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民俗节日　媒介　终极媒介
　　论文摘要：民族文化传播是建立民族传播学的重要内容，研究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传播现象和规律对于建立中国的民族传播学意义重大。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把民俗节日视为民族文化传播的文本，运用当代传播学的知识分析民俗节日中的文化传播媒介及其特性，在分析众多民俗节日的基础上，把民俗节日文化传播中的传播媒介分为音乐歌舞符号群、物体语言符号群和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终极媒介—人，希望有助于民族文化信息传播规律的把握和民族传播学的建构。
　　民俗节日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独特的、普遍的人类文化行为。世界范围内，民俗节日蔚然大观，精彩纷呈，可谓无国不节、无族不节、无日不节。中国民族众多、文明灿烂，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民俗节日，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是“一年当中的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的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民俗节日它实质上是某一民俗群体以某一社会主题为内容，在特定时间举行的、以民俗群体成员为主要对象的民族文化传播活动。本文把民族民俗节日视作一个文化传播文本，从传播学的视角考察民族民俗节日中的传播媒介及其特性，期许有助于把握民俗节日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规律。
　　1民族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媒介观
    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观认为媒介指的是使信息在空间上移动、在时间上得以保存的载体。它由物质实体、符号和信息三个合要素构成，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wWw.11665.COm在这其中，符号是最为重要的要素。表征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信息，只有被我们用符号序列表达出来，才能成为被传播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行为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将信息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是对符号序列进行解读。而不论是信息的表达还是信息的接受，都离不开符号系统。符号就是人类用以表达和解释意义的信息的形式。
    对于符号的认识和界定，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其中，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第一种看法将符号看作意义和形式的统一体，认为符号兼具意义和形式两个要素。此种观点着眼于符号的内部构成，将符号看作意义和形式的合成物，有助于人们把握符号的内在特点，并有利于符号意义的分析;第二种观点将符号看作意义的外在形式，认为符号只是所指物的一个代表。此种观点将符号系统看作一种形式系统，强调符号的指示作用，主要强调符号的外部功能，有助于把符号和其他非符号实体区分开来，对符号的划界很有帮助。第三种看法是符号学先驱皮尔士对符号学所作的阐释。皮尔士对符号的定义是:“一个符号或者说象征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某物的某种东西”。他把符号分为三个构成要素:代表事物的对象，符号的指示对象和对符号的解释。
    笔者认为，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符号应该满足以下条件:第一，符号应该是意义与形式的统一体。第二，符号应该是特定指示对象的代表物。第三，这种代表关系应该得到某一民族、群体、团体、社区的普遍承认，成为某一社会区域的既定习惯。一般而言，前两个条件已经是符号成立的充分条件，但在民族文化传播领域内，民族文化符号还必须满足第三个条件。民族文化符号必须得到了特定民族群体的普遍认同，成为特定民族群体普遍使用的、特定指示对象的、表达某一民族文化意义的代表物。
　　2民俗节日文化传播媒介分析
　　2.1民俗节日文化传播中的音乐歌舞符号
　　群音乐歌舞是许多民俗节日中常见的内容，也是民俗节日民族文化信息传播中非常重要的媒介。音乐歌舞符号群中的符号主要有乐器、歌曲唱词、舞蹈动作等。

    民族乐器是民族艺术传播的主要的物体语言符号。对于有音乐歌舞的民俗节日，民族乐器是不可缺少的“道具”，也是民族艺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我国民族众多，各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民族特色浓郁的民族乐器，如汉族的二胡、二弦、项呐、琵琶，彝族的葫芦笙，哈萨克族的冬不拉，苗、瑶、侗族的芦笙等等。彝族的葫芦笙是“踏歌”、“打歌”和《葫芦笙舞》的主要伴奏乐器。聚居在金沙江畔的彝族人民，每逢春节拜年、迎送宾客、尝新米、举行开秧门仪式、喜庆婚嫁或男女恋爱等场合，都要吹奏葫芦笙，所奏的乐曲也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迎亲调》、《送亲调》、《串姑娘调》、《过山调》、《放羊调》、《赶街调》、《过年调》、《摆饭调》等等。
    民族歌曲唱词中包含着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大理白族“绕三灵”中演唱的大本曲是演唱长篇故事的曲子。据大理州文化局的统计，大本曲的传统曲目总数有148个，包括能见到本子的传统唱本82本，还有历史上曾经有过但已失传的唱本曲目66个。传统曲目的题材内容，一是移植改编自汉族地方戏曲故事，如《柳荫记》、《天仙配》、《铡美记》等。二是取材于白族自己的历史、生活及民间故事的创作。其中以《磨坊记》等为上乘之作。还有许多近年出现的表现新题材、新生活、新人物的创作曲目，如《翻身记》、《白毛女》、《望夫云》、《活雷锋》、《八十年代新苍洱》等。
    民族舞蹈动作也是民族文化信息的重要符号。白族“绕三灵”中的白族舞蹈丰富多彩，主要为花柳曲舞、霸王鞭舞、金钱鼓舞和双飞燕舞四种。花柳曲舞是各村“绕三灵”队伍引导男女(巫现)唱花柳曲时所舞，有专门的舞步;霸王鞭舞是大理白族地区常见的一种集体舞蹈形式，人数少则十人以下，多则数十人，上百人。其舞步、队形变化多样，有“打四脚”、“二龙抢宝”、“五梅花”、“金鸡打架”等数十种，基本动作是“脚勾脚”、“心合心”、“背靠背”等，成为白族舞蹈最基本的舞蹈词汇，其实质是人类部落内不加区别的性交关系和群婚制原始遗风的遗存，是对男女交靖动作的象征和模拟。
　　2.2民俗节日文化传播中的物体语言符号群
　　传播学视野中的物体语言符号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物体，如生产工具、衣服、饰物、家具等等，他们往往传递出使用者的某些信息，具有符号的意指作用。物体语言符号是民俗节日文化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类媒介。作为民俗节日活动的主体—民众的服饰、使用的工具等等都会传达出特定民族文化信息，成为特定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媒介。

    大理白族“绕三灵”活动中，人们穿上独特的民族服饰，在太阳穴处贴上太阳膏，在手持杨柳枝和牛尾的老人组成的前导的带领下，吹吹打打、载歌载舞，一路欢歌，绕过佛都崇圣寺、神都“庆洞”本主庙和“仙都”洱河神祠。几乎所有参加“绕三灵”的人都要在太阳穴处贴太阳膏，是太阳的代表物和太阳字样的象征物。直接表达了参加“绕三灵”的白族人民对太阳神力的顶礼膜拜和祈求风调雨顺的强烈愿望。同时，“太阳与人类的性器官一样被评为是地上繁殖力最大的象征”。在白语里，太阳被称为，性行为也被称为，两者在语音符号上是一致的。太阳膏实质上是在家庭起源的历史过程中，人类部落内不加区别的性交关系和群婚制原始遗风的遗存。古代的“绕三灵”，当人们来到桑林谷，当夜幕降临之后，参加活动的人们都会到林荫深处进行不加区别的性交，以实现自己的祈愿。因而，太阳膏实质上是象征着“绕三灵”活动本质的重要符码之一。
    绕三灵队伍的前导手持的柳树枝，是古代“社”祭文化的遗存，是各村“社树”的象征，是各村土地和本主神的代表物。同样由他们手持的牛尾蚊帚，是农耕文明的象征，传达出人们对农耕文明时期“牛”这一重要生产工具的崇敬心情。在“社”的神树上悬挂的“葫芦”，表达了人们对生殖和生产丰收的祈望，它“通过比喻的手法将以上种种拟借转化综合，圆满地完成了‘绕山林’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以女阴—女神崇拜为中心，以求子嗣为目的，以野合为现实手段，以桑林舞为现实手段的补充这样一个层垒式堆积的历史主题。
    这样的物体语言符号还有很多，比如端午期间历代沿袭用彩色或五色的线、缕、索作为象征驱邪辟妖节物的“端午索”。“端午索”品种繁多、形制各异，它曾经作为端午节重要的吉祥象征物而存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堪称中国丝索手工艺饰品的一大瑰宝。“端午索并不局囿于狭义的物质层面，而是女性性别表达的象征载体，是一种极具性别修辞意味的符号形式。端午索上‘书写着’女性自身角色的期待，寄托着女性对夫妻、尊长、子女等和谐关系的渴盼，模塑着女性的社会化的角色形象。在社会劳动分工的背景下，端午索这种节物形式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女性表述的创造性、开拓性、承袭性及其流变性的特点”。

　　2.3人—民俗节日文化传播的终极媒介
　　现代传播学的建立，得力于人类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的相继出现使得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越来越快捷、便利，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也更加遥远和快速。在各种传播媒介构筑的传播网络中，世界逐渐地联接成了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大胆而新奇的概念正逐渐变成现实。然而，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前所未有地面临着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危机，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文化正面临着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它们濒临衰灭;文化发展的单一化，对现实漠不关心、极端自我内化、心理上封闭的容器人的出现，给我们的文化肌体和社会肌体带来诸多问题。人们开始怀念人类从前“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和“最是小姑歌焚调，声声唱人有情天”的诗意场面和情怀。今天，如此诗意的场面也只有在一些民族地区的民俗节日上才可以看到。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他著名的著作《人论》中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他说，“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在卡西尔看来，符号是“人的本性的提示”，是人的本质属性之所在。
    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与人类社会相伴相随。从人类诞生之初到如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发展进步，但具有社会意义的传播行为都是以人为基础的。人类在发明符号、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传播行为和传播活动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文化本身是传播建构的产物。因而，把作为符号的创造者、使用者、传承者的人类称为符号的第一媒介、终极媒介是顺理成章、言之有理的。
    在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中，本民族文化传承和诸如祭祀、占卜、行医、教育等文化艺术活动往往是由专人主持进行的，他们在本民族的文化活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如彝族的“毕摩”，主要从事作毕、司祭、行医、占卜等活动，负责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包括宗教、哲学、伦理、历史、天文、医药、农药、工艺、礼俗、文字等典籍。他掌握着神权，又把握着文化，既司通鬼神，又指导着人事祭司，在彝族人的生育、婚丧、疾病、节日、出猎、播种等生活中起主要作用，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丽江纳西族的“东巴”也是如此，“东巴”是纳西族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在纳西族的生产生活中也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沉淀在民众的认识、思维、情感和行为中，并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表现出来，融为民众团体的生活方式。民俗节日是民族团体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的集体释放，是民族集体生活方式的集体展演。在民俗文化节日活动过程中，民族团体民众是节日活动的参与者，是民族文化符号的承载者，是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媒介;他们既是民族文化传播活动的传播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