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基因　共性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在社会理想、政治思想、经济观念、文化理念等方面有这种共性、契合性，才使社会主义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基因，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之际，仍然枝独秀。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产生背景和时代特征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作为人类文明总结的两种文化，必然存在一定的共性，因为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思想文化必然会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性，带有普遍性。张岱年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社会主义基因，也可以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它是指内在于社会主义文化现象之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或者说，“就是决定(社会主义)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 简明的说，社会主义基因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基本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基因是指：在传统文化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相契合的“基本要素”、“基本理念”。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社会主义文化所激活，与中国社会主义一同生长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些“基因”十分丰富，在此我们只能做一概要归纳和探析。WWw.11665.CoM
　　一、社会理想方面的契合点
　　“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目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可谓源远流长，《礼记·礼运》中就有对于这种社会的详细描述，它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它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人人劳动的平等、友爱、和谐的社会，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康”社会是根本不同的。大约同时期的《春秋公羊传》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的“三世说”，即“据乱世”、“小世”和“大同世”的社会进化理论，认为大同世界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必经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理想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科学的理论构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的社会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大同社会”的追求是截然不同的，但通过推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统治，不断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最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一共产主义社会，其实质也在于要改变人性异化、人为物役的不合理社会，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与高度发展。
　　二、政治思想方面的契合点
　　1．“民为邦本”与以人为本
　　传统民本思想，可追溯到殷商之际。商王盘庚在《尚书·盘庚》中训喻群臣说：“重我民，不尽刘”，“周不惟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春秋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更加正视民众的力量，周公提出了“保民”的治国理念。孔子提出“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后来，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苟子则把君民关系比喻为水和舟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苟子·王制》)，及至汉唐，清醒的思想家和统治者透过农民起义看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推动民本思想发展。西汉贾谊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国本”的观点：“民为万世之本，不可斯”，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而“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柳宗元则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明清的思想家们在民本思想的阐述上走得更远。黄宗曦认为：如何对待民众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即所谓“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些历史文献都说明，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内涵丰富。

　　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内在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中说：“坚持以人为本，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但又与它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附会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激励人们为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实现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群众路线等主张，无疑是这些中华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复活，并赋予了新的阶级政治内涵。
　　2．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整体主义原则是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这个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封建统治集体整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社稷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等都是某种偶然性的东西，只有纳入一定的利益的圈子才是可能的。这种整体主义原则，作为约束、禁锢个人的道德戒律，实质上是扩大了的家长制。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状态之下，宗法制度相当发达，家国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这种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向来重视整体、群体利益和价值，从家族到国家，从血缘到社会，从人间到天堂，往往多见群体、少见个体。这种强调群体观念，表现在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和王道；表现在社会领域为家庭、宗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和社会组织；表现在意识领域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表现在伦理领域为顾全大局、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的价值取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特征，是造成这种重整体、轻个人的整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历史根据。直到现代社会，整体主义原则在我们的伦理道德生活中仍然根深蒂固，尽管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个性、维持了秩序，与科学社会主义提倡的“集体主义”相去甚远，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同于封建主的整体主义，但是，却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为中国人选择集体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经济观念方面的契合点
　　1．“天下为公”与公有制
　　在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有人主张实行公有制。如《礼记·礼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公”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和价值标准，是判断善恶的重要标尺。具体而言，“公”有：公产、公利、公权、公心等几层含义，在此我们只论公产和公心。在公产方面，中国古代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制定出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但是很多人认识到了私有制的众多弊端，强调财产公有。如《孟子》就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天下“公田”问题：“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土》)从此以后，不少人便把井田作为理想的土地制度而颂扬。即主张天下的宝藏应当同天下人共同享用。在公利方面，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总是从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出发，不约而同地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自私言论，打着公利的旗号，堂而皇之地主张制私利而富公利，宣称为天下人谋福利。《六韬·文韬·文师》有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些公有主张，虽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有巨大的差别，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往往是等同而视之的，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文人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人初期，也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同于中国古代公有主张，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就是社会主义。把“公”作为最高的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代它不仅已经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之中，也融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之中。

　　2．“均贫富”与平等观念
　　众所周知，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是人类共同面l临的大问题。在《论语》中，孔子就主张：“不患　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烦。”历史上，中国民间社会乃至许多知识分子最强烈的、最高的诉求就是“均贫富”，多次农民起义几乎都是以此为口号的，要么高呼“均田免粮”，要么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太平天国初期的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更是指出：要“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在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分工没有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天朝田亩制度》代表了中国“古已有之”的平均主义思想，并使其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社会生活、个人消费等方面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表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第一次大巨变，孙中山个人的思想，并非是西方资产阶级私有制思想的完全翻版，在很大程度上却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思想。他提出的民生主义，同样要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映了平均主义在中国的近代形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反对收入差距，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平均。虽然古人不可能像今天的学者,fr]jg样准确、科学地界定平等，不可能认识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的系列平等观，但是，中国的平均主义传统观念，确实为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文化理念方面的契合点
　　1．“贵和思想”与和谐文化
　　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题，也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旋律。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许多关于融合、和谐、和美等“和”的思想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儒家认为：礼的作用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和谐；和不仅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宽和处世才能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除了儒家学派“和为贵”的思想外，还有墨家学派提倡的“非攻”，道家学派提倡的“无欲”、“无争”等主张，尽管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学说都是为了实现“和”，为了创造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儒家学派在强调“和为贵”的同时，还主张“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自己不愿干的，不要强加于别人；推己及人，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现对他人的尊重与友善。和而不同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和谐，显示了中国人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博大胸怀。传统和谐文化中“贵和”的思想理念和“求同存异”的宽容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与人为善，先人后己、舍己救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千百年来铸就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民族性格，也教育引导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兴旺、强盛。
　　2．“天人合一”与和谐文化
　　中华民族是追求和谐的民族，在追求社会均衡和谐的同时，也追求自然界的均衡和谐。中国人认为只有自然界和谐，才可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传统和谐文化提倡“天人合一”，主张人类应当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了天与人之间和谐运动的辩证关系，对此儒家、道家等都有明确论述。苟子在《天论》中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自然的发展变化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老子的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的是人们要以尊重自然为最高准则。如果人们能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就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社会和谐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和共同目标，追求和谐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和精华，传统的和谐文化将一直影响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传统，绝对不会因为成为过去而消逝，相反，其合理内核必将为人类所传承，随着历史进步而散发光芒。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方面合乎规律的自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基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民族心理准备，为实现社会理想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总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基因，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有这些共性、契合性，才使社会主义能植根于中华大地，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之际，仍然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