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健词:意识形态　翻译　信息流失
　　论文摘要:翻译是一个以语言为载体进行信息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其结果会不可进免地导致翻译中源语文化在译语信息中流失。现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翻译中本土观念丈化、语言文化和审灸丈化信息流失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证明翻译要达到两种语言转换的“对等”境界是绝对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指“观念的学说”，最初被看作是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连接自我与世界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的解释: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人对世界或社会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并从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范畴中的具类社会和社会文化的出现而形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其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边界。每一个有思想的成员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自觉地在这个边界之内活动，受到其文化环境所左右，形成其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
　　一、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翻译中文化信息的流失
    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翻开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从释道安的“案本”(意为按照原本的本意)，到严复的“求信”，到傅雷的“神似”，到钱钟书的“化境”都离不开“忠实”或“等值”这个总原则川。
    有学者认为:翻译得好要有九分文化，一分语言川。WWW.11665.cOm从一个文化体系的自身而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语言符号还是符号排列的规则，都是散线，意识形态文化体系才是真正的绳子，把语言的两个体系融为一体。翻译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表面上看，“交流”是一种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术语，因为它似乎隐含着平等、友好。然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流，由于各民族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样的交流背后真正隐含的却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表层“平等友好”的“交流”实际上往往是不同意识形态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这种对抚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译中文化信息的流失，造成“两败俱伤”。当观念从他文化进人本土文化时，其意义已经经过了再创造。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人、理论的不断发展，对翻译等值间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充分认识到“绝对的等值是不可能的。”奈达曾给翻译做出这样的定义:“翻译就是用接受语复制出与原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等值译卜一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风格而言。奈达的“最接近”而非“相同”的自然等值语表明，绝对等值的翻译，即没有信息流失的翻译是很少存在的。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中文化信息流失的影响
    由于民族文化的异质性，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文化信息存在可译限度，两种信息流失是翻译实践中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翻译在两种语言信息的转换中会产生文化信息的“损耗”，这类信息“损耗”就像自然界中一种形式的能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能必然存在能量损耗一样，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意识形态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译者的再创造。
    1.对翻译中本土观念文化信息流失的影响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都有着源源流长的历史，由于生活的地理位置、环境的不同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不同。相对而言，西方的传统注重“个人本位”而不太注重“家庭本位”、“天下意识”，中国正好的与之相反。西方强调个性要张扬，要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而中国则强调个体应该服从集体，不提倡张扬自己，要以大局为重。这两个不同的观念导致了两种语言转换中文化信息的流失。比如，如果把“indi-vidualism”翻成“个人主义”，就失去了英语文化中这个词本来的含义。英语人士的意识中，" individual-ism”表示“独立自主”，是他们倡导的自由精神及独立思考能力的反映，保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总体上说不含贬义，但这和翻译后的“个人主义”在意义上的理解相差甚远。翻译中的文化信息流失可窥见一斑。

    在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中，传宗接代、儿孙满堂是幸福的象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生儿育女是对祖宗的不孝，而不生儿子，没有传宗接代之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而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中，结婚生子是个人私事，与他人无关。鲁迅《阿q正传》中，小尼姑曾恨恨地骂道:“这断子绝孙的阿q!”，在人们读来是小尼姑为解心中之气，骂人“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如果只把它翻译成“ah q ,may you die sonless"，在西方人看来并没不会觉得sonless是什么奇耻大辱，因此，作为译者只有加以注解进行解释。即使这样，西方人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观念文化也难以体会，疑惑不解。
    2.对语言文化信息流失的影响
    翻译在对文本的解码与重新编码的过程中，由于不同语言承载的信息不可能绝对对等，人们通常不是用一种语言的语符来代替另一种语言单个的符号，而是代替更大的语言单位，即雅各布森所称的“信息”，用信息代替信息。当某一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被重新编码时，这一信息就不同于原来的信息，因为不仅语言形式发生了变化，其中的语言规范也发生了改变，从而影响信息转换过程中其纯度的保持。因此，信息的不完全传递在翻译中成为一种必然。
    中文多单音的特点使叠字叠韵成了汉语中特有因素。叠字叠韵能产生声音绵延的美感，传达出缠绵徘侧的情绪。如李清照的叠字叠韵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当时李清照的愁苦心境，下面请看两组译文:

    译文1 ; search，search.
            cold, cold;bare，bare.
            grief, fief; cruel, cruel fief. 
　　译文2 ; i look for what i miss ,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cold，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译文i译语与原文一一对应，但使人不知所云，失去了原文的意思;译文2用完整的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悲凉心绪，用双行押韵的形式补偿原诗的叠字叠韵，然而，由于没有中文语音特点，其韵律、节奏仍不及原文，不能传达原文的音韵效果。可以看出，意译起的作用也只能是尽量传递源语信息，要做到原汁原味是绝对不可能的。
    另外，在汉语中，经常使用习语进行交流。中国的习语历史悠长，有非常多的典故，但把它们翻译成英语时同样会导致文化信息的流失。比如常见的“说曹操，曹操就到”，在英语里找不到“形同意同”的对等表达方式，只能找到“形异而意同”的表达方式，即“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will appear"。虽然译语采用了“借用法”来表达原语，但汉语中深厚的文化现象难以体现。同样，汉语中的成语喜欢以四字表达，比如:“别有用心”，在英语中只能靠“借用”达意:" have an axe to grind”而在“形”，上更是相差甚远。
    3.对审美文化信息流失的影响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是通过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地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创造性阐释和建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把原作引人了一个原作者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由于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西民族在审美文化上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译者不得不对原作品进行创造性叛逆以适应译语读者。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

    中国文化个性当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讲究含蓄(不张扬)、圆容(在一个圈里转)。这种特点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的审美和文化心理。例如，在审美上，女性行为讲究“笑不露齿”的含蓄美。在文学译著《海军密约》中，性格坚强、相貌“醒目”的西洋美人被创造性地改造成了中国古典美女:
    原文:she was a striking looking woman，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 large dark italian eyes，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conan doyle，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
    译文(陈小青译):安娜貌颇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目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媚，轻盈动人，而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形体略短削，稍嫌美中不足。(《海军密约》)
    译者将西洋美人大都改造成了中国传统美人，甚至添加了中国传统美人的特征(“卷发压额”)。其目的是为了让文学作品中的美女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和意识形态，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但也正是由于译者的重新“塑造”使得西方社会独具的审美文化特征失去了应有的特点。
    大卫·霍克斯就曾把中国文学巨著《红楼梦》中的“怡红院(贾宝玉的寓所)”和“怡红公子(贾宝玉的别号)”分别译成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和“green boy "，即把“红”处理成了“绿( green )”字，其动机之一是他考虑了译文读者的审美文化形式:红色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往往同流血联系在一起象征着危险和死亡;而绿色则表示快乐和健康之意。应该说，他保持了对原文精神的忠实但同时也无法挽救中国审美文化信息的流失。
　　三、结束语
    翻译工作要求译者既从宏观上掌握翻译的基本理论与技巧，又要从微观上具备多文化的知识储备，尽量把原语文化的的信息更多更好的传递给译语读者，把文化信息流失减少到最小，从译语文化角度去理解原语文化。但是，意识形态对翻译中文化信息流失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无论译者采取“借用”、“归化和异化”或是“创造性叛逆”等翻译策略进行补救，都是无奈之举，永远不可能达到“对等”的境界。也许，在当今世界文化大融合的环境下，各种意识形态中的文化应该是相互交融和渗透的，如果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和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读者本身能够彻底理解诸如“遭遇滑铁卢”( meet one’ s waterloo )、“潘多拉之盒”( a pandora’ s box)等，那将是防止意识形态对翻译中文化信息流失的最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