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型；文化信念
    [摘要]文化信念影响制度选择，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仁”是中国文化信念的主导，其核心是“事亲”思想。泛家文化又驯化出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但由于中国信仰缺失，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多地倾向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逐步发展成一种关系文化，遵循“礼治”的观念。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应充分考虑现有的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并能尽快顺应这些文化信念与现代制度相冲突时所引起的修正。


      文化是由社会产生并世代相传的传统集合，亦即指规范、价值及人类行为的准则。“文化信念是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有的观念，它不能通过实证和分析去证明。文化信念影响制度选择，是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被社会成员所共享和内化，能激励和引导人们采取某种在特定社会情形中有技术可行性的行为，并引导后续的制度发展。制度产生的行为使得新制度下形成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是对以前文化的包容，也可以是一种修正。因此，一个社会的制度的运行不论是高效率还是低效率的，对它的研究都离不开文化信念。
    不同的文化信念使不同的社会特征的人产生不同的经济行为，进而导致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交易有不同的效率和盈利关系，所以不同的文化信念会导致不同的体制转型发展路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体制转型走向了与东欧各国不同的路径。WWw.11665.coM但是，中国体制转型的未来路径选择仍存在很多的未知因素。只有将特定背景下的历史信息及其形成的文化信念与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才能较好地预知制度发展的特定路径选择。中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信念，研究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路径，需要充分理解这些文化信念因素，进而给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提供文化信念上的边际修正的指引，加速体制转型的步伐。
    一、“仁”是中国文化信念的主导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其核心信念当推“三纲五常”。“三纲”则是后面述及的泛家文化思想的先驱，它与“五常”的核心理念也是一致的。“五常”思想的形成和相关的权威表述如下:“惟《易·文言》始有‘仁、义、礼’三字，而无‘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为四德”(《四书改错·贬抑圣门错》卷二十，页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后董仲舒又加人“信”，从此，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由以上引述也可知，“仁”的思想是“五常”的核心，而“仁”最核心的思想则是“事亲”。加上“克己复礼”和“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诊释。总结起来“仁”也就是顺从人伦差序的教化思想。可见“仁”也是个很狭隘的概念，其思想也并非利他性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可见，儒学思想认为要是真出于“利他”思想去做事，那就不是仁而是圣了。因此，可总结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信念是在保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遵循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主导，尊卑有别的信念内化赋予了中国领导者无上的权威，形成了一种“泛家文化”。
　　二、泛家文化
    台湾李亦园提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家族是具有共同的祖先并围绕公共财产而组合的全体人，他们的统一性由家谱赋予合理化，这些群体内的关系是信赖和合宜的问题，他们相互给予忠诚和相互支持。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冲击，由家庭中学到的经验类化到其他组织中，形成了泛家族主义或类化的家族主义。中国家文化亦演进为“泛家文化”。这里的泛家文化主要是指基于血缘的家文化社群按差序格局的方式外推出，包容了挚友、地域、同学和生意伙伴等关系人群的一种文化。
    redding和郑伯壎，采用了主位的研究路径，对中国香港、印尼、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华人家族企业中的高阶领导议题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华人企业的高阶领导拥有清晰而鲜明的特色，可以称为家长式领导。家长式领导是一种类似父权的作风，拥有强大的权威，但也有着照顾、体谅部属以及道德领导的成分在内。家长式的作风不仅在家族企业中出现，也常会在非家族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发现。这种泛家文化是一种与西方契约文化相对的文化，它催生了人们对权威盲目服从的信念。在制度的增强过程中，这种信念不断内化，形成泛家文化中的馅媚思想。如:“人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闽。过位，色勃如也，足蹬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阖阖如也。君在，椒踏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
　　三、信仰的超越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仰缺失。这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历经了对信仰的失望后，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超越了信仰。它可追溯到商周文化对儒家思想的影响。殷周的社会变迁可视为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周王朝初期的历代帝王鉴于夏、殷失败的历史教训，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并对商朝的宗教文化进行了改造。周公针对殷商“神授王权”的思想提出王朝存续的实质在于敬德保民。《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泰誓》也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摒弃天命，依赖人事，周时的中国文化已经上升到对殷商宗教否定和批判的高度。周时已将“天命”与“民之所欲”直接联系起来，顺应民意已成为执政目标。后演进成儒家思想“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论语·学而》)。在西周末年，自民间也兴起一股反对宗教的潮流，“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蹲沓背憎，职竞由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的奴役性质，认为自己的悲惨命运不是天赐，而是人为。儒家也自此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束缚。“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国之路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也基于此因，“中国逐渐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延续于后。西洋则以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为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宗教信仰的缺失使得西方的团体格局在中国不能产生，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伦理本位的关系格局。

　　四、关系文化
    信仰的缺失和泛家文化的信念使得关系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都十分重要，不管是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还是其他社会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关系在现代社会已经超越了血缘和地缘，扩张到了业缘关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际关系具有特殊意义，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共享按照关系强弱进行。在关系文化的影响下，信息集中于一个关系链的核心人物即首领，他是建立在一种人际关系等级结构基础上的，这样的等级结构一般是人格魅力型。在这个关系型团体内部，其成员有趋于一致的信仰和价值观，减少甚至消除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机会主义。一旦这种关系依存的等级结构与权力等级融合后，这种等级将生成更加牢固的关系官僚结构，可产生极强的凝聚力，使得交易的信任度更加高。且交易的次数是随着关系的建立更加频繁，这样就会产生一个趋于无穷次的重复博弈，可以使得即便是博弈参与人的惩罚机制是双边的，一样也能巨大的约束力。
    马克斯·韦伯指出:“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
　　五、礼治文化根深蒂固
      “礼”是儒家文化极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故就其基本理论言之‘仁、义、礼’三观念，为孔子理论之主脉，至于其他理论，则皆可视为此一基本理论之引申发挥。 “礼者，贵贱有 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礼”的核心要义是要教化人们接受贵贱、贫富的等级思想，遵守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安于接受统治阶级的剥削。
    礼治和法治思想有很大差别。“礼”治通过教化，奴化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倾向于事前控制;而法治思想倾向于事后惩罚。故《大戴礼记·礼察篇》认为:“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吵，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因此，“礼只教人依礼而行，养成道德的习惯，使人不知不觉的‘徙善远罪’。故礼只是防恶于未然的裁制力。“礼”这种思想具有很强的制度稳定性。它使得独裁和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且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涣映大国，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行无阻。这种思想的适应能力和统治能力之强，可窥一斑。即便朝代更替和外族人侵都没有动摇这种文化信念。中国要彻底实现法治，消除人伦差序的等级观念，可谓是任重道远。集体行动的逻辑也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很难打破这种信念惯性。
　　六、结论
    行为信念有一定的惯性，只要人们一旦形成特定的行为信念，那么就不想尝试形成新的信念。即使某个新的文化信念有更好的社会整体福利，但是只要他认为其他人会采取原有的文化信念行事，那么依照信息瀑布效应，他最佳的博弈策略还是按照原有的文化信念行事。当一个人预期到其他人都是对领导绝对服从时，自己的最佳博弈策略也是选择服从，即便自己知道领导的决策是错误的。
    只有当信念与社会反应联系在一起以及预期的规范行为产生行为规范时，制度才能成为内在的东西。在中国可以不经过民意测验就能颁布法令，进行体制转型，但这很难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有足够数量被认为会遵守规则的人相信其他人也会遵守规则。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必须相信信念和规则的协调作用，并且相信规则的颁布影响着行为和信念，那么才会切实遵守它。如果坚持原有信念，即使新规则已经颁布，人们也将不会遵守。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大量的潜规则。没有文化信念上的正确修正作为指引，潜规则将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上述种种文化信念，是阻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应充分考虑现有的这些文化因素，引导建立与现代社会制度相一致的文化信念，并能尽快顺应传统文化信念与现代社会制度冲突时所引起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