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制度建设　中国文化　诚信观　“经济人”假设;诚信缺失现象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因诚信缺失而出现的种种令人不齿的行为越来越多。人们习惯地认为个人的道德沦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通过分析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诚信缺失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健全。只有依靠完善制度建设，才能在中国减少直至消除诚信缺失现象的存在。
　　历经几千年，“诚信”己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在新旧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诚信观念淡薄了，“信用危机’旧益严重。是什么因素影响一个人乃至一个地区的人们的诚信呢?文化因素是重要的吗?本文试图分析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以及它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economic man" )假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下，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强化人们诚信意识，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分析及其与西方“经济人”假说的内在关联
    在儒家优秀思想文化以“仁”为核心和追求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规范体系中，诚信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最根本、最耀眼的伦理范畴和取向。孔子说儒者“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诚是儒者思、言、行，待己、待人、接物等方面终身格守的准则和规范。由诚而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者处世要“言必信，行必果”。www.11665.Com在人际关系方面都要讲信，“无信不立”。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的先圣们尚且清楚诚信对社会运转、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为人们确立了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刀这里说的为己不是为自己的名利，是说学习修养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为了自己的心安;而为人，就是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作秀。孔子提倡为己，所以儒学也被称作“为己之学”。儒家的道德教化要求“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的“修心”、“养性”来提高心性、道德水准。这些道德规范无疑对个人的心性涵养、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学术及道德教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是源自汉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以及后来不断被强化的科举考试制度。凡是进人私塾及国子监的人，学的内容不外是代表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等，儒家学说就这样被时代传续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儒家道德规范不仅作用于官僚系统、士人阶层，而且随着士子们迫于生计加人商界，儒家的道德规范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
    然而建立在国家意识上的儒家学说及儒家道德规范，以及由儒商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诚实、守信的经营规范，随着国家意识的转变以及整个国家在外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改变，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取消市场机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加上十年“文革”，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糟粕大加鞭挞，培养和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人成为“政治人”，人的行为和思想被贴上政治标签，中国人思想中的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已甚微。儒家道德学说及规范的诚信理念难以真正内化，诚信行为缺乏内在支撑，一旦强制性的制度结构松弛，个人在诚信行为中就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中，“经济人”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在西方历史上，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论证和宣传，“利己主义，即使不是惟一至少也是主要影响了人类活动，这种思想很快在18世纪获得了基础”。自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人”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斯密从正面在政治经济学中阐明了这一新型的“人的类型”，即“经济人”。建立在自利原则之上的西方“经济人”假说，从人的自利本质出发，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该目标行为在市场有效激励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所以一般认为“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第二，“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第三，“经济人”假说的核心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说中最有意义的问题，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 “经济人”假说将人的自利行为及行为后果同增进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经济人”假说因之而有了正当性及合理性、道德性。
    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诚信的道德规范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在“商业社会”中的个人求利的合理性、寻利的道德规范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因此，在中国仅靠道德规范来建立社会诚信是不太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当经济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失信行为时，指责失信者缺乏道德或道德低下，都是无用的。

   二、制度建设对人们诚信意识培育和建立的关键作用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买者希望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最大的效用，而卖者则希望以最高的收益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市场双方目标的前提是:市场是有效率的，交易者具有完全理性，市场有关交易的信息完全充分。但现实市场总是处于不完备状态下，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使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经常发生。因此，将社会诚信缺失完全归之于道德因素是不合理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制度安排被打破或者被削弱，而新的制度安排又处在形成过程之中，这样就极容易出现制度约束的真空时期和地带，因而也就给各种利用欺骗、欺诈等手段为己牟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可乘之机。所以，当现有制度存在缺陷时，“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一旦这种损人利己行为得不到现有制度的惩罚或惩罚不够，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引发更多的人不讲信用，从而使道德进一步滑坡。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制度与诚信之间的关系。在17世纪至19世纪，英国的许多犯人被送到澳大利亚服刑，私营船主接受政府的委托承担运送犯人的任务。刚开始，英国政府按上船时犯人的人头给船主付费。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克扣犯人的食物，甚至把犯人活活扔下海，死亡率最高时达到94 %。后来政府想出许多监督措施，但因监督成本过高，还是对付不了刁滑的私营船主。最后，英国政府改变了制度规则，按活着到达澳大利亚下船的犯人人头付费。结果船主就想尽办法让更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犯人死亡率最低时降到1%。船主还是那些船主，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刁奸耍滑，后来又循规蹈矩了呢?关键是制度规则的改变导致他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经济学家认为，信任也许跟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信任往往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在重复博弈模型中，经济学家得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会导致信任的结论网。为了使市场的交易者都能够选择重复性的行为，就必须使交易者对财产有清晰的权利，并且制度保障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确定无疑的、受到保护的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收益权及处置权有利于交易者采取长期谋利的策略，同时会选择让市场交易稳定可期的判断。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经过交易者的长期反复博弈，人们认识到，若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诚信是最优策略。因为假如博弈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博弈双方就能够通过连续不断的重复博弈了解对方的决策，并对对方的行为做出反应，任何一方的不守信行为都必定要被对方发现，并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他们就将放弃欺骗的一次性好处，双方都会选择诚信策略。
    中国人在商务活动中所采取的“先小人、后君子”姿态也是具有理性“经济人”性质的行为。先将交易者视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损人利己者，通过事先的契约来预防事后的道德风险，就能减少可能受到的损失。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守信作为一项制度规范，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循，当“损人不能最终利己”观念被市场的重复博弈史证实时，诚信也就会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方式。
    三、结论
    儒家学说是通过个人对道德的修行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并使其行为符合社会的价值取向，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进步的。儒家学说起道德规范的作用，有赖于国家的强力推行“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科举制度的实施，一旦外部条件不具备，儒家学说道德规范的影响就下降。“经济人”假说从人的自利性出发，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就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说中的灵魂。
    所以，在健全的法制环境下，“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会选择诚信行为特征，引导自己实现最大利益，同时也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只要确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并使之受到保护，承认并发挥“经济人”在市场中的主体、主导作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诚信就一定会成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失信将被理性的“经济人”所遗弃。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道德因素只是表象，制度文化才是问题真实存在的根源，只有通过完善法制建设，才能在中国减少直至消除诚信缺失现象的存在，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