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无为”策略研究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西方社会内部一种矛盾而又神秘的心态，是一种追求高度自由与永恒复归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反传统的策略游戏，更是一种否定、批判、颠覆、创造、超越过去的社会文化思潮。在这个希望与绝望共存而又相互斗争的文化生命体中所孕育的俄罗斯后现代文学却独树一帜，尽展别样的世纪风景。它根生于欧亚之地，长成于东西方文化交融之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风光不再，它却日渐繁荣，走红文坛。其中缘由很多，但有一点值得研究：在众多俄罗斯后现代作品中呈现出解构、否定与批判意识等西方特点的同时，更显现出东方文化老子“无为”哲学思想形态，并在作品情节及人物写实上体现出“无为”而乐、“无为而治”、“以自然为宗”等论述策略。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上善若水，无为之有益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者推崇古代中国老子和庄子的生活哲学，主张以女性化的无为精神来指导自己的生活。”[1]女性无为精神的体现就是在“随和”中随机应变；在“忍耐”中等待时机，创造从被动转向主动的条件；以“优柔寡断”应对复杂的变局。这种精神可归结为老子的思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WWw.11665.CoM”最高的善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以无为为，这就是水的最显著特性。这种策略在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世界中得以转型再现：俄罗斯作家韦·叶罗费耶夫、弗·索罗金、维·佩列文以后现代颠覆、否定和摧毁的独有姿态，冲破传统小说的内容、形式的束缚和限制，分别以“醉酒”、“疯癫”的状态，以自然“无为”的精神创作出众多后现代佳作和人物形象，如：韦·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的“醉酒”人维尼奇卡·叶罗菲耶夫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火车上不断喝酒、自由畅想；维·佩列文的《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中的精神失常者任意叙事、毫无章法。
　　对于这些作品和人物俄国评论界始终存在争议，有人斥之为“坏文学”（乌尔诺夫语），“被制作出来的”赝品（斯杰潘尼扬语），“从地下室发出的叫声”和“淫荡的脱衣舞”（佐洛图斯基语），是反文化现象在当今的变体（索尔仁尼琴语）[2]。其实大不尽然，这些作家笔下的人物恰恰“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达到了“上善若水”的境界。这种写作手法可以使其人物叙事避免僵化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和过分直接，同时给予人物本身越来越多的回旋余地，并在迂回中不断扩大自由的可能性和创造性。表面上处于弱势的疯癫、醉酒，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过程。它使主体逃脱社会的现实原则，逃脱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的束缚，因此是一种具有潜在的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更是一种无规则、去中心的超越自由境界。实际上这些作品人物讲求“以无为为”，他们的身份恰似以无为为的“圣愚”。“圣愚”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有人物，是既圣又愚的神圣愚人，来源于基督教和“金帐汗国”蒙古人统治俄罗斯时期盛行的萨满教。“圣愚”形象大多赤身露体或衣衫褴褛，浑身污垢，但他们却能治百病，占卜吉凶，预言未来；他们语无伦次，怪声呼吼，但这种声音却被视为神谕；他们长发不剃，头戴铁冠，颈围铁链，手持铁棍，脚锁脚镣，疯疯癫癫，却心通鬼神，能进入“超感觉状态”，与“神”相通，显现魔力，创造奇迹。因此，在每一个“疯癫”的后现代人物的影子里都隐藏着另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圣愚”，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在充满困惑与诱惑的大千世界里为迷茫的人们指点迷津。这也是俄罗斯后现代作品所留给我们的有关“圣德”的思考。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们以后现代冷峻的目光审视现今复杂多变的世界，以“上善若水”的境界颠覆了传统的“英雄”人物形象，以“弱势群体”的“圣愚”声音传达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无为”叙事策略表达出后现代人对现状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思考。亦如老子所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腾越穿行于最坚硬的东西中；无形的力量可以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因此可认识到“无为”的益处。老子认为，“柔弱”发挥出来的作用，在于“无为”。“柔弱”是万物最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是真正力量的象征。最柔弱的东西里面，蓄积着人们看不见的巨大力量，使最坚强的东西无法抵挡。所以，今天许多俄罗斯后现代作品中所体现的“无为”策略就是在一种能屈能伸、从容不迫、静中有动、随机应变、引而不发、后发制人、具有阴柔特性的生活方式中寻求一种无规则、无主体、无目的、无中心、高度自由的人生复归。
　　二、无为而治，为腹不为目
　　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巨变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追求。由此真实反映90年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迷惘心态、激愤抗争和对精神家园的执著寻觅的俄罗斯后现代文学再掀波澜，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塔吉亚娜·托尔斯泰娅的后现代小说《野猫精》讲述的就是主人公本尼迪克在一场大爆炸之后（暗指社会变革）的混沌世界中受岳父库德亚罗夫（秘密警察头子）“愚民”政策的影响由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当权者和野心家的走卒和帮凶，甚至被称为“野猫精”。“野猫精库德亚罗夫之所以会说本尼迪克也是野猫精，正是因为这个阴险的野心家一眼就看出了本尼迪克除书之外别无所求的书呆子习气和乐于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懒惰生活的弱点。”[3]在此，作家所描写的库德亚罗夫对本尼迪克的控制方法不乏老子“无为而治”策略的影子。老子提出：“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是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所以，库德亚罗夫的治理原则是：排空本尼迪克上进的心机，填饱他的肚子，给他优越的生活来减弱他的竞争意识，增强他的筋骨体魄，使他没有欲望，没有争强好胜之志。这样就顺应了“自然规律”，就做到了“无为而治”。库德亚罗夫以“为腹不为目”的方法让本尼迪克保持“无知无欲”的本性，轻而易举将他控制于股掌之中。此策略揭示出如本尼迪克一样的普通知识分子们在面对社会变革时对“野猫精”的恐惧和他自身变成“野猫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