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异化；物化；消费主义
　　论文摘要：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观以及卢卡奇的物化观的解读，论证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同时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逻辑：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方法；二是批判资本主义。为后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批判提供了理论先导。

　　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早期著作《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到底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还是“不成熟时期的作品”，至今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未有定论，而沉寂很久的“异化”概念却日益凸显在哲学争论的视域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手稿》的出版还有力地佐证了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独具慧眼。尽管异化与物化概念有着较大差别，但这并不妨碍卢卡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仅是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种机缘契合，更是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下的一种深层放释，即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批判。 
　　一、《手稿》里的异化观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批判研究及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已经蜕变为异化劳动。但是他并没有把物化和异化混为一谈，物化有两种：一种是对象化的物化，一种是异化的物化。作为对象化的物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展现。而异化的物化则是由于社会分工、交换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理解为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wWW.11665.Com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如此，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人类对于异化的批判性反恩还可能促成人类的解放和发展，因为对它的辩证反思指向的恰恰是“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否定和批判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这种异化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独立于人、支配人的物的关系。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进行了疯狂的原始积累，财富被少数资本家所掌握，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在这种状况下：1)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产品成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2)劳动者与其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劳动变成了否定、摧残自身的活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在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3)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转化成人的异己性存在；4)人与人相异化，人对他人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
　　在历史辩证法的现实逻辑中，“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因此，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对异化进行积极的扬弃。在马克思的批判语境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自然之我向自由之我的真正转向。这种转向是基于现实历史而展开的，因此，“共产主义绝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绝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它们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可见，异化的扬弃必须以现实的历史条件为前提和基础，必须回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它既指向西方工业文明掩盖下的异化关系，也指向社会主义国家全球化生存与发展的困境。这正是马克思异化批判的当代理论效应。
　　二、《历史与无产阶级意识》中的物化观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山鼻祖的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建构了两大理论逻辑向度：“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方法；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物化概念正是承载着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向度。前面已经提到，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的描述：由于社会分工、交换的发展产生出的异化本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必然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产品，人与劳动，人与人的异化却达到极致，因此必须加以批判，加以否定。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恰好契合了这一需要，对异化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从这一层面来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一种发展，是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对异化问题所做的更进一步的探索。
　　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为前提，运用物化理论来探讨商品拜物教这个现代资本主义一个特有的问题。“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
　　从对商品结构的分析中，他得到物化的第一个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4l(即人的活动与人本身相对立起来，成为商品。通过工具理性和数的量化，将经济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破碎化、机械化。“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一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这与马克思《手稿》里劳动活动与人本身相异化具有一致性，也是对发达工业化时代的工具理性精神的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产生出整个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结构。这也导致第二个事实：“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个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㈣即人的意识的物化。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越是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分工越是细致，必将导致一切越来越形式化，标准化。人自身所具有的知识、气质、表达能力等等心理特征与人格相分离。这样，资本主义的道德颓废，人性的扭曲便找到了社会根源。
　　物化的第三个事实就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物化。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使物消灭了原有的、真正的物性。真正的物性被合理化计算的商品特性所取代，这造成了人与物的关系的物化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最终也就通过货币这种“物”表现出来。

　　“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这就是物化的第四个事实。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社会结构本身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这种物化不仅表现在各门学科中，也表现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即从经济结构到政治法律结构和思想观念领域，都受到了物化意识的影响，造成了整体性图景的消失，而且无法真正地提出为什么整体性图景消失了的问题。

　　物化导致了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就表现为自在之物的二律背反。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哲学上便是自在之物的问题。是自在之物的非理性和不可抗拒性，表现为人们难以把握总体性及理论与实践的分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和数的筹划被广泛的运用，甚至人也被当成了计算的对象。
　　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统治也越来越精致化，隐蔽性也越来越强，对“心灵领域”、“道德领域”的物化侵蚀也越来越强，心理和人格的分离致使无产阶级“面临着在意识形态上屈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种极其空洞和腐朽的形式的危险。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旧的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所不能理解的真理，即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确立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他的立场……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l(不可否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层面上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与深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对工具理性内在矛盾(获得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却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的揭示，体现了当时社会现状和学术现状，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西方工业文明的生产力成就伴随的是人类主体性的深度消解。物质与精神的严重失衡，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伴随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日益空虚，同时，在资本的拜物逻辑中，人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工具理性的奴仆，陷入了福柯所阐释的权力惩戒的现实机制，人可悲地逃避着弗洛姆所界说的自由。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与阿多诺，我们听到的几乎是同一种声音：逃离工具理性!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积极的回应，因为，数或技术筹划的单维度性指向的必然是人性的分裂，它必然导致人们对自身存在的历史性误读：在所谓理性的促逼下，人性的丰富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与扭曲，人们在拥有文化碎片的同时却在整体上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后现代的文化批判
　　全球化时代，大众传媒所渲染的大众文化的力量日益增长，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不断侵袭。在后现代性的缺憾中所体现出来的不确定性与安全感的丧失，致使生活在碎片中的人们，开始撕破已有的道德幕纱，重新思考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从以往主要针对外在革命的“批判理论”，延伸到对社会进行“内在的”批判，异化批判也进入新的阶段，即对消费社会现有的文化模式的批判。
　　波德里亚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逻辑向度，将大众传媒视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的延伸工具，这将直接导致社会否定性力量的丧失，个人精神生活的匮乏与愚钝。他指出，被消费的东西，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或符号)本身。消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人与物的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是一种意义的消费。而主导消费行为的力量却是大众传媒所渲染的文化，人本身丧失了主动性，被抽掉了本真意义，也变成了消费品。与传统的异化方式不同，大众正陷入了卢卡奇所担心的屈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统治之中：大众传媒主导着大众心理，通过一系列宣传手段让大众披上了自主性的外衣(选秀节目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引导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和生活方式，占有大众的闲暇时间，侵入私人空间。并通过制定一系列逻辑范畴和游戏规则，来维护现有的消费社会。
　　心理学中有一个有趣的名词叫“强化”，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所获得的自由正是“强化”后的自由，我们不再有安全感，沦为生活的观光者和流浪者，一切都变得难以预测，人类关系由于失去了信任感、亲密性和感情而迅速解体。鲍曼指出，现代大众困境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存在，选择一一自由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在令人神往的自由和主体性意义丧失之间，深受折磨的大众，既想充分享受自主选择的自由，又害怕被“强化”所支配。然而，吃掉蛋糕之后还想继续拥有它是不可能的。批判的批判只能作为手段，却不是目的本身。后现代的西方学者们，深刻地展开了“异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希冀打破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的藩篱，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后现代性既是道德个人的毁灭，又是他新生的契机。”列斐伏尔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全球化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问题。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借助着大众传媒的力量在全球织起了一张大网。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该好好地思考如何应对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