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多数学者不同，亨金反对政治问题原则，他主张在对外事务中法院要运用司法审查。他认为政治问题原则既没有法理学的基础，又不是可欲的。亨金的观点有其积极意义，因为他看到了法院主张的政治问题原则更多是基于后果的考虑而不是基于规范的考虑。不过，正如笔者在下文指出的，宪法的政治性（约束主权权力）使得宪法不可能完全由法院说了算，所以政治问题有其规范基础。而法院决定的执行依赖其他部门的配合，这是政治问题原则的现实基础。
　　事实上，分权原则无疑是政治问题的来源，但由于这种权力的界限是不明确的，因此分权原则不能成为政治问题的唯一来源和本质来源。要寻找政治问题的来源，笔者认为可以问：为什么法院审理普通法律的案件中不会采用政治问题原则？为什么只有在宪法性案件中法院才发展出政治问题原则？而且不独美国的宪法性案件中发展出政治问题原则，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原则。正如齐光裕先生指出：“司法违宪审查政治问题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案例中发展出来的理论。从世界各国接受或移植美国司法违宪审查制度的宪政经验中，不乏出现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原则：德国学术界的不受政府管辖之高权行为、法国的政府行为、英国的国家行为、日本的统治行为等是。”
　　从根本上看，政治问题的本质在于宪法的双重性：法律性和政治性。换句话说，宪法包括了政治宪法和法院宪法。因此，政治问题既有规范基础（宪法的政治性），又有事实基础（后果的严重性）。美国司法审查的独到之处就是将宪法法律化，将政治性的宪法变为法律性的宪法。美国宪法由此成为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解释和适用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宪法与普通法律并无二致。但宪法还是一国之根本大法，涉及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权力的分配（所谓约束主权权力），如此重要之文件显然不能由法院一家的解释所垄断（如同法院对普通法律之解释和适用的垄断）。例如将法律作为科学、专注于研究法律的“兰戴尔主义的法律科学主义者相信宪法过于政治化和模糊，无法进行科学的研究。换句话说，它并非真正的或纯粹的法律”。因此，宪法的政治性是政治问题原则的规范基础。而从后果上来看，法院的决定依赖于其他部门的自愿服从才能得到执行，因为法院无钱无权。如果法院涉入政治问题，其决定很可能被其他部门所忽视。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法院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自身的威信乃至法治的威信都受到挑战。所以从后果和可操作的层面看，政治问题原则对法院也有积极的意义。故法院自己发展出政治问题原则，自我限制处理案件的范围。
　　事实上，宪法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本身既是司法制度，又是政治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的双重性来源于宪法的双重性：宪法是政治法，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法律性。正如李炳南教授认为的，宪法蕴涵之政治逻辑、法律逻辑两者类型化：宪法的政治逻辑为实存的权力斗争及其结果，法律逻辑为先验的或建构的纯粹法理演绎推理，前者是权力者的现实考量，后者则是思想者的理念追求。正由于宪法的二重性格，形成神魔二性——宪法不仅是权力者的制约力量，也同时是权力者试图在宪法秩序内开拓权力的空间。
　　斯诺维斯女士曾经指出，自马歇尔以来，法院通过将普通法中法官的解释权应用于宪法，宪法实现了法律化，变得与其他普通的法律一样。宪法的法律化试图模糊约束主权和约束个人行为之间的区别。由此，宪法变成了独特的、无法解开的普通法律和基本法的混合物。一方面，离开主导性的普通法律框架，宪法就不能被理解。它充分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去支持它自己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法，并且它现在从文本上不可能被理解成宪法，除了作为最高的基本法律。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和解释的正当性在于公众和专业人士对这个实践的接受，并且这种接受源自宪法作为法律的身份。然而宪法持续地缺乏一些与法律联系的特点。在宪法中，司法部门不能完成大多数基本的对法律的责任。很多违反宪法的行为，不由法院处理。对宪法的权威的司法解释同样需要政策选择。不同于普通法律中法官的政策选择，宪法的政策选择不能被简单地接受。政策选择作为司法对法律责任的不可清除的因素，也不能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实践被清除掉。相反，它需要根据宪法确实完成的功能和适当限制的发展来正当化。斯诺维斯女士揭示了美国宪法法律化的过程。但宪法法律化并不等于宪法完全法律化了，宪法仍然保留了政治性，故宪法中的政治问题不能像其他问题一样被法院在宪法诉讼程序中简单地解决。
　　通过宪法诉讼，宪法成为了一种新的法律，既有可以被法院所执行的内容（如同普通法律一样），也有不能被法院执行的内容。而解释宪法、适用宪法也决非像解释与适用普通法律那样简单。所以汉密尔顿将解释宪法的活动类比为解释普通法律的活动的做法忽视了二者的区别。事实上，在宪法诉讼中，法院可以适用宪法审理案件，但宪法不同于普通的法律。“制定宪法并创造理论来解释和论证这些宪法，是一个更大的法律工程的产物。但是，这些活动既是很具体的，又是很概括的。说得具体，是因为宪法的特点是宣布自己为‘法律类’；说很概括，是因为宪法又不仅仅是法律，它要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宪法也在实际政治中运作。论证宪法的合理性的理论，最重要的是基于政治哲学的论据。”
　　四、余论
　　由于宪法既具有法律性又具有政治性，故宪法诉讼要受到政治问题原则的约束。通过协调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张力，政治问题原则在宪法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美国在宪法诉讼中所确立的政治问题原则影响了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宪法诉讼。近年来，我国学者呼吁我国宪法的司法化，主张通过宪法诉讼来实施宪法。宪法司法化是一种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重要机制，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论者还忽视了宪法司法化所遮盖的政治问题，并进而忽视了宪法的政治性。毕竟，宪法既是一法律文件，又是一政治文件。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不仅依赖于宪法的司法化，而且还要借助于宪法所规定的政治体制方可实现。因此，在我国要落实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应当在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宪法的司法化，借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或者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制度，设置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等机构审理宪法诉讼案件，使得宪法能用于解决现实纠纷并获得生命力。二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宪法对权力的制约：一方面落实宪法的民主制度，使得政府真正成为民选政府和有限政府，从而使政府权力真正受到外在（人民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完善政府部门之问的权力分工和相互制约，使得政府权力受到内在（政府部门权力）的制约。从近代宪法史来看，宪法的政治保障先于宪法的司法实施。换言之，近代国家往往先通过政治制度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后来才慢慢通过宪法司法化来实施宪法。对于我国宪法的实施，从某种程度上看，政治体制的改革比宪法司法化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