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儒家文化　检察权　改革　中国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和谐”司法中，检察权的改革为当前的热点问题，究竟如何实现检察权的改革，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否溶入其中，以实现中国特色的检察权本文试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司法权的传承，探求检察权改革的方向。
　　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根基于这个国家所拥有的精神文化，一种传统，历史传承下来不变的文化。两千多年前，西方自然法学派产生发展，而在中国，儒家文化开始萌芽发展。直到现在，我国的司法理念与司法建设，仍或多或少带有深刻的儒家文化内涵。
　　一、儒家文化下的法学理论
    (一)历史上东西方不同文化关于法的认知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铸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产生的法学家阶层(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柏拉图)不同，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法学家阶层，法学理论主要是拥有综合型思想体系的人。因而，作为儒文化主张的法，自然受其他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中法的理论，来源于其所尊从的“礼”与“仁”。而其中一个重要特点，重刑轻民。此外，法应让位于德，如果有民犯罪，首光的做法是先教化，然后才能予以惩罚，正所谓“有教无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种“仁”的理论，是在治国中以德为先的早期渊源。在“礼”上，孔子受“天人合一”的影响，崇尚“人融干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并将其固定于世间，把君主制看作是亘古不变的礼之核心，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制魔，甚至演化为把“尊尊亲亲”作为刑罚的前提。www.11665.Com
　　(二)伟家烈事法律理念的根源
    儒家思想下法的理念，采用“以人至上，而非以法至上、情溶于法”的法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源于儒家文化的家庭伦理观。血亲主义植根子中华民族的骨髓中，因此，“家国一体，政教不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很有市场。因而，作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社会规范，其自然会溶于情感主义。在儒家看来，刑罚的实施不得逾越其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即不但亲族间不能相互主动告发，而且要“子为父隐”。在这些理论的指引下，儒家形成了“刑”的刑讯制度及‘气情溶于法”的刑事法律原则。
    (三)儒家文化所释放的法的理念及此种观念的历史影响力
    从以上的解析，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文化下的法仅作为社会秩序的辅助调整手段，儒家文化主张“家族主义”和“义务本位”。其主张的“明德慎罚”思想，不但有利于达到惩治犯罪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犯罪者作为人的利益。从社会控制，犯罪预防、矫治而言，“道德齐礼”、是重在治本的古老综合性犯罪控制说的体现。最后，儒家一方面提倡忠、孝，另一方面又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种力求平衡的法律准则，后来被括述为“中庸之道”，至今仍在维持正义与公正的衡平中为法所采用。
    二、儒家文化法律理论对司法体系的影响
    (一)儒家文化对我国传统立法体制的影响
    首先，古代的立法原则及法之专语均冠以儒家经句，甚至直接用儒家学说来断案，最著名如“春秋决狱”。这是由于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法，其天然与影响着社会秩序变更的儒家文化有紧密的依存关系。其次，古代立法以礼为导是封建法典的特点，而这毫无疑问是儒家文化广泛影响社会，进而表现于法上的产物。最后，礼制下的立法不但对古代，对当今社会仍有深刻影响。作为“亲尊至上”的观念的存在，至今对家长、师长对孩子如何教育及其手段的问题仍难以规定，以致出现很多家庭问题而法律又无所适丛的问题:作为“礼越于法”思想的存在，至今仍使当今立法中是否应以法的理念为主要出发点立法存在争议。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传统司法体制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立法和司法活动围绕行政展开，行政与立法、司法不断交叉，甚至合成。儒家关于和同、集体的思想影响着司法的建制，其中只强调整体而忽视个人的思潮形成司法“无讼”之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经过发展，演化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起诉事项进行限制，越诉要罚;另一方面，禁止利于诉讼的行为，规定有疑就受罚。如禁止、限制讼师的代理行为。儒家文化关于司法的见解，表达其对人类和谐统一，共同发展、不分私立的理想和追求，展现了其对家族和血缘的重视及人之交往的德行要求，但其完全的想要社会归于正位而否认司法，是一种理想状态。很难想象，一种仍需法制调节的社会会因人的自觉守法而变得合理公正。今天，我们的很多民事案件，甚至刑事案件，都没纳入司法程序，这与古往今来倡求的“和为贵”是分不开的。

    三、当代关于儒家文化下法的理念的优劣两面与检察权现状的认识
    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法文化，进而影响着检察权的改革。这种影响有优亦有劣，不但通古，而且论今。因而，我们应总结其对于法的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不从”，为现代中国检察权改革的进程提供重要的理论素材。在笔者看来，儒家文化与检察权的结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严格行使检察权与和谐司法的结合:二是建立有优秀传统特色的检察权。
    (一)严格依法行使检察权与和谐司法并不矛盾
    从社会秩序而言，儒家文化宣扬“以德为政”，强调“德主而法辅”。在笔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德法之争”实质在于是否坚守传统。从生物学与社会学双重角度看，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就社会而言，公共权力的承载者，不可能是理性化的代议制政府或个人，也不能是高度自觉的无政府状态，只能是社群的强者:就人而言，生存经验与智慧至上者谓之强，强者与公共权力的交融必然要受到制约，以防社会因权力的不均而失衡，这就产生了法;我们不能保证人现在乃至将来都能有极高的修行。这应是法治的理论源泉。在现实中，我们脱离不了法，这体现在:在调节阶级、阶层、个人关系中，利益的分配应通过协商与约定，并通过强制力实现，这需要法治:要协调现代国家的总体发展，法相比于德更显理智。
    然而，单一的把法作为辅助手段是不能走向法治进程的。我们不能忽视德的作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德，为人们更好的遵从法，真正走上法治之路，提供根本上的保证。在德的佑护下，人们才能从自我修行中真正懂得遵从良好稳定社会制度的重要性，离开了自觉而仅有强制力的法，不可能实现“从内心守法、用法”的法治社会。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晰，在社会中，固有、构成性的规则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真正让每个人都能和规则和为一体，“自觉”才是关键所在，因而，法治与德治是相统一的，我们一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继承儒家文化的德治思想，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思想，将检察权的行使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的法德文化氛围。
    (二)儒家文化下的中国应如何建立有特色的检察权
    从细微德法之实践上看，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理念对现代法之进程的推动，功过参半。从积极上而言，首先，其所主张的集体主义倾向，有利于在法律活动中实现相对正义与公平，做到“两利相逢取其重，两害相逢取其轻”:在保护个人利益的时候，要从整体出发，等等。其次，其主张的“明德慎罚”与“人性论”体现了惩罚与预防相结合，惩罚在于改造的刑法精神，至今仍为中国所吸纳。再次，儒家文化倡导诚信原则，主张“通工易事……市，而不征，法而不，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被认为的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最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现今守法的依据之一，被法理学所采用。
    从消极上而言，其所创立的“血亲主义”致使司法制度即使在生活层面上也无法独立:它的官本位思想致使行政能力过强，而立法、司法能力严重不足，使社会权力有所失衡;所谓的“礼尚往来”与“宗族主义”给中国法律层面上的腐败埋下伏笔;另外，人的感性认识与理智认识的差异也不断显露于立法、司法中从而给中国法治建设以巨大阻力等等。
    从以上解析中，不难看出，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理念对现代法之进程的影响是利弊想容的，因此，中国在处理法治进程中的矛盾时，从儒家文化中吸取经验教训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应建立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华法系，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特有的检察制度。在法治化进程中，我们所应从儒家文化的优秀点中继承的无需多说，对不利因素，也不应该一概排斥。笔者认为，首先，不能实现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其次，端正立法、司法、行政的关系。要摆脱儒文化下的“官本位”思想，从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到立法与司法的权限及其重要性;对立法机关而言，要真正发挥其处于核心地位的功效;对司法而言，鉴于中国仍摆脱不了“血亲主义”伦理价值观，在营造诚信司法的氛围下，采取陪审团制度:再次，存有民族色彩的法治国家在迈向法治社会时，应尊重人民的情感。公平、正义、公正总是相对的，因而，我们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适当考虑民意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这不等同于一味牵就，由于民众缺乏法律意识，所以加强法律教育，不断宣传，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最后，中国的宗族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不可改变，因而法律在改革时一定要循序渐进，不可生搬硬套，否则易激化矛盾，反而有违法治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