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制度的内在属性、历史变革和改革趋向

　　一、当前“文学制度研究”状况
　　制度作为一个概念，有着较为明确的、固定的和指标化的可操作性体系，更多的是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如何引用“制度”概念，明确文学制度的含义、特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目前关于“文学制度”的概念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念：一是王本朝提出的，“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与生产、评价与接受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了一套文学体制，如职业化作家、社团文学、报刊与出版、论争与批评，以及文学审查与奖励等等，它们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到了支配、控制和引导的作用。我们可称之为‘文学制度’”。二是彭玉斌提出的，广义的“文学制度”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文学创作、流通、消费、评价以及再生产等环节构成的一整套有机体系，具体包括文学政策、作家创作机制、文学出版机制、传播机制、消费机制、评价机制、教育机制、再生产机制等等，以及渗透其间的种种“潜规则”。三是饶龙隼提出的，中国文学制度自有特定内涵。具体说，它是文学活动在制度层面的表征，有观念形态和物质形制两个层次，由创制精神、论文联盟http://用象形制、观念范畴、文用形态、传写形式、篇章体式等项目构成。王本朝和彭玉斌的制度内涵和表现形态尽管有些差异，但是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都是源于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理论，都指向文学创作、出版与接受等各个阶段环节之间的政策、制度和“潜规则”所构成的制度体系。wWw.11665.COm这无疑是较为切合“文学制度研究”的“制度”本义的。饶龙隼的制度含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所归纳出的一系列关于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文学内在体式、体制，是指向文学本体的内部研究概念，不同于西方外部研究的“制度”含义。但是，饶龙隼所提出的文学制度概念，呈现了中国文学生产的内在自律性的机制，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制度的外部法律性约束和意识形态的内部规训，是对文学制度研究的一种很重要的中国化艺术运行方式和思维方式。
　　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步确立，中国文学外部语境和内在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不再仅仅是个体性抒发一己之忧乐的工具，而更承载着关乎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的内容。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文联和作家协会的成立等等大事，从根本上还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改变了文学创作生态。因此，比较于传统中国社会中文人个体的自由抒发而言，当代中国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进行个体情感抒发的外部环境因素制约作用就显得格外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文学制度进行研究就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是非常迫切和必须，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没有宏观深刻、细致入微的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是讲不清、道不明的。
　　在文学制度的研究者王本朝看来，“中国的现代文学制度有着自身的特点。但在社会体制、文学制度与作家意志之间如何创造一个文学的自主空间，则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事实上，关于文学制度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才刚刚起步，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厘清和辨析，从创作、出版、发行、传播、接收等不同层面进行知识考古式挖掘与探寻。“现在来研究当代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并不是开拓新路，而是急起直追，改变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滞后局面，前面还有非常多的题目和研究对象，在等待着我们。”
　　二、自由与规训：文学制度的刚性、柔性、隐性
　　“制度有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制度。相较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而言，文学制度是最隐性最容易被忽视的制度。文学并不是人的基本物质层面上的需求，而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具有不定性，社会对它没有紧迫感。且文学生产的方式和数量也是自发的不可事先限量的。进而，作为个性化极强的精神创造，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制度化、反体系化、反世俗化的。人类生存要有制度保障，而制度对人性也有制约的一面。从古到今，以张扬人性为己任的文学批判社会制度的声音不绝于耳。”制度作为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的强制性、体系性、物态化的显性存在，有着明确而清晰的界限与框范，呈现为一种刚性力量存在。然而，文学恰恰是“作为个性化极强的精神创造，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制度化、反体系化、反世俗化的”。因此，我们就会追问，文学制度作为众多制度体系中的一种，其自身特性和运行方式有什么不同于别的制度的特征？文学制度的特殊性是什么？
　　毫无疑问，文学制度是一种制度，它具有制度的强制性、规范性和体系性特点，是一种刚性的物态化力量存在。这不仅存在于有关文学期刊、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法律法规，而且也显现在各种协会的组织章程、各种政府与民间机构的评奖、教科书文本的选定等等静态的书面文字和和动态事务活动之中。在一些特殊的时期，文学制度的刚性锋芒会锐利无比，如十七年时期“胡风事件”，不仅牵连相关当事人，而且甚至会给一些无辜的人带来牢狱之灾。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文学渐渐摆脱了附属于政治的命运。文学创作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仍然有着被定为禁书的危险和可能。尽管如此，但我们依然看到了时代的进步，书可能被禁，基本上已经不再把制度的刚性施加于作家的身体之上，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文学制度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民主化、制度化过程中的产物，是文学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和标志。文学生产机制各环节逐步明晰，有助于保护作家的创作权益、经济权益，使作家的外部政治、文化、经济环境逐渐透明化，结束了过去主观化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个人好恶影响、决定作家创作价值及其命运的无序状态。“文学制度不仅为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生产场所，但同时也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这是文学制度的悖论，它体现了文学自主化与文学社会化之间的‘张力’，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同时，我们要看到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内在精神冲突。在制度的刚性和文学的自由性之间如何建立共同的精神联系？既然无法去除制度的刚性存在，如何建构一种积极有效有益的文学制度？
　　如同美国超级大国外交政治策略召唤“巧实力”一样，文学制度的刚性有没有一种“软性制度”？这就涉及文学制度的内在属性问题的思考。事实上，文学创作、生产、发表、出版、评价、传播、接受的一系列过程中，既有可以刚性制度化的侧面，如发表、出版、传播等环节；也有一些如创作、评价和接受这些具有很强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审美差异性的侧面，是难以强制、也是不可能实现制度化框范和规约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适用于文学各个环节和侧面的文学制度，不仅存在刚性的一面，也必然存在刚性所难以制约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柔性一面。随着中国社会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作家等知识分子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权利，有着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和制度性保障，因此，当代中国文学制度如何把制度的刚性和柔性很好地结合，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制度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