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国　传统史学　中国文明　民族精神　治国安邦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悠久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哪些作用呢?本文从史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培养、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意识的形成、治国安邦和对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保存四个方面来论述史学的作用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也具有悠久的史学研究的传统，从夏代的史官终古，殷代史官句挚，到周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无不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悠久。西方学者魁奈说:“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中国史学有如此之长的历史，哪它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有哪些作用呢?
    一、启迪智慧培养精神
    谈到文明就离不开它的创造者—具体的人。首先就从微观的角度谈谈史学对个人的影响。
    1.启迪智慧。史学与人生修养有极大的关系。古人说“明道”“蓄德”，“明道”即是指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规律性认识。《易.大畜·象传》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并且早在春秋的时候、人们就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教育对于增益智慧的重要性。
  《国论·楚语》上记申叔时对楚庄王论教导太子事。(庄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几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www.11665.coM”这九种课称中有三分之二都跟历史知识有关。重视历史教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特点。清人龚自珍也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述往事，思来者。”(《史纪·太史公自序》)史学不仅使人了解过去，也深刻地道出了史学的现实价值。后来杜预说“彰往考来”，裴松之说的“总括前踪，贻诲来世”，杜佑说的“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司马光说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见《春秋左氏传·序》、《上（三国志注)表》、《上通典夕表》、《进<资治通鉴>表》)，都是这个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王夫之说:“故论(史之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河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一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
    人们通过学习历史，了解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忠奸善恶、成败得失，有助于培养自己的道德品格和处理事物的能力。史学家们撰写历史著作，在阐述社会历史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便不能不写社会活动主体的人，把他们的各种活动、社会行为、思想品德、价值观念等写入史书，在书中评价历史人物。有的人取得成功，有的人屡遭失败:有的人忠诚善良，有的人奸馁邪恶。研究成功者的谋略、失败者的教训，学习忠良们的品格，批判揭露奸按者的丑恶，便可以使今人提高办理实事的能力，培养自己的良好品德。这种能力的提高和品格的培养，就不仅是知识的增长，而且是智慧的增强。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正是“转识而成智”的。

    历史是科学，当人们搜集、整理、鉴别史料时，对史料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概括时，必然受到科学方法与抽象思维的训练;同时历史兼有艺术的特性，所以当人们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的真情实景、作历史的遐想与叙述时，又必然受到艺术表现技巧与形象思维的训练。
    2.培养精神。治史还能培养人的求实精神，史学重真实，历代史家都重视“秉笔直书”。崔抒拭其君，司马迁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这一个个历史事例，无不证明了史家的求实精神。后人读起这一个个的故事，无不为之感动。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提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春秋时期两位史官“直笔”的典型。当时齐国的大夫崔杆杀掉了齐庄公，这自是大逆不道，齐国的太史便在“国史”里直书“崔抒拭其君”。因此，崔杆杀掉了这位史官。这位被杀的史宫之弟承其哥哥的事业，继续直书此事，又被杀了。另一位弟弟仍然如实书写，崔杆不得已“乃舍之”。齐国的太史兄弟冒杀身之祸而直书事实，其精神确实感人。董狐是晋国的史官，晋卿赵盾杀掉了晋灵公，董狐也直书其事:“赵盾拭其君。”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上述是是颂扬两位春秋时的史官的一身正气。可见，我国的史家，“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学习和研究历史，能考验人的毅力、坚定人的意志、催人奋进，培养吃苦精神。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常使一些人“望洋兴叹”使人望而却步。然而，总有人“直挂云帆济苍海”，5总有人笨路蓝缕、披荆斩棘。明代谈迁毕三十年之功作《国榷》，“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原稿几经散失，又重新编纂，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得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
    历史把人们凝聚成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十共同文化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即历史使人们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创造出共同的文化，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又造就出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征、民族精神的人们，并培育着他们最可宝贵的“民族魂”一个民族之所以能以其独特的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靠这民族魂的支撑。由此可见，民族魂依托于民族的历史长河，历史之河犹如一条带有磁性和韧性的纽带，维系着全民族并使之赖以生存。而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记录。反过来促进了这种形成的增强和趋势。
　　《左传》记述了华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斗争和融合，写出了各族在春秋时期各大国霸业中的地位。《史记》中有匈奴传、大宛传、朝鲜传、东夷传、南越传、西南夷传等，未把“夷”作为“外人”。西晋末年，北方混乱，少数民族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五胡十六国”，唐人修《晋书》记“十六国”历史，立了三十卷《载记》(为建立名号的少数民族政权所作的传记)，肯定了少数民族和中原华夏族“同为一家”。南北朝对峙形势下，南北史家在《宋书》《南齐书》《魏书》中互有攻证，南朝汉人修的史书斥北朝为“北虏”，北朝各族修的史书则称南朝为“岛夷”。这种历史撰述互争正统的现象，从深层次反映出了各民族对于中华礼义大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民族的内聚力。地域和族系在这种正统论当中已经不是其为评判政权是否为正统的标准或尺度了。魏晋南北朝史书反映的强调文化认同的正统论，对于此后中国大一统政治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历史上，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元、清两朝如此重视修撰前朝历史，表现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先进文化的认同感，也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
    史学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形成了独有的民族精神。如求真、务实、宽容、进取的精神。留下了如“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流水不腐，户枢不蠢”。;
    在传统史学里，关于多民族历史撰述，“己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述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32页)历史撰述上的这个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和凝聚意识增强的历史过程，也反转过来促进了这种形成和增强的趋势。
    三、治国安邦
    史学不仅对个人修养，在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培养仁有一定作用，而且有着治国安邦的作用。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对于统治者说，它可以“资政”给统治者以国家治理的经验。另一方面，它可以使百姓“见贤思齐，见不肖而内省”，这就是史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

   唐初李世民在诏书中说:“前代史书，彰善痒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自身之龟镜。”他把历史视为治国者的教材。至清代，龚自珍更进一步说:“史存而周存，史亡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仿，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夹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更加认为史学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法治，中国更重视德治，历代史书的人物传中都有表扬节妇贞烈的《列女传》，有推孝义的《孝行传》，忠义的《忠义传》，夸耀“清官”的《良吏传》，统治者正是用忠、孝、节、烈、义、礼等道德规范，编织了一条精神绳索，来维护父权、夫权、族权、君权。
　　各史中的《食货志》《地理志》《河渠志》《职官志》记载了个区域的水利工程、自然气候、山川、风俗、物产等，这是为当时政府对国情、省情、区情的基本把握，主要是出于治理地方的需要，为征收贡物和赋税的依据，也有出于改造自然面貌、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因为地方的安宁和丰饶自然也有利于封建统治，各史记载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之事，又记前人的治河经验，如“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砒磺，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奎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后汉书·王景传》)，对这类历史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
    各史之《职官志》《刑法志》分别展现了历代行政机构、文武百官的配置和历代法律条文的制订、施行状况，这些无疑对后世的宫制和法律提供切实具体的参照物。杜佑作《通典》把经济放在首位，即在九大门类中，“是以食货为首”，“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他从经世出发，将“足衣食”放在“行教化”之先，曾自述作《通典》有目的:“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
    随着史学的发展，之后的历代史家作史无不贯穿这一思想，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等，从其治史目的上来看，都明显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
    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1.对文化的保存上:历代史书所记的内容广博，纵的方面，贯通古今往来:横的方面，包罗人间万事。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大小人物、天文地理、医药卜笼、河渠工程以至民族渊源、中外往来等，无所不备。
    2提供了创新发展的平台:我们知道各种学科的发展不是凭空的，而是在前人己有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而这些知识或技术，大多可以在历代的史书中找到它们的影踪。
    3.理论与方法与其他科学结合产生了新的学科，如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等。
    4.可以作为人们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媒介:正是通过历史知识，使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可以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史学能扩充人们“记忆”中的时空，能使人视野开阔，眼光敏锐，襟怀博大，谈吐文雅不俗。身着皂隶之装而不卑，位居庙堂之高而不亢鞠躬尽瘁，平易近人，以义为利，以德报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既能与人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又能当仁不让或舍己为人;既能以文会友，又能以友辅仁。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史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人类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断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以求不断改善生存条件，优化生活环境，提高文明程度的历史。要想使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就必须不断总结历史。所谓“总结历史”，就是史学研究，就是“治史”。治史不仅可以保证文明成果的传承，而且有利于形成共同的认识，从而促进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因此，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大力倡导治史，弘扬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卜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