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是经济学发展的学理前提，也成就了“经济学帝国”。然而，实证主义的负面影响，同样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实证主义将理性的抽象性特征发挥到极致，使经济学研究内容脱离真实世界而空洞化。近几年来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变，努力向真实世界靠拢。这种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包含事实、价值二个纬度。
　　关键词　实证方法；理性主义；现象学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方向的转变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主流经济学推崇理性逻辑演绎和数学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将“经济人”假设(人有理性，利己是人的本性，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整个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前提性假设和基础性假设，并以其作为全部理论构架的逻辑支持点和方法论原则。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为目标。也就是能够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因此，在西方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的中流砥柱。而罗宾斯主张经济研究不依赖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把实证主义方法看作是经济学至高无上的方法，
　　毫无疑问。实证主义方法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因此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但是近年来，实证主义的方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因为实证主义仅具有唯一的教条格式，其典型特点是：开头“引言”，接下来是“模型”或者其变种，之后是来自“经验的结果”，最后是结论。WwW.11665.cOm但是，如果对照现实，世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性，实证主义则一无所用。因此，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事后”的科学，或者，跟在“统计”后面的科学。其实，方法论学者早就警告过我们：统计指标的设计总是理论导向的，你相信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你就会设计什么样的统计指标。除非学术完全盲目。人们从未见过“统计”走在“理论”之前，因为即便“不相信任何理论”，也还是如丹尼森那样，相信了一种理论。
　　所以最近十年经济学演变的趋势之一就是经济学正在努力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自2001年诺贝尔奖授予阿克劳夫之后，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便开始从“不完全信息博奔”和“拍卖理论”逐渐向其他方向扩散，而新涌现的方法就是现象学方法，即经济学开始“面向事实本身”。其实。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早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了。科斯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首先要针对真实世界本身。然后才是理论本身的易于处理的需要。“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研究的问题。”科斯认为如果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当为了“易于经济学的处理”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是，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做法。
　　所以经济学绝不应该只是闭门造车，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搬经济理论而去解决现实情况有很大差异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现实生活的多维性。
　　
　　二、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正在要求经济学把视野从单纯的抽象的理论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另外两个维度——“价值的维度”和“事实的维度”。不错，经济学仍然要研究在给定了“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以及“制度安排”之后，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效率”问题，但是只要经济学家不得不参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他们就不得不思考远比“效率”问题复杂得多的问题，也即思考“价值的维度”和“事实的维度”方面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内在本质是非常切合现象学的口号“面向事实本身”的。正如胡塞尔所言“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
　　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胡塞尔为现象学方法规定了目标，即“面向事实本身”。对于这个口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是要求我们更充分更如实地倾听现象。这个纲领有否定的方面，也有肯定的方面。从否定的方面看，它表现为反抗一种对待哲学的态度，这种态

度将由传统承袭下来的一些凝固的信仰和理论当作出发点，而传统往往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永远保持下去；它要求验明并蓄意消除理论上的构成物和符号表现形式，以便转向纯粹的现象。在这些偏见中，“思维经济原则”是最有害的一个，它受到实证主义者的特别拥护。这个原则可以远溯至“奥卡姆剃刀原则”，即若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公允地说。实证主义者拒绝兑换夸大其辞的形而上学术语的支票，除非它们至少在原则上能够以具体材料的硬币清偿，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将具体材料局限在“感觉材料”上，结果是既缩小了事实的范围，也更加远离了事实本身。
　　但是，现象学的意图不只是批判，更重要的是丰富和重建。“面向事实本身”，这个口号首先具有一种积极的目标，它要我们转向那些被它们面前抽象的理论模型从视线中遮盖掉的现象。当我们拘泥于理论本身的结构或特质，当我们受限于原先的理论范式时，事实本身就已被污染或歪曲。因此，“悬置”先入为主的理论偏见和认知模式也是现象学方法的题中应用之意。
　　但是什么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事实本身呢?“事实本身”在胡塞尔那里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被给予之物、直接或直观之物，它是在自身显形和感性的具体性中被把握的对象；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哲学所应探讨的实际问题本身，指所有那些以自身被给予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实际问题。经济学的“事实本身”是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直接呈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中能够被人们直观到的，甚至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经济的“事实”。
　　细究起来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相抵触。在这种场合里理论预言的没有发生，而公认不会出现的事实却偏偏会出现。这就需要对“公认”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现象学的批判不是反－驳，不是反－证，而是去理解被批命题，理解这些被批判命题的意义起源在哪里批判就是听出真正的动机。”显然现象学方法就是要去理解被批判命题，理解它们的起源和意义，把它们还原到它们得以奠基的经济事实本身。
　　
　　三、真实世界的多维性
　　
　　了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庞杂文献的人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宁可把自己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体系之内，而不愿意冒风险进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不过，既然像科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能够看到主流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缺陷，既然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要求我们去阅读和理解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早已取得的成果，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出实证主义的迷雾呢?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 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菁华。而实际上，经济学可以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那里领受的思想滋养远比它给予这些学科的为多。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和实证方法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这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指摘过的“数学形式主义”，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语言的运用，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这似乎是任何科学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放纵这种不适宜的泛滥的趋势。这种泛滥的后果，是经济学思想的日益浅薄化和形式化，数学语言在赋予经济学思想以某种“科学外表”的同时，抽象掉了经济学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即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因此，当经济学逐步巩固其数理形式并在这种趋势上过度发展的时候，古典时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蜕化为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种趋势阻碍了经济思想自身的开展，也阻碍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沟通以及与公众的交流。现代经济学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了，它不但不是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的艺术”，而且以其晦涩枯燥和干瘪的经济学形式而使自己逐渐淡出思想界和大众的视野。
　　因此经

学必须走出日益禁锢自己的话语壁垒，降低“进入”的门槛，同时也融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当经济学走出自己的领域时，它将发现社会科学其实是沿着两个维度而非单一的维度发展的，它将发现“价值的维度”对社会科学解释世界的能力至关重要，它将发现“意志维度”是人类行为的内在依据。
　　
　　(一)价值维度下的经济学
　　我们知道，未来的经济学不会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模样。首先，当代经济学已经预示了“经济学帝国”可能达到的最大疆界一凡是“理性选择”与“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可以被同时接受的研究领域，在原则上都属于“经济学帝国”。其次，在“理性选择”和“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同时成立的领域里，“理性”的含义与“实证”的含义都已经遭到了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来自经济学内部的，例如阿克劳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挑战。第三，新的综合早已经开始了，综合的经济学或许也可以叫做“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人类学”和“法律学”，按照不同的理性假设和实证程度假设，按照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
　　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阿马蒂亚·森显然是有勇气走出当前主流经济学困境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以哲学家的气质和情怀将伦理考虑嵌入经济学前提预设，直面真实世界中人类的真实行为。从而强调内在价值的重要性，提出了福利经济学新的多元评价准则，对关涉贫困的发展问题进行全新的界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森的经济哲学思想都趋向于一点：对真实世界的无限逼近。因而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称作“经济学的良心”。如果说其他的经济学家偏倚实证的数字化的发展，那么阿马蒂亚·森却是以实证的分析为基础，将伦理考虑、哲学思索融入经济学，显示出他在学术研究中难得的执着品质，自始至终体现出他对真实世界的关注。
　　伦理学的嵌入：将核心预设复归真实的努力。在主流经济学以不由分说的态度牢固占据经济研究方方面面的时代中，森始终以难得的勇气对经济学施以伦理关怀，“把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相结合，使有关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考虑”。“他将伦理考虑作为一种内在价值重新嵌入经济学预设，而非仅仅作为经济学核心预设的辅助性补充，从而将经济学重新复归到注重人的价值和非理性因素的道路上。”
　　实际上从斯密开始，利己就不是人的甚至不是经济人的唯一的动机，自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的误读开始，经济学就只研究资源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学将事实与价值二分、进而将价值判断剔除在经济学的考察范围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经济学的信息基础受到了限制，而且也影响着它在真实世界中的实际预测，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陷入贫困的原因。可见把价值层面的考虑溶进经济学视线之中，将真实溶进理论预设，直面真实世界，是经济学转向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意志维度下的经济学
　　将人看作是“理性人”是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之一。这种对人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处理为经济学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实际上，经济学就是理性主义经济学，而“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可以说，理性主义与资本的结盟正是经济理性主义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舞台的最终依据。资本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马克思认因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就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代名词，而“经济人”不过是理性主义的现代人，抽象演绎法不过是当代理性主义“抽象对象性”特征的固有属性，经济理性主义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也不过是资本增殖属性的必然要求。
　　行为经济学是近年来兴起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行为经济学不仅在分析范式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而且通过意志理性替代抽象理性，实际上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基。”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它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核心观点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的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

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
　　从这些基本观点看，行为经济学更加强调的是人的心理的整体性、易变性、非理性等意志的特征，是与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有明显的不同。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主流经济学仅仅建立在抽象的不现实的偏好公理基础上。可见行为经济学是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兴起的，它试图在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础上，讨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特征对其选择或决策模式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到相应的决策模式，从而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具体的经济变量当中。
　　
　　四、结语
　　
　　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已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困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研究的问题多为边缘性或交叉性课题，就是证明。这些理论和实践都在呼唤预示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主经济实践及理论上也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资本市场的发育与人的观念变革的问题、人的价值与货币价值在何种意义上通约问题、物性化生活世界的哲学批判问题、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区域化的关系问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等问题，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它们普遍带有跨学科、综合分析、多样方法论的性质，仅靠经济学原有的视野和方法是难以应付的。
　　总之，直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虽然还没有形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而且自身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但是，由于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动摇了经济学对理性的理解，实际上也动摇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无论如何调和，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也都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