1945年1o月10日停刊，是2o世纪20至4o年代上海摩登女性展现其公共空间的理想园地。它大胆突破了中国女性不出闺阁而只有妓女照片才准许在刊物上刊登的历史惯例，把现实真人的照片、图像刊登在画报的封面上或内页的版面里，供大众阅读和欣赏。它将女性从一室闺阁拉向广阔的社会人间，开拓了中上层女性的公共空间，并创造了上海消费社会里丰富多彩的都市文化。
　　封面对于刊物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效应。封面犹如解读刊物的一面镜子，宣告“杂志的个性特征、对读者的承诺，同时也宣告了它的目标读者”；封面又是一种促销的工具，帮助杂志出版达到两种生意，“把杂志卖给读者和把读者卖给广告主”。因此，大众媒介最乐于思考封面的艺术创造，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双赢目标。
　　封面刊登女性画像是《良友》建构上海都市摩登女性公共空间的最主要手段。《良友》封面的初始状态是：顶端是创办人伍联德亲手创意的、“金不换”的两个美术字“良友”，被置于版面的正中，占据近三分之一的版面空间，下面是闺阁名媛的摩登图像，约占三分之二的版面，在“良友”两字和美女照片之间从右至左依次刊载“每月一册中华民国十五年十五日出版第一期”，下行是英文注释：theyoung companion，再下行是：n0．1february15，1926。美女图像的下端标注：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印刷公司印行。直至第l3期起，《良友》改变了封面的设计。封面的右端出现了白色的“双鹅”图，作为《良友》的符号标志和理念识别，表征追求体贴、关爱的刊物文化理念。右端第一次出现了“本期要目”，在第一时间里告知受众关于本期的重要信息，体现了画报的人文关怀。这种版面模式保持到第24期。从第25期始，《良友》彻底改革封面。美女图片扩大到整个页面，有时启用特写女性肖像图片为封面。从29期起，封面用人像着色，这一来真人的姿态比较生动，二来人像阅者觉得“世上真有这个人”，否则虽画得美丽，恐怕“人间趣味”到底不大浓厚。这样，重彩着色、光彩逼真的摩登美女肖像占用整个版面，传播的信息形成一股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成为大众驻足观看的文化娱乐“场所”，体现了其封面设计艺术的成熟。同时，《良友》封面构成要素，如刊名、日期、期号、印行地址均以中英文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显要位置。一方面，体现了它的受众对象、出版发行以海外侨胞为主的影响趋势，这在赵家璧与鲁迅的对话中便可找到佐证。当鲁迅问及“良友”的营业情况时，赵家璧告诉他：“这是广东商人开的，《良友》画报等各种画册，主要读者是海外侨胞，所以业务很发达。”刊物的商业利益与受众的群体要求催生了《良友》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体现了其国际化的文化视野和现代性的思想架构。封面采用中英文标注，在中英文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体制里，实现思维、惯习、语境的交往与融通，直入跨国界、跨文化传播的现代性路径。因此，从封面便可感知《良友》的国际化理念和现代性气息，独领时代风骚，成为中国出版园地里一朵独特的玫瑰。
　　民国《良友》共办172期，便有172张封面图像。在172张封面图像中，有161张女性图像，l1张男性图像，女性所占比例达到94．3％，男性所占比例仅5．7％。“《良友》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是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女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迁港出版以后的各期中，配合战时需要，都改为以抗日将士或与抗战有关的妇女为封面了。”[](删一般说来，男性封面是重大新闻事件中重要人物的图片介绍，组成《良友》男性封面的人物是：第l31期为卢沟桥事变后视察前方阵地的蒋委员长照片；第132—135期依次为：冯玉祥副委员长近影、“中国之新军人”、朱德将军、李宗仁将军、第137期的白崇禧将军、第138期的张发奎将军、第150期百龄寿翁马相伯、第161期塞北的青年、第172期蒋主席画像。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人全民抗战的历史时期，《良友》以高度的新闻敏感，及时报道这个时期的历史状况，因此，抗战及其相关题材成为其从封面至内页的刊物主题。第150期刊登百龄寿翁马相伯的照片，蕴涵《良友》生命永驻的象征意味。《良友》停刊时过四年之后，力图重整旗鼓，于是便出版了第172期。本期内容定位在八年抗战的历史总结，刊载抗日八年后的胜利成果、敌军的受降情况等等，因而，封面便以蒋介石的画像。为导引，突出刊物版面的信息内涵。由于封面形象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是与新闻事件紧密相联的要人，也是大众想知要知的公众人物，尽管违背杂志封面以时尚摩登美女为文本符号信息载体的惯例，却不因男性的登场而减少受众。
　　《良友》172张封面图像中，l44张是有名的，28张是匿名的(注：完全没有姓氏的才被算人匿名，而标有姓的图像，如吴女士、莫女士等均被算为有名。)，匿名人数占总人数的16．3％，而有名人数占83．7％，约为匿名人数的5倍。《良友》的封面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知名人物，统计起来，共得到119个名字，除去重复和男性的名字，女性的名字为111个，其中严月娴、陈云裳、李绮年均出现三次，紫罗兰、黄柳霜、胡蝶、罗罗少女、黎明晖、阮玲玉、胡萍、梁玉珍、白杨均两次出现，因此，《良友》真正有名字可考的封面女郎共97个。初步探究其身份发现，体育健将或体育家2名，美术家1名，学生9名，闺阁名嫒6名，电影明星或演员占据绝大部分比例。第l期封面“胡蝶恋花图”，刊登的是一幅套色照片——一个手持鲜花、笑靥迎人的美女，那就是后来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其在《姐妹花》一片中，“一人分饰两角，全国以至南洋各国纷纷上映，创造了总计三十四万元的最高票房价值，单在上海就联映了六十天，外国观众将之与好莱坞明星格丽泰、嘉宝相提并论。”并于1933年当选为电影皇后。第16期的封面人物黄柳霜也是电影明星，自幼在美国长大，是美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中国女演员。据《申报》报道：“本埠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总经理伍联德，于本年四月赴美，研究印刷事业，遂经好莱坞，获遇华籍之美国电影女明星黄柳霜，备蒙招待，及问家世，始知本有戚谊，黄遂不呼之为伍先生而日叔叔，后又得其居间绍介，与名震一时之范朋克氏晤谈……”本期的封面照片就是黄柳霜赠送给伍联德的。徐志摩夫人陆小曼、电影明星王汉伦、杨依依、杨爱立、李旦旦、林楚楚、唐瑛、黎灼灼、唐雪卿、左肇芬等纷纷亮相《良友》封面。

　　《良友》在近2o年的漫长历史中，其封面设计几经变迁，体现出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的内在架构。第2--4期、10期等图像周边镶有西式花纹图案，而相片里的封面女郎却衣中国古典时装，表情也是中国式的，娇媚和做作。如第27期封面女郎，披着摩登的毛皮围巾，脚穿流行的高跟鞋，然而，发夹盘起的发型以及额头正中的刘海和图片背景里的风光却是传统的。到第84期的封面设计，可说是彻底的现代性了。穿着西式长裙、手指经过颜色润饰的女郎摆着舞女的姿势，右手指向充满未来派风格的背景画面，1934和一只巨大的钟，“明显地意味着现代性”。英文标注“themostattractive and p0piⅱ，ar maga zine in cmna”，意为：中国最流行最有吸引力的杂志。封面中英文两种话语表达，表征刊物对现代性受众群体、国际化空间架构以及跨文化传播视野的合理想象，是刊物理念的现代性承载。
　　二、《良友》封面与摩登时尚女性空间的现代性
　　《良友》封面所营造的明星名媛形象，无疑为大众提供了摩登女郎样板。出色的才华、悦目的姿色、时尚的生活品味、高雅的艺术姿态，与其说是他们的客观存在，不如说是《良友》精心打造出来的符号文本。《良友》利用手中的技术工具——一摄影机、着色版、光影仪，创造了源于现实真人却高于真人的多种想象性文本。除了刊登大幅美人头部或迷人身段以表达天生丽质的美,，《良友》还注意刊登健美流行色。如第69期是一幅手握网球拍、身穿运动装的青春健美女士图像，第77期是衣简单轻便的运动装、极富力与美的游泳健将、在当时有“美人鱼”之称的杨秀琼女士，第86期是“春郊试马图”的胡蝶女士，第118期是扬帆启航的健美女士，第139期“新时代中国女性”封面，是身穿军装、手持钢枪、温柔中蕴涵阳刚之气的女性照片，第148期是弯弓射箭的新女性等等。《良友》营造的是一种力与健康的女性美，而：不是养在深闺、三寸金莲的病态美，“真正的美观，还是在康健的身体，和丰满的肌肉。《良友》的女性审美观念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
　　《良友》画报封面还营造了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理想状态。从1927年开始，它便开始刊登“梦幻”女性照片或叙述女性的梦幻生活情景。如第13期封面女郎，华丽的围巾随意搭在右肩，左肩和胸背因西式吊带时装而基本裸露，背景是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女队列和西式屋柱，然而，女郎的齐额刘海、脑后的发髻及其柳叶眉、朱唇粉腮的脸部妆容却又表现出东方美女的传统标准。第28期封面女郎，穿着大短袖时装、带着孔雀帽子，安然地伏案而坐，背景里是花草，犹如翩翩而至的花仙子。她们所打造的图像文本，生产出年轻貌美、富有时尚的符号意义。打着太阳伞悠闲着的俏丽女性(第68期)、沐浴明媚春光，生一灿烂笑容的女士(第65期)、郊游的女士(第154期)、对着生日蜡烛许下心愿的女士(第162期)、母亲与小孩嬉戏图(第167期)、银波泛棹的女士(第l71期)，这都是如梦如幻的理想生活。《良友》以具体可感的图像向受众演示摩登女郎的美丽，“推荐一种摩登的生活方式，灌输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掀动一轮又一轮的时尚潮流”。因此，封面的美丽与摩登被赋予了中产阶级的符号意义，表征财富和身份在消费社会里的时尚创造。相对于文字的抽象，画报的阅读在轻松休闲的方式中完成，并可以渗透到不识字的大众阶层，图片的全新含义和现代伦理价值在更广阔的影响空间传播。
　　整体看来，《良友》画报的封面空间全面想像了“现代性”、“摩登与时尚”、“梦幻女性身体”等寓含于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文化生产场域的关键词语，《良友》封面图像对女性身体的话语表达和视觉文化再现，再次见证了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意识形态及其现代性消费空间建构的社会效用。
　　三、一个延伸的话题：大众传播媒介与女性的刻板印象
　　李普曼指出：“妇女刻板形象的体系可能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我们社会地位的维护。”大众传播媒介利用信息建构和符号意义的文化资本，生产出消费主义的权力等级差异和性别意识，表征媒介与社会的想像性营建关系。
　　画报封面发挥视觉冲击力巨大的图像形式，以直观的可辨认性的传播优势创造与广太受众共享的文化意义空间。《良友》画报封面刻画的是美丽、时尚、具有现代性消费理念的女性形象，每一张温雅的现代女性肖像和图像的现代性背景，都表征年轻、富有、魅人的梦幻女性形象，折射出女性对摩登都市生活的追求。后来随抗战主题而出现的将军男性封面，作为会透析的文化身份，阐释着现代性社会里刻板的性别差异。在《良友》所营造的空间中，男性是权力、战争的主角，而女性是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物化、性感的消费群体，受着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约，形成男性视野期待的“女性气质”。应该说，《良友》将这些“梦幻”、“诗意”、“健美”的理想中的女性美视为高雅艺术的表达或时尚生活的塑造，同时预期了两种观看主体及其观看模式：一方面，女性图像提供自己的女性特质作为男性的观看对象，尽管“他”是一位“缺席观者”，但只要接触《良友》等表现和消费女性图像的媒介，“他”就存在并与之主动交流。另一方面，这种刊登时尚、摩登、健康女性照片的画报又在培养以女性为预期的主要读者，“提供观看女性身体新的视角和新的象征意义”，“通过参与建构这一新的话语和视像，《良友》敏锐地捕获3o年代有关中国女性身体的新品味和新理想”。
　　然而，由于男性和社会对女性的固定成见，最受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身体。“现代中国画报中的女性身体既被建构成提供视觉享受的奇观，又是文化消费和话语形成的场域，也是表达私人幻想、公众焦虑、难解压力和矛盾的文本空间”。作为追求文化理想的《良友》也未能脱离这种经营。封面上着泳装的杨秀琼、着马装的胡蝶，还有许多不知名姓的迷人女子，在《良友》“isshecharming?”的评价中款款登场，女性总被赋予了不同于男性的文化符码，在提供女性美的视觉呈现和性诱惑的力量时，女性身体又被作为了商品的生产与复制，为《良友》赢得了更多的视觉青睐和发行，这也许正是大众传播媒介追求的终极目的。
　　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力能形成社会认知的共同体，并以文化霸权的优势将其主体地位自然演变为社会主流权力控制意识形态的手段之一。因此，透过《良友》封面对女性图像的表现与消费，我们势必又会发现：《良友》进一步再生产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的男权意识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从而凸显了父权制社会的想象性建构。当然，这是探究《良友》与现代性建构视角的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