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文学批判(上)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时至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1.27％。显然，这个简单的数字，决不仅仅表明我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而是意味着一个曾经拥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大国，从此步入论文联盟http://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历史阶段。然而，对于这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文明“福音”，怀有百年现代化纠结的国人，并没有显现我们曾经想象的释怀迹象。对此发表评论的多是社会学家，而且大多持有忧喜参半的谨慎态度。与此同时，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一篇名为《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社会冲突将加剧？》的质疑文章，它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其中包含着政府拔苗助长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将来可能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问题”。①如果我们搁置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那么不能不承认，它从某个意义上折射出我国社会学家忧喜参半的深层原因。
　　这里令我深思的问题是，文学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文明转型的历史性标志，似乎出现群体性的失语现象，而且这种失语并不是偶然的精神现象，你只要检视一下近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便不难发现，当代文学的城市想象明显滞后于城市化的社会现实。相比之下，西方作家自从19世纪开始，一直在质疑日益膨胀的现代都市：喜剧现实主义和浪漫现实主义，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商业城市的贪婪；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揭示了工业城市对人性的损害；后现代主义则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后工业城市的洞见。Www.11665.cOm②长达两百多年的城市文学批判路径，由外在现实到内在自我；思想向度则从怀疑启蒙理性到质疑个人主义，再由自我危机发展到主体解消。可以说，阅读西方城市文学就是阅读西方现代文学史，而阅读西方文学史也是阅读西方现代思想史。从思想层面看，西方现代思想似乎经由文学城市批判抵达了自我消耗的终点；但从文化层面讲，西方文学的城市批判对于遏制某些社会危机滑向社会灾难，起了难以估量的文化效应。
　　我知道，中西现代城市文学并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因为西方毕竟拥有三百年多年的现代城市历史，但是这种比较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明，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尚有较大的表现空间。其实，无论我们对于现代城市抱有怎样的理性认识和价值情感，整个城市化的社会趋势是无法遏止的。我们应该意识到，一方面文学的城市想象及其人生思考，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关联，而我们当下的生活思考和价值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城市社会的将来。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前景也有赖于文学的城市想象，因为文学在给予日益变化的当代城市以想象性表现的同时，城市文学的生活体验与人性思考，也会反过来促使文学思想的深化与文学形式的创新。这就是说，无论是文学想象与社会认知的关系，还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我们都没有理由不重视文学的城市想象。为此，我想在梳理现代城市文学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检视既有的城市文学的经验和教训，思考其中的症结和可能的思维向度。
　　一、当代城市文学的历史症结
　　现代城市业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舞台。就文化创作而言，城市具有完备的生产体系、通畅的传播渠道和各种文化需求的群体，因而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英，可以说，现代城市孕育了现代文化。尽管中西现代文学具有较大差异，但在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方面，总体上是相似的，这就是身处城市的作家，将关注目光投射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阐释自身的生活感受和经验，并提供认知城市的思考方式。
　　上个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文学，虽然没有完整描述出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过程，但在相当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现代都市的社会影像。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新感觉派”小说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体验是那么贴切，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只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刻意模仿。这些作家对城市持有复杂的心态，他们笔下的城市既是诱惑又是陷阱：它一方面吸引来自各地的人，为他们提供更好地实现自我的可能，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方式也使人们产生莫名的焦虑。茅盾《子夜》试图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剖析城市，固然有偏见，但对当时上海各阶层的人生和心态，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和思索。还有张爱玲，从世俗人生的细微之处着眼，对城市特殊群体的人生和人性有着独到见解。相对上海而言，北平仅仅是个商业消费城市，现代工业的程度较低，但也有老舍创造的市民世界。这个市民世界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中，进退失据。这就是说，现代文学与城市社会基本上持有同步发展的态势。
　　文学与城市的脱节发端于当代文学，究其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在新中国主流文学话语的倡导下，前30年当代文学极力回避城市社会。我们习惯于为曾经作为主流话语的传统革命文学理论，贴上极左政治的标签，而忽视其中蕴藏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所谓的民粹主义，原指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9世纪60、70年代产生于俄国。当时一些怀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精英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因而有“民粹派”之称。由于在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上，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而现代革命文学深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极力赞美乡村和推崇农民，试图通过村社乡土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实现社会主义。二是崇尚简朴而平等的清贫生活，憎恶尘世浮华和世俗享用，蔑视城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重视分配而轻视生产。三是具有强烈的怨恨情绪，而这种破坏性的怨恨来自神圣的人民崇拜及其赎罪愿望，用弗兰克的话说，“它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作为偶像来崇拜，并赋予了它以统治一切的神圣尊严与权力”。③
　　新中国的主流文学话语深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当代文学史在文学分类上基本上不是按照社会生活的空间，而是根据社会生产的行业来进行文学类别的，因而有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和军事题材文学等，却没有城市题材文学。当代文学史的“经典”，除了阐释新中国历史起源的《红旗谱》、《青春之歌》和《红岩》等历史题材创作之外，主要是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如《山乡巨变》、《创业史》及《三里湾》等。即使是表现城市社会，也常常把它作为具有腐蚀性威胁的社会空间。在《青年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这两部影响广泛的60年代电影中，城市似乎成为人性堕落的渊薮，与此相对的乡村和边疆，则是幸福人生和健康生命的福地；至于城市爱情与日常物质生活的追求，更是危险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直到新时期，当代文学才纠正了对城市社会的偏见，重新接续现代文学与城市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