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当代中国　文化转型　历史进程
　　论文摘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传统社会形态的现代转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配合与促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文化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已经和还在继续发生着伟大的历史性变迁，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从专制文化向民主文化推进
　　专制与民主是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权利现象，前者旨在维护少数人的特殊权利，后者旨在维护多数人的权利。专制政治制度可以划分为阶级专制、集团专制和一人专制三种类型。中国传统社会，属于高度集权的一人专制政治，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君主之下，王公大臣乃至各级官吏的权利呈金字塔型向下辐射，民众不仅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甚至连自身利益的诉求也没有任何表达的渠道。中国上千年的专制政治，逐渐使中国社会形成了扭曲人性的专制文化。专制文化是一种美化和维护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它不仅表现在统治者形成了天经地义的“官贵民贱”的思想观念，而且被统治者也形成了服从于官、听命于上、迷失自我、泯灭个性的生活习惯。
　　在研究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人们时常用孟子所谓“君舟民水”、“民重君轻”的思想来说事，似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文化并非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这是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具有“君舟民水”、“民重君轻”思想的君主和官吏，仅仅是一种极其偶然的现象，真正用这种思想理念主导自己行为的君主和官吏实际上并不存在，而用“三纲五常”的专制文化来约束人民、整治人民，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状况。wWW.11665.COM由此可见，专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一座愚公也会望而却步的大山。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带领中国人民不遗余力地铲除专制文化这座大山，而对付专制文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民主文化。民主文化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精神支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了引导中国人民从专制文化走向民主文化的步伐。然而，作为一种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社会文化，相对于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而言往往具有滞后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堕距，改变一种文化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为了避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思想混乱，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要求。毫无疑问，这是希望人们冲破传统思想观念束缚，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侄桔中解放出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是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保持一致。但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却常常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理解为中央说了什么我们才能说什么，中央做了什么我们才能做什么，中央想了什么我们才能想什么，中央没说没做没想的，我们也就不能说不能做不能想。很显然，这种理解和中央的本意恰恰是不一致的。如果一直这样理解“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的伟大崛起，更不会有未来中国的锦绣前程。可见，引导中国人民从专制文化中走出来，创造出崭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已经成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大使命。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阶段性特征时指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思想观点，对于进人新世纪新阶段的我国人民从专制文化走向民主文化，具有更加科学的导向性，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的号角。
　　二、从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推进
　　作为统治手段，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人治”，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法家在政治上则主张“法治”，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 法家推崇的“法治”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法治”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社会的法治，其基本特征是主权在民，法律至上，以民主为基础;而法家  的“法治”观基本特征是主权在君，君权至上，以法术势为辅助。儒家推崇的“人治”思想，也不是完全排斥、否定法律的作用，只是认为法治只能使人表面服从，人治才能够使人内心服从。这两个学派表面看起来一个主张“人治”，一个主张“法治”，而实质上都是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一人之治，都是人治。可以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统治手段都是“人治”。这种“人治”手段的基本特征是:法是治民之法，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随意立法，即所谓“法无定法”。

　　世世代代的“人治”政治，必然会导致人治文化的形成。人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们普遍相信权大于法，权力至高无上，法律在权力面前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法律是由握有权力的人制定的，因而，握有权力的人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法律的，法律不能约束握有权力的人;法律是由握有权力的人执行的，因而，法律的执行者是可以随意解释法律的，法律的执行是可以因人而异进行变通的。在人治文化深厚的社会里，信奉权力、崇拜权力、追求权力成为普遍现象。百官则以天子的意志为意志，阿谈献媚，贿赂公行。百姓则惟命是从，胆战心惊，只能祈盼明君降临，清官出世。这种人治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渗透性与顽固性。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曾经受到过这种“人治”文化的影响，并为之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经注意到了法治的重要并为此做出一定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使他最终选择了“人治”的治国方略，结果使得党难于防止和制止“文革”悲剧的发生，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了“人治”的危害，重新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1980年，邓小平在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方略，拉开了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帷幕。然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并不等于法治文化就会随之形成。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而任何一种治国方略只有形成了一种文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们能够普遍地自觉地将法律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为准则，在能够普遍地自觉地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能够普遍地自觉地用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准则。目前，尽管我们距离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着很大的距离，形成法治文化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还在沿着法治的道路继续前行。
　　三、从斗争文化向和谐文化推进
    探究中国的文化特征，形成斗争文化的历史并不长。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尽管也发生过陈胜吴广起义、张角黄巾起义、太平天国斗争，也出现过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戚继光、林则徐等，但是，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斗争只是“官逼民反”和反抗侵略压迫的被动现象，并没有成为民众的主导意识。中国斗争文化的形成应该是始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片面理解，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中国共产党不斗争就不能生存，不斗争就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侵略者，不斗争就不能取得政权。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带领人民进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必然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屡受挫折，贻害至深。
　　这里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斗争方法并不是应该完全否定的，斗争也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甚至有时还是不可避免的方法。但是斗争并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就说明，解决矛盾更多时候要靠化解的方法，化解是解决矛盾的更有利方法。只偏好于斗争方法的实质，就是把斗争方法变成了斗争文化。斗争文化是一种根本扭曲了的文化，是与人为敌、与社会为仇、与天地为恶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它一旦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尔虞我诈、离心离德，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永无宁日，自然环境就会遭到严重破坏、遗患子孙。这些弊端从新中国建立、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日益显露出来，直至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浩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平反了沉积多年的冤假错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就为彻底铲除长期形成的斗争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和谐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主张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根据《左传》记载，“和谐”的本意是指音乐的合奏旋律。因此，和谐文化应该是具有协调共处、相融一体、追求和美这样三种涵义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这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把斗争文化改造成和谐文化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继续付出长期的努力。

　　四、从守旧文化向创新文化推进
　　中国的守旧文化，如同专制文化和人治文化一样，根深蒂固，有着相当顽固的社会基础。中国的守旧文化发端于春秋，强化于西汉，造极于清末。这种文化，把因循守旧当成一种规矩、一种美德、一种操守，越是守旧，越是正宗，越是高尚。而把改革创新看成是一种异端、一种恶行、一种背叛，认为改革创新就是不守本分，就是离经叛道。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守旧文化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卫道士，要想当官，就要竞相比旧，守旧则安全，创新则危险，因而就要宁旧勿新。守旧文化给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祸害，极大地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崇尚守旧、鄙夷创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病，其形成的思想渊源可以追究到两位“圣人”—老子与孔子。老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对于老子这段话的理解，在学术界始终有着诸多分歧。但是，不论老子的本意如何，民间百姓却始终把这段描述当成美好生活的愿景，相互格勉，矢志不渝，也可以说，这是民间形成守旧文化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孔子的守旧思想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不少学者对儒学某些训条的含义作了重新阐释，但依然掩盖不住其推崇守旧、反对创新的顽固信念。例如，他大力疾呼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为孝也。”(《论语·学而》)“瓤不机，瓤哉!机哉!”(《论语·雍也》)等等。基于儒家思想的守旧性，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当作为巩固专制统治的灵丹妙药，强制性地进行推崇。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沉积，这些窒息人性的理念深人国人骨髓，严重扼杀了国人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
　　鸦片战以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要前进要发展，不推倒旧文化是不可能的。这一伟大的文化觉醒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文化运动的伟大继承者、开拓者。但是，在夺取革命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又一度走人了守旧文化的误区，其主要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坚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艰难地冲破一道守旧文化的路障。由此可见，实现从守旧文化向创新文化的转型，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五、从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推进
　　封闭文化是一种惧怕和仇视外来文化的心理特征。在中国形成封闭文化的历史并不长，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清朝统治者之所以奉行该政策，其一，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满清统治者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其二，清朝统治者为防止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和侵扰，企图用闭关锁国的方法，防止西方思想开化民众，出现叛逆思想;其三，清朝统治者自诩天朝上国，物产丰饶，认为西方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学习。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掠夺残害使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外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在痛恨外国侵略者的同时，难免产生盲目排外的文化心理，抵制一切外来文化，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映。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形势所迫。其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堵塞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的通路;其二，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使得中国不得不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反目成仇，断绝往来;其三，国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长期经济落后，使得各种矛盾日益加剧，难以解决，封闭外界信息成为稳定国内政治的必要手段。
    文化封闭，不仅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障碍，同时也是影响社会进步的障碍。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绝不是仅仅相对于文化的其他性质类型而言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是滞后于经济和政治的。但是就先进文化而言，它却是超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这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毛泽东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观点并不相悖。所谓超越，也就是先进文化先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而诞生和发展的。作为新生事物的经济和政治，它有诞生、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在它没有成长和成熟起来之前，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仍然是旧社会形态。先进文化作为文化的新生事物，是由整个旧社会经济和政治没有转型之前所诞生的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萌芽催生的。先进文化以其博大的襟怀和敏锐的目光，能够及时抓住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经济、政治新现象，通过舆论和教育的力量，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作为新生事物的经济和政治的认可。有了这种认可，新经济、新政治才有了进一步生长和发育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新社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发育和成长，是由先进文化催胚和养护的。
　　先进文化的诞生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内生变量，即本文化区域内自生出来的先进文化;另一个是外生变量，即由其他文化区域传播过来的先进文化。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形成了顽固的封闭文化，先进文化的诞生渠道就会被阻塞，文化就会成为一潭死水，缺乏生机，日趋衰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本该意气风发地走出封闭文化的阴影，大踏步地推动先进文化发展，然而却重蹈封闭文化的覆辙，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尽管这其中有着诸多客观原因，但不能说在主观上没有受到中国传统封闭文化的影响。
　　开放文化是符合文化客观发展规律的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要求，是无产阶级博大襟怀的文化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大无畏的勇气摆脱了封闭文化的羁绊，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已经进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其强大的惯性，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根本改变的，要想完全实现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的转型，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仍然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