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与陕西音乐广播电台及陕西省榆林地委宣传部联手举行了一次民歌进课堂的活动。该活动的高潮最后在一场题名为“根的歌唱——榆林陕北民歌演唱会”中落下帷幕。
　　“根的歌唱”，根在哪里?在民间，地头，山峁……在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世代口头传唱，并不断加工提炼的民歌便是这歌唱之根。众所周知，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民歌，是世世代代人们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任何伟大的艺术品都珍贵而久远。它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劳动与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生活印象的结晶。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气候、地理、风俗、习惯、经济、政治等情况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差异。这种差异特点会生动地表现在它的民歌与传统文化中，人们可以通过民歌得到倾诉、安慰、解脱、鼓励与快乐，因为，人们从心底里爱它，不断地口耳相传地繁衍生存。倘若口传终止。民歌也就消失了。为了加强这方面课程的学习，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课程大纲中列采风为社会实践课程，就是基于民歌的这一历史意义与文化而出发的。按照现行的大纲，一般学生在校期间先接受理论课程的学习，然后走入社会，体会、采集、感悟民歌带来的淳朴、优美之感。
　　通过探索，为了更好的加强学生对民歌课程的认识，决定将生活在民间的民歌演唱大师邀请到学校来，以课堂教学形式讲解、演唱，既让听闻了许多优美动听的民歌，还领悟到了每一首民歌背后所掩藏的文化内涵。再者，由于西安音乐学院地处陕西，历史上文化资源丰厚。尤其是陕北地区，自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到来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像星火燎原般在陕北点燃起熊熊烈火，一时间新的革命思想、新的斗争生活的光焰，映红了广大劳动者的心。www.11665.Com无数陕北人民和全国抗战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与希望，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参加红军，从一盘散沙到万众一心，巨大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民族团结，全都体现在陕北新民歌中。针对这一重点，以“根的歌唱”为题，抓住了这一主题，实施了对大学生加强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重要一课。于是从陕北榆林高原走来的民间歌手闫志雄、许文化、李政飞、王小怡、雒翠莲一行站在西安音乐学院的课堂上放谈心声，在音乐厅里引吭高歌，让深居校园的学子感受到了一股淳朴的乡野之风，更触发了社会上无数音乐爱好者对民歌的全新认识。
　　民歌进课堂，让学生不用“采风”就感受到了我国传统音乐研究者对民间音乐的创作和流传过程诸特点的总结。原生态的演唱与历经一遍又一遍地播放信号丢失殆尽的录音磁带相比，到底能够产生耳濡目染的效果。课堂上播放的录音占据者主动的地位，听者是消极的：而进入了课堂的民歌演唱，则保持了采风一般的清鲜，民歌手与听众的交流是互动的。听众甚至还会用各种方式影响着民歌手的演唱过程，一如当晚音乐会上出现的从陕北走出来的大学生们，跃上舞台，形成的学院风格演唱与民歌手原味演唱交相对歌的热闹场面，让人一听便明白了许多。
　　譬如，流传在延安地区的民歌《东方红》，这是一首传遍全国的民歌。然而人们对这首民歌的了解仅限于口头的传唱之中，殊不知，其内涵深远，意义深刻。如今同学们在课堂上对这首民歌传承中出现的文化内涵的变迁的了解，不仅反映出了采风的重要性，更体味到了歌曲中的文化意义。
　　民歌《东方红》的原型是民歌《谁卖良心谁先死》。音乐在保持旋律骨架、节奏及音程走向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历经四次，从《谁卖良心谁先死》变为《骑白马》，再化《移民调》，最后发展成为今天广为流传的《东方红》。这一发展过程其实属于民歌体系内进化的结果。由纯情歌逐渐渗入革命内容元素而演变为今日的定型民歌《东方红》，这一传承过程颇耐人寻味。民歌《东方红》的内容表现上，从言说爱情到歌颂领袖，这首民歌经历了文化主体的变迁，文化主体生存状态的变迁和文化环境的变迁，而音乐本身则是不断继承的结果。也就是说，《东方红》正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继承。文化是一种创作机制。而文明是其结果。而文化、文明又都是文化主体——人的产物。文化的变迁和继承是人类生存状态变迁的结果。
　　在对民歌《东方红》的学习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主要内容的变化，对于加强当代大学生的传统音乐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无处不在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意义。
　　首先，民间音乐主体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谁买良心谁先死》的主体生命状态，是质朴的自然生存状态，描述的是最简单不过的生活道理，是以生存为主生活体验。此曲描述的是旧社会妇女的生存状态，处于被动的社会地位而无法反抗只能通过诅咒，把希望寄托与老天对“卖良心”者的惩罚。旧社会妇女以丈夫为中心，一旦失去丈夫。生存便没有了意义，精神就濒临崩溃。整首歌曲充满了诅咒，怨恨但又无可奈何的情感宣泄。到《骑白马》流行的时候，描述的是主体对爱情的体验，这是最纯粹的爱情描写，是以爱情为依托的生存状态。其中“你没婆姨，我没汉”就透露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开始主动寻找真正的爱情，从社会的被动地位开始走向主动。而不再把希望寄托于老天的选择。《骑白马》中，女性的主体性意识有了更大的改变，“八路军”，“一心去打日本人”。女性不仅主动选择自己的爱情，而且更要求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生存状态越来越理想化，越来越自主化。后来，陕北佳县流行的《移民调》中，则鲜明地刻画了这个贫瘠干旱的黄河边地，百姓生活贫苦。在毛主席来到延安后，“佳县群众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组成七十人的移民队南下，到延安开荒，1943年冬天的一天早晨在进城的路上，看到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大受启发，心想，化育万物是太阳，拯救穷人的是共产党，要打起比方来，说毛主席是咱穷人的太阳，那是在对头不过了。民间诗人李有源和他侄儿李增正等几个农民集体创作，并借用骑白马调创作出《移民调》。”于是，歌唱主体由原来的女性改变成人民群众，而且，歌曲的基调整个从个人的情感抒发也转变为歌颂好生活。这些都暗示了陕北人民的生存状态的转变，东方像新升的太阳一样正在崛起，而这胜利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陕北人民心中也成为像太阳一般的伟大而受人敬仰，这是陕北人民的新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人们从蒙昧的自然生命欲求走向自觉的生命追求，陕北人的生存状态得到了质的转变。

　　其次，民间音乐主体的文化状态的转变；从《谁买良心谁先死》那原始而自然，无所依存的精神状态转变为有意识的追求精神依托——“八路军”，到有了真正的精神支柱——毛主席，从民间文化的状态转向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而且不仅仅是《东方红》中，陕北民歌给我们展现的是活生生的文化交融的轨迹。由个体文化转变为群体文化，由言说爱情转变为歌颂祖国。实际上这种发展也正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互相影响的结果。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 和支撑力量的文化。“小传统”指的是乡民社会中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创造的文化。“大传统”往往也是起源于民间，而大传统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小传统”。《东方红》诞生的文化背景是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文化，最初来源于民间，逐渐发展为“大传统”式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与民间的“小传统”发生碰撞，因此出现了以下层文化承载上层文化的文化融合现象，《东方红》的音乐母体正是“小传统”的产物，而《移民调》和《东方红》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正是“大传统”的文化精髓。
　　最后，民歌所表现的民间音乐主体的审美观的改变。由于民间音乐主体的生存状态的转变，必然引起审美状态的改变。陕北民歌自古以来都蕴藏着一个深层的母题，即生存。而这生存的具体表现则是两个主题即“吃”和“爱”，直到中国共产党驻足陕北后，才为陕北民歌赋予了从来未有过的新鲜主题。这种变化归根结底是音乐的创造者的“在世状态”变了，音乐才能呈现出新质，诚然，革命战争时期陕北民歌表达的深层主题仍然是“生存”主题，但是这一母题包含的内容已不是先前那种狭隘的个人生存，而是更大更深的民族存亡的“生存”主题。歌曲中生动的语言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谁买良心谁先死》唱的个体生命的现实生活描绘。《骑白马》中，突出的是爱情主题。到《移民调》和《东方红》中，表现的是一种民族意识的体现。这个意识就是只有整个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个体生命才能够得以延续。因此就有了“东方红，太阳升”，“山川秀，天地平”。“边区红”，“移民好”表达了移民能够过上好日子正是南于民族得以延续的结果。
　　引导民歌进课堂，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除却上面我们所了解的，在当今多元驳杂的文化涌动之际，在更好的传承之中，能做到的也是植根民间、植根民族的加强对祖国的热爱、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热爱，则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一切恰如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所说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文化发展的源泉。这是我们的母亲文化，我们不能忘了‘回家的路’，因为人的情感需要它，人的心理需要它。我们走向未来需要它。”中国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亿万劳动群众为了满足自身与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的艺术，他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民族文化群体的中国本源、宇宙观、美学观、感情气质、心理素质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歌进课堂，固然可以使我们的民族音乐教学上获得一定相得益彰的效果，但问题亦是存在的。譬如我们对民间艺人的考察、歌手对民歌口头流传的具体过程、演唱过程对民歌手的制约情况特别是对听众的作用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些也恰好是采风的优势而非课堂所能给予的。显然，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教学的拓展出的新举措看到了这一点，立足本地选邀陕西本地的民歌手，借电化教学之优势辅之介绍陕北民歌的传唱之境，播放广漠无垠、千山万壑的黄色高原的自然景象，让人听闻黄风、黄天、黄地、黄水塑造出来的陕北自然风貌，以及流淌在高原上凄然且悲壮、清冷而又顿挫的歌调。在教学中求全求广退而居其次。突出地方特色。求精求深无疑有其积极意义。对于一个地方的民间音乐作品的流传环境(包括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文化一民俗环境等)及其对作品的影响的探讨着力介绍，不仅重要而且颇具效果。
　　以“根的歌唱”为题带民歌入课堂，其立意在于阐述音乐是文化中的音乐，是人的创造，其结果是“一个民族物质形态的和精神的创造品”：而文化中的音乐又会反过来影响人、改变人，以至塑造人的文化品格。用本次活动的策划者、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罗艺峰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概括之，就是如此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