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了参与性、公开性、多元性等特质，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则有着公开性和参与性不强、立法程序单一、利益表达程序虚化、立法听证形式化等诸多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行政机关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会对大量行政相论文联盟http://对人的权益产生巨大影响，这要求利害相关人参与到行政立法中去，充分表达其利益，才能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运行会大大限制行政机关的任意性，达到限制权力的目的，有利于实现依法行政。
　　然而在我国，本应通过行政立法程序来建立的利益表达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这使得公民只得通过其他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对行政立法等公共问题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最盛行的方式是既隐秘又公开的非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即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方式，包括私人的表达方式和公共的表达方式两种，前者如私人关系网的运用、名人的公共正义效应和上访‘诉苦文化’：后者如媒体的舆论压力”。
　　目前我国普通民众的利益表达方式主要有两种：上访和网络民意表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普通百姓认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般百姓对官员有一种依赖感，在出事以后就会想到找政府去解决，至于整个制度是否有问题则不是百姓的事，而是他们所信任的官员等精英的责任。这使得上访这种事后利益表达方式在中国大地十分盛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利益诉求、意见的网络民意表达方式迅速发展起来。通过上访和网络民意表达使得一些行政立法得到修改，反映了民众的呼声。
　　虽然上访、网络民意表达等利益表达机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它们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利益表达的事后性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第二，运行成本极其高昂。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形象，往往千方百计阻止公民的上访和网络民意的表达，这是一种成本：另外公民的反复上访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产生不良影响。这是第二种成本，这些成本都是有序化、法治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所没有的。第三，这种利益表达机制的程序不公开，不能起到民主教育的作用，反而会加强官本位和民众的依赖心理，不利于法治政府和宪政国家的建立。
　　民间的利益无法得到很好的表达，但行政立法会体现一定的利益，它总会损害一部分人或全体公民的利益来增进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时部门利益就扩张开来，在行政立法中充分得以表达。部门利益的扩张必然损害公民利益，行政立法的正当性受到质疑。这时的行政立法也许就成为部门获取财富的工具。“法律有时竟然会站到掠夺者的一边。有时，法律自己就干下掠夺的行径，为的是减少其受益者良心上的廉耻、危险和担心。有时，法律会使一套法庭、警察、宪兵、监狱体系服务于掠夺者，而遭受掠夺的人如果进行自卫，反而会被投进监狱”
　　第二，行政立法公开程度较差。
　　美国的行政立法程序除了极少数特别情况外，公开程度都很高，公民可以通过查阅《联邦登记》来了解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信息。相反，在我国，多数行政立法几乎是在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对于将要制定的草案的内容并不向公民公布。整个立法程序几乎都是在机关内部暗箱操作，公民往往仅仅看到最后公布的文本。
　　具体来说，在立项阶段，立法建议权与启动权被行政机关主持，且没有规定要及时将立法计划公开并接受第三者有权主体的监督，系统外的第三者难以起到作用，容易导致操作中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在起草阶段，对立法起草小组是否必须有相关法律专家或受重大影响的相对人的法律代表参与，是否经过了广泛详实的实际调查研究缺乏强制性的规定，使得不公开成为常态。在征求意见方面，虽然《立法法》及两个条例都规定了行政机关有听取意见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利害相对人如何参与并提出意见，对听取的意见采纳与否、不采纳的是否应说明理由及给予合理答复等均缺乏必要的约束性的具体规定，完全由行政立法主体自己决定。这就是说，也许公民可以对行政立法提出意见，但意见最后的结果如何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并不公开①，这样难免使许多听取意见的活动流于形式，公众的参与难以从实质上产生效果。其后的审查通过、发布都在行政系统的自由裁量之中，且对于这种由行政立法主体“自己为自己法官”的行为又缺乏相应的责任机制的约束，审查机制难以真正奏效。如对立法的送审稿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仅规定法制机构可以缓办或退回起草部门。立法者本意是为了灵活地适应各种情况，但在行政立法中长期行政主义倾向的巨大惯性影响下，该项规定会因为其缺乏刚性而在实践中难以有效实施。由于这些程序都是不公开的，所以，公民也无从对这些程序进行监督。
　　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存在的问题大多有其深层的原因，如我国传统集权文化的影响、政治体制存在的矛盾、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以及与行政立法程序相配套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深层原因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吸收美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成功经验则是完善行政立法程序的可行的一步。除了在具体程序上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以外，美国行政立法程序还给予我们如下的启示：
　　首先，转变行政立法观念，扩大公民参与。
　　为何美国行政立法程序无论在文本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体现了公民参与、程序公开等特点，而我国却与之有如此的差距呢?诸多原因中观念的差异是首要的因素。美国行政立法程序是美国公民的自由、自治的理念的自然体现，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则反映了对政府主导的整齐划一秩序的追求。正如霍布豪斯所指出的：“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要冲破习俗的冰霜或挣脱权威的锁链，必须激发人们的热情，但是热情本身是盲目的，它的天地是混乱的。要收到效果，人们必须一致行动，而要一致行动的话，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目的。如果遇到一个重大的变革问题，他们必须不仅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当前的目的，还必须使其他人改变观念，必须沟通同情，把不信服的人争取过来。总之，他们必须表明他们的目的是可能达到的，它是与现制度相容的，或至少是与某种可行的社会生活方式相容的。”所以要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首先要实现观念的变革。
　　变革观念是必要的，如何变革观念则是另一个问题。观念变革的一种方式是由精英人物至上而下的宣传和灌输，这是我国一般变革观念的方式。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要求精英人物对国家担当起较民众更大的责任。民众往往被看作阿斗，精英人物是诸葛亮，民众需要精英人物的教导，需要训政来实现宪政。孙中山向其追随者提出，只有全体党员都忠实地以他为榜样来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才能使中国人的观念得到变革，中国人才能觉醒。他说：“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