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的中国电视电影大多秉承写实主义电影风格,通过对当下普通人生活与生存状态的表现,直面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并鲜明地表达出编导者以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为主体的文化立场,但这种文化立场还可以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在弘扬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同时,探索现代中国新的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 电视电影;现实关注;文化立场
一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电影在近10年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既包含电影数量的激增和一些颇具票房影响力的影片的出产,更为鲜明的是指得益于经济转型的电影产业化和市场化机制的逐渐成熟,这正如有关人士所感慨的那样:“回想中国电影业的这10年,多少有些让人恍惚:从本土电影一败涂地,一年也出不了几部观众愿意自费观看的电影;‘抵抗好莱坞电影侵略’成为时髦话题,电影界人士苦苦思索韩国电影的自强之道,法国电影业的配额制度受到研究;中影公司只能靠垄断外国大片上映权维持生计,‘华谊兄弟’还是个没人知道的小公司,到转眼间‘麻雀变凤凰’,电影业开始繁荣——观众进入影院,院线兴建,资金进入电影制作、发行领域,明星、导演受到追捧,甚至有多家影业公司已经或正在筹划上市。看起来,中国电影突然从冬天进入了春天。”①电影产业和市场的繁荣,在我们这个相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电影事业仍显落后的国度,固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能代表或者说明中国电影艺术质量的日益提高,因为对于电影的精神内涵和艺术水准的质疑和拷问其实也一直在伴随着新世纪电影的10年旅程。WWW.11665.COm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近10年电影的长足进步还应该包括电视电影的诞生和成长。这不仅因为电视电影是一种融合电视和电影元素的新的跨类型影像形态,更重要的是,从它的大多数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写实主义电影风格及其文化立场给予我们以某种欣慰和信心。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为代表的中国电视电影发展迅猛,它们具有制作成本较小、受众层面广、观看空间自由、观看主体性强等适应电视传播的诸多特点。与拥有大制作、大成本、大场面和大明星的“大片”相比,它们大多体现为小制作、小成本、小场面和小演员的“小片”。然而,某种意义上说,“小片”不小。在人们指斥中国电影,特别是一些所谓“大片”漠视现实、戏说历史之时,电视电影对于现实的直击与关注以及由此所显示出来的文化立场成为其鲜明的标志与亮色。而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揭示,其实正是自卢米埃尔兄弟以来电影现实主义传统的应有之义,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的还原”理论,更是十分明确地设定了电影作为一种记录和揭示现实艺术的基本取向。
二
中国电视电影的这些特点,在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电视电影单元参评作品(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选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总的来看,它们大多秉承写实主义电影风格,通过对当下普通人生活与生存状态的表现,直面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并显明地表达出编导者以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为主体的文化立场。
与“大片”中大场面渲染和人物群像塑造有所不同的是,电视电影侧重于在相对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表现一至两个核心人物,对人物在现实中复杂生存状态的表现和内在精神的传达是其重要特点,也是其侧重于写实风格的基本趋势。在诸多电视电影中,编导们不仅没有回避甚至还将人物、特别是剧中的主要人物置身于现实的复杂生态中来表现。《无蝉的夏天》中围绕男主人公谈阳的生活环境并不理想——表哥背信弃义、怯懦无为,“赌友”唯利是图、蛮横无理;《从原点开始》里男大学毕业生回家乡当山村教师,在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中体验事业困惑和爱情危机;《骆驼圈》中曾经作为“杀人犯”的刑满释放人员素兰出狱后遭遇世人甚至孩子的冷眼和侮辱;《方队》里国庆阅兵中女兵方队队员戴蓓蓓之妹为求得一夜成名不惜弄虚作假;《独当一面》中功利又势利的女老总望女成凤攀附高枝;《火线追凶之血色刀锋》里专杀富人的割喉罪犯丧失人性、变态凶残;《铁流1949》中主人公刘铁柱面临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奉命撤出、立即参加开国大典阅兵训练的急速转折。这些影片将人物置身于或无序、或险峻、或复杂的环境之中,其目的正是在于使人感知和把握处于转折时期中国普通人的情感、思想、价值观的博弈与冲突,这其中,显示主要人物在应对这些环境时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所要着力表现的内容。对于主要人物精神状态的传达应当说可以有多个途径,正面或负面、向上或向下、冷意或暖意、猎奇或写实等都能够构成一部电影状写人物境界的通道。与在内容和形式上主要表现社会负面与黑暗、人性堕落与丑恶、道德沦丧与腐败的美国等西方黑色电影不同的是,在中国的电视电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呈现人物精神世界时,不去开掘与赞赏人的负面精神奇观和人性猥琐,而专注于描绘人心向善、向上的人文情怀,展示人与社会、时代前行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体现作品先进的人文立场和文化立场。”②也就是说,在复杂的生存状态中,通过与阴暗、欺骗、浮躁、猥琐、懦弱、势利、邪恶、变态、背叛等代表当下社会人生和道德负面情状的对比,从理解、同情甚至赞赏的视角描述或底层或普通或小人物的真善美,展示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境界以及由他们的言行所标示的时代主流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成为大多数优秀电视电影的不懈追求。这其实正是对巴赞所言电影“是‘高尚’的最后避难之地”的形象阐释。巴赞曾在《导演德•西卡》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于电影来说,热爱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首先探索弗拉哈迪、雷诺阿、维果,尤其是卓别林的影片所反映的特有爱心、温柔和感伤情绪,那就不可能透彻理解他们的艺术。我认为,电影是名副其实的爱的艺术,这一点胜于任何其他艺术品类。”③《铁流1949》的故事时间并非发生在当下,而是在1949年的国庆阅兵之际。红九连连长刘铁柱作为影片主角,是一个英勇善战的硬汉。正当他率部与敌激战之时,上级命令其撤退接受新任务。当这个满脑子“战斗”的热血军人得知新任务并不是战斗而是参加国庆阅兵选拔、进行立正稍息走正步的队列训练时,他一下子懵了。影片通过“洗澡”“换衣”“体检”等多个场面的表现,凸显其在突然的转折面前的不知所措。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刘铁柱终于转变了思想,成为大阅兵训练中的优秀分子。此部影片并非对当下生活的呈现,但主角刘铁柱的转变,其实正是对转折时期人的观念、行为和价值观变化的隐喻,这种隐喻在暗示观众,人生道路的转折时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个人的情感或理想的挫折、甚至冲突,但最终只有那些与时代风尚同行、与国家民族利益一致的人,才能够获得积极向上的人生境界、意义和价值。《玛依拉的天池》表现出对新疆少数民族、歌舞、喜剧和风光等多种题材元素的融合,同时也表达出多种主题取向——诚实与欺骗、爱情与青春、现代与传统、汉族与少数民族(哈族)等。女主人公朱丽集这些主题取向于一身。朱丽为了实现自己的原创音乐梦想,冒名顶替村长的外甥女玛依拉参加比赛,被玛依拉少年时的恋人哈里识破。朱丽经受了诚实与欺骗、求实与求名等的考验,最终回归到诚与实、真与善的道德层面上来,使之因诚实而可爱,因善良而美丽。类似台湾电影《6号出口》的《歌舞日记》表现的是大学校园青春题材,具有歌舞片的素质,男主角多吉和女主角索拉是某学院歌舞系学生。影片围绕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歌舞比赛展开故事,其间,编导没有回避新一代青年在名利、情爱等问题上的自私心理、浮躁情绪和矛盾心态,但在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中,还是将爱心、坦诚、善良和勇气等具有暖意的精神状态凸显出来。《骆驼圈》的女主人公失手杀害了实施家庭暴力的丈夫,20年后成为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在孑然一人、无家可归之时,被草原牧民收留,开始了放养骆驼的生活。电影充分展现了其在重新融入社会时的艰难与困惑,与亲生女儿面对又不忍心相认的痛苦。影片着力表达的是女主人公以坚忍、母性、善良和爱意获得社会认可,最终走出阴影、自立自强、重获新生的精神炼狱之旅。这些电视电影所体现出来的人物精神内涵和境界,大多不是单一地直接呈现,而是以复杂的生活环境为背景,在与负面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博弈中展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展示人生或人性的暖意、发掘隐含在人物身上的真善美,不仅仅是生活本身的力量指引,也是艺术对于人生境界的提升,是电影艺术家对于社会运行的态度、立场和理想。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其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应该以艺术形象引领大众、提升大众,因为,在某些时候,大众的心理、趣味和情感常常处于不稳定的游移状态。这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谈到大众(群体)的感情和道德时所言:“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④因此,塑造具有向上、向善、向美的时代精神和道德力量内涵的人物形象,使大众的心理、趣味和情感趋向稳定,电影至少能够在暗示层面上对大众精神指向的真善美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而电视电影具有“小”的表现视角、内蕴丰满的核心人物、极具写实感的现实化环境,尤其适合表达这样的精神暗示。当然,这样的表现不应当成为对严峻现实做出逃避的托词,尽管诸多的电视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了当下现实社会的负面元素。我们是在更高层面上希望电视电影在展示人性和人生暖意的同时,用另一只眼“直面惨淡的人生”,也许这会使得其内涵更为丰厚和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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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三
对当下中国社会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现实人生矛盾与冲突的描述,以及由此所透射出的人性与人生的暖意,又内在地传达着近年来电视电影的文化立场。无论是编导们的主观故意抑或是无意,这种文化立场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对于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肯定,譬如《无蝉的夏天》所体现的仁义、诚信、宽容、博爱、勇于担当,《骆驼圈》所诠释的善良,《独当一面》和《玛依拉的天池》所昭示的诚实、守信,《铁流1949》和《方队》所表达的忠诚,《从原点开始》所宣示的执著等。即使是类似《火线追凶之血色刀锋》和《歌舞日记》等具有悬疑、歌舞特性的影片,这样的文化立场的灌注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将此视为电视电影的编导者对当下社会流行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所做出的一种反思姿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代的一些后现代电影所奉行的道德犬儒主义和感官快乐原则相悖,显示出编导理念中传统观念与流行观念间的冲突和差异。这种情形,令人不能不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行于文坛的“寻根小说”,以及90年代初期文化研究领域兴起的“国学热”。这两次对于传统的“回眸”,恰好都是中国改革遭遇阵痛、道德遭遇冲击、价值观面临危机的关键时期。人们将目光投向传统,希冀回到传统寻找我们的文化之“根”,用以增强民族自信心或力图以此解决转型时期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当21世纪中国加快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步伐、社会各阶层矛盾日渐突出的时候,当具有浓厚农业文明的前现代文化、具有鲜明工业文明特点的现代文化,以及打上网络信息时代烙印的后现代文化同时并存于中国当下社会的时候,当“娱乐至上”“票房至上”已愈来愈成为一些电影机构或电影人的基本观念的时候,一部分电影人再一次向传统的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或寻求答案或寻找支点或寻觅慰藉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向传统寻根一直是30年来伴随改革开放主旋律的一个鲜明的变奏。当然,除此之外,电视电影所传达的这种文化立场,也许还是一种对于时下大众精神状态的迎合。在电视这样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各阶层关注的大众传播通道里,电视电影的这一立场不啻反映着当下中国人在社会转型、利益冲突、信仰缺失的情形下所面临的人生困境、道德困境和价值困境,而向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求助似又成为突破困境的重要途径。在《无蝉的夏天》中,主角谈阳就是一个倾注编导文化立场的典型角色。这是四川小县城里一个靠开车跑运输维持生计的男青年,可以说他是一个处在底层的普通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有情有义、勇于承担、善良仁厚、诚实宽容的“好人”。正因为他的这一个性和品质,我们便不难理解他对于好赌成性、信义丧失、懦弱无为的表哥的宽宏大量与仁义,对于表哥嘱咐其关照怀孕的女朋友的关爱与细心,对于有些老年痴呆并沉溺于往事和川剧的二爹的耐心和孝顺,对于向表哥索债的蛮横之人的淡定和诚意。即使是表哥的女友对谈阳由感激到欣赏再到爱慕,谈阳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并未乘人之危,将表哥女友占为己有。如果从当下流行观念视之,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瓜娃子”(傻瓜),但他却是一个“瓜得有盐有味”的人。这里的“有盐有味”,其实正是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之基本元素的形象说辞。“无蝉的夏天”似乎是对工业文明逼近之下日渐衰败的农业文明、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的一种隐喻,它暗示着影片编导的某种隐忧。而作为一个“有盐有味”的人,主人公谈阳正是这个因为无蝉而无趣寂寞甚至变异的夏天回复生机的“救心丸”。《独当一面》讲述的是一个具有70年历史的雷家面馆的故事,作为“80后”青年,雷家孙子雷峻在爷爷去世后面临放弃还是坚守面馆的抉择,经历一番波折之后,最终他选择继承爷爷家业重振“雷家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当代,关涉的却是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问题。影片传达出这样的信息:“雷家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代表着传统、品牌、个性和声誉,以诚实守信和敢于担当的态度传承之、光大之,不仅是当代商家的职业操守之所在,更是作为一个青年创业者和守业者必备的责任。当然,这也代表着编导弘扬传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立场。
在道德失衡和价值失衡的今天,从近年电视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求助传统理念的倾向,本也是无可厚非的,这或许是社会与人生解困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对于文化地域性和独特性的强调,对于文化“被同一”与“被吞没”的焦虑,就并非杞人忧天,也并非无稽之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传统文化秩序遭遇危机、新文化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当下,我们应当积极推进的恰是制度创新和传统转化。正如著名学者林毓生所言:“建立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与推行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易言之,新的政治秩序与新的文化秩序的建设是现代中国人民最根本的任务。”⑤因此,从这一角度讲,近年电视电影所传达的文化立场还可以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在弘扬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同时,探索表现现代中国新的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特别是要将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与世界普世性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融合为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更为具体一些的表现譬如伦理道德观而言,在继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同时,对具有当代内涵的生态道德观、人口道德观、职业道德观和“英雄”道德观等的确立和表现,就应当成为电视电影的一个趋向和目标。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我以为中国的电视电影就会镌刻进更多的新的精神品质,以及更具时代意识的文化立场。不能说近年的电视电影对这样一些探索完全没有涉及,但总的来看仍然存在诸多缺憾,当然也就预示着其具有丰富而广阔的表现空间。
因为具有关注现实、表现民生的导向以及传达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本文化立场,近年的电视电影在美学形态上主要呈现为带有写实色彩的正剧,部分具有喜剧色彩,但几乎没有悲剧,剧情基本呈现为大团圆结局。这或许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中国电视受众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艺传统使然。然而,在我看来,探索包括悲剧在内的多种电影美学形态的表现,对于中国的“大片”来说十分重要,对电视电影这样特殊的跨类型影像形态也应成为必然。因为,即使是从电视受众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于电视电影的诉求也应当有所区别。况且,对于基本或大多呈现为写实风格的电视电影来说,尊崇现实主义叙事法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法则的一个主要方面,按路易斯•詹内蒂的意思就是“反感伤主义的观点,摒弃轻浮的大团圆结局、想入非非的心愿、奇迹般地痊愈和其他伪乐观主义形式”。⑥因为,在表现现实情状、直击人生百态、传达文化观念等方面,电视电影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影响力,这种价值和影响力不仅不会逊色于银幕电影,甚至还有可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逾越。
注释:
①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中国电影文化复兴的样本,还是短暂的小阳春?》,《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51期。
② 赵葆华:《倚重文学精神和思想力量》,《文艺报》,2010年6月2日。
③ [法]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译本,崔君衍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④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译本,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⑤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8页。
⑥ [美] 路易斯•詹内蒂:《认识电影》中译本,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页。中国论文联盟
[作者简介] 王晖(1962— ),男,文学博士,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电视电影奖评委,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传播与批评、现当代文学及中外非虚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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