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德里达；翻译；对话；延异；播撒
　　摘要： 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文本的意义是译者与文本之间对话的结果，而德里达则认为，翻译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是外化为文字符号，并仅仅以踪印的踪印呈现出来，是无限“延异－播撒”的符号游戏。两种观点都反对结构主义翻译观，认同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同一性，而德里达只强调永恒的意义的变动和中心的流散。同时，两种观点又各自存在着内部的冲突与张力以及外部的碰撞。
　　中图分类号： b50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1906
　　文本意义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译者的驾御原语言的能力和专业素养、读者的受众、原文本的时代背景、出版商、赞助商以及意识形态的导向等。目前国内翻译研究以及翻译实践已开始从以作者、译者和读者分别为主体的范式向主体间性范式的转变。本文以翻译文本意义产生的机制为切入点，比较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的翻译理论，辩证地看待译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既关注两者的同一性又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翻译文本意义的产生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视角。
　　一、视域融合是译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
　　阐释学作为理解意义的学问在古希腊就产生了，早期只是作为单纯的解释文献的方法论存在，例如，对《圣经》的解释。后来经历了认识论转向以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海德格尔发展了一种现象学的阐释学，即让事物自己显现出来。而正是基于海德格尔的此在阐释学，伽达默尔提出了“偏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意识”等概念，并与“对话”等原则共同构成了其哲学阐释学理论的基本框架。WWW.11665.cOM
　　伽达默尔在1960年《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了“视域融合”的理论，认为任何理解都是文本历史视域与主体当前视域的融合，这种融合使得文本的意义具有了一种历史性。翻译是一种解释，解释的过程极富主观性，因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成的，是在主体间的互相作用过程中生成的。［1］这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一种视域的转换，努力地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而进入到异己文本的作者的视域里，尽力去领悟原文作者的本意。翻译文本意义的产生是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译者与文本的对话与两个人之间的生动的对话有所不同。文本作为阐释学对话的一方是能够理解的对生活牢固而持久的表达，是通过译者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只有通过被理解而产生意义，文本的主题才得以表达出来。伽达默尔强调对话的参与意识，认为与其说我们是在“引领一次对话”，不如说我们是自然而然地进入对话或者说参与到对话中去。对话越是真诚，就越少受到参与人的意志的影响。因此，一次真诚的对话永远不是一次我们想要引领的一次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对我们讲话，向我们提出问题，而我们又对那些问题提出新的问题。在与文本的往复的对话过程中，文本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并非文本所固有的内在的意义，而不过是那些被我们发现的意义罢了。文本的阐释者作为参与同文本对话的参与人，他的任务在于“重新唤醒”文本的意义。文本将主题带入语言之中，而最终能发现主题的人取决于文本的阐释者。文本与阐释者在建构意义方面都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理解的产生源于对话中不同的参与人的视域的融合，无论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一个文本。在翻译不同语境和文化背景的文本时，这种对文本意义的呼唤尤为重要。因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它不但是两种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对话，更是两种世界观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视域”是伽达默尔从尼采和胡塞尔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一个视域是指从一个特定的有利地点能够看到一切事物的视觉范围。自尼采和胡塞尔以来，这个术语一直被用于哲学界，用以描述思想是同有限的确定性相连的以及人的视觉范围是渐渐被延伸的特性的。”［2］388伽达默尔认为，我们总是拥有一个有限的历史视域，我们的视域是基于我们源于传统的自身的预判和偏见之上的。尽管我们的视域是有限的，但是并不是自我封闭的。“人类生活的历史性进步就在于它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一种观点的束缚，因此，也就永远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闭的视域。视域应该是随着我们一起移动的。一个不断移动的人，他的视域才会不

断地变化。因此，过去的视域反映的是过去人类生活的状况，它以传统的形式存在着，并且一直是动态的。”［2］304恰恰是由于视域的开放性特点，我们在理解文本的意义时才可以拓展我们的视域。这一视域的拓展是发生在与文本的真正的对话过程中的。因为要理解、翻译文本的人的视域的有限性和变动不居性，所以要获得对文本的完整的或者最终的理解是没有意义的。文本总是向新的和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开放着的。
　　自从托马斯·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以来，大陆哲学派以及英美哲学派被不同范式、语言、结构和视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所吸引。似乎一下子我们成为了这些范式和视域里的囚犯，根本无法与处于不同范式和视域里的人进行沟通，仿佛我们就呆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单子”里。因此，无法与外界沟通，也就无法真正懂得同我们不可通约的事物。如果我们真要懂得不可通约的或者异己的事物，我们必须学会跳出自己的视域，彻底地与其他的视域或者范式等同起来。库恩将这一过程比作转换经历，或者说就是要进行“范式的转换”。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性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没有共同的度量：“我只是想坚持不存在共同的语言使两者(指两种相竞争的理论或范式)能得到充分完全的表达。”［3］300301第二层含义是没有可译性，在此处是具有隐喻性的，它指的是不同语言的文本是否能够可以实现一一对等的翻译。通常的观点认为，精通第二种语言的人是可以充分地理解那种用第二种语言书写的文本的意思的，并能够完全将两种不同语言的文本进行对等的转换，这说明这两种语言及文化是可通约的。库恩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从事一种完全的翻译。“总之，翻译总是会有妥协，致使语言走样，故译者必须决定什么改动是可以接受的。……很自然，一个完美的翻译应当是什么样的，如何能使译文尽量接近这种理想的情况，这是今天的一个普遍棘手的问题。”［4］5556 错误在于将可比较性误解为可通约性。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文本是不可通约的（不可翻译的），但是可以加以对比研究，因为两者存在差异性是一种“局部的不可通约性”，是对比研究的基础。这在现实中也是常见的，如中美比较文学研究、英美比较文学研究等等。伽达默尔同样拒绝这样一幅不可通约的视域的图景，但是他不赞同从读者立场转换到作者立场，而是强调要在读者立场上展开理解与解释。他主要强调的是“视域”的开放性，正是这种“开放性”才导致了“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认为，我们有限的历史视域不是理解的障碍，它们恰恰是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阐释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寻求我们想要理解的文本和传统，实现我们有限的视域的拓展和延伸。“在一种传统当中，这种视域融合的过程是持续性的，因为旧的视域同新的视域总会融合为某种当下的视域，不会出现一方明确地超越另一方。”［2］ 306307尽管通往理解的路上没有障碍，但是理解却是有限的。在理解一种传统时，我们投射了一种历史的视域，而这只是理解过程的一个阶段，还没有固化为过去意识的自我异化，但是能被我们理解的当前的视域所超越。“在理解的过程中，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出现了，这意味着，当历史视域被投射的同时，它又被替代了。”［2］ 307308因此，在理解一个文本时，译者作为阐释学对话的参与者必须也要为文本投射一种视域，译者要代替文本说话，这一被投射的视域在发生的视域融合中被替代了。但是，无论译者多么尽心竭力，总是带着自身历史的烙印，这也正是伽达默尔的名言所要表达的意思：文本的意义是不能被穷尽的。因此，翻译文本的意义世界既不再是原文文本的世界，也不再是读者带有偏见烙印的阐释的世界，它产生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交融之中，也就是在两种视域之间进行对话和融合后生成的当前的解读意义。
　　二、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延异－播撒”观
　　上面分析了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关于翻译文本意义产生机制的观点。德里达对此有不同的认识。首先，德里达认为翻译文本的意义是不能确定的，其次，译者在从事文本翻译时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度，作者的权威性被消解了，只有译者才能使文本具有生命力，可以使译文的生命力比原文本身焕发得更久更好。德里达更喜欢使用“调整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来代替“翻译”这个概念：“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存在调整的转换。在一种语言与

一种语言之间或一语言之内，我们将不会，事实上也从未传递过纯粹的所指。”［5］20那么，德里达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这就要借助于他的两个重要的术语，différance（延异）和dissemination（播撒），第一个术语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切入点，而第二个术语是延异观的延伸，并进一步突显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中心流散性的特点，从延异到播撒恰恰解释了上述德里达的两个主要观点。
　　différance是德里达的自造词，该词的拉丁文词源differre的两层含义是：1) 差别，不同；2）推迟；延缓。德里达的延异理论主要是受到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关于符号体现的任意性和差别性的特点的启发。按照索绪尔的观点，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德里达并没有给它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也做了这样的解释：“延异是差异、踪印及各种相互联系的因素的间离体系的游戏”(différance is the systematic play of differences, of traces of differences, of the spacing by means of which element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6］25。正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语言保持差别，差别保持语言。语言和文本的意义因差别而存在，但差别不是自我封闭的东西，而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功能。延异观表明任何符号都有一种不完备性，即所指的意义并不能在当下被直接把握。文本是文字之间互为参照的“踪印”，译文不可能穷极原文本的意义，因为原文本的意义是开放性的，是可以被多维阐释的，译文不过是指向意义的所指的努力或者不断地向所指靠近的能指过程。文本的符号的运动方式是自由的，这样就造成了意义完成的多向性。“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滑动造成了终极意义的不可显现，我们只能在不用理智的情况下找到一点意义的朦胧图象，而不会有其他更加高级的意义在我们的意识之内，我们在朦胧中能够找到真正的在场的感觉，自足的文本这样就产生了。”［7］45德里达旨在表明文本的意义不过是某些符号在延异的链条中保持了逝去符号的踪印，这些符号本身也将被后继符号“涂改”（法语rature）和“替代”（法语autrui）。经过不断涂改的符号留下的是一道道踪印，这些踪印只能表示某个符号存在的暂时性或间隔性。那种传统符号意义的所指将永远地被延异着，不能亲自出场（presence）。通过“延异”德里达消解了传统结构主义翻译观赋予译者力图寻找到作者在原文本中想要表达的确定的意义的企图。语言既然被视为差异和延宕的永无止境的游戏，那么由于文本间有着差异和间隔。于是造成了延缓，对于信息的传达就不能是直接的，因而就像撒种子一样，将信息“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8］32播撒瓦解了语义学，因为它产生了无限多样的语义效果，又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打散了文本的整体意义链，不能形成任何意义的中心地带。至此，文本的意义是不能确定的，只不过外化为文字符号，并仅仅以踪印的踪印呈现出来，是无限“延异－播撒”的符号游戏。作者的权威性将被彻底地消解掉。这也就解释了德里达所说的文本的意义是译者赋予的观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延异-播撒”观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空气，也为经典原著的重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其积极的一面。
　　三、伽达默尔阐释学对话观的内在张力
　　（一）伽达默尔的对话观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
　　伽达默尔低估了理解以及不同视域进行融合时之间的障碍物，他并没有解释造成理解失败的全部的方法或者为什么误解是如此普遍的现象，没有涉及当今世界里的权力和媒体是如何扭曲了信息的交流，也几乎没有关注到他所描述的那种对话所需的“物质条件”。正如哈贝马斯曾经指出的那样，伽达默尔有时在写文章时认为，似乎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在任何社会或者文化当中都能成为可能。按照哈贝马斯的“遭受系统扭曲的传播”（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的观点认为，“交往行动目标（即互相理解）没有实现。这是因为，妨碍着社会性的互动从而需要被讨论以便得到解决的问题，超出了所有参与者的交往能力”。［9］170这说明真正的对话需要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表达能力（verbal ability）、教育程度（the level of education）、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条件。正如德里达指出的，“对话往往是一种权力的游戏，它掩盖了暴力压制他者的他者性的现实。”（too frequently the call for dialogue is a

a power play, a screen for doing violence to the otherness of the other.）［10］）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对话及视域融合理论存在着潜在的不对称性
　　伽达默尔认为，在文本与阐释者之间是一个阐释学的对话过程。尽管他一再强调文本是通过阐释者来“说话”的，但是，对话的过程却带有不对称性和单向度性。“我”（阐释者或者翻译者）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我”既是文本的阐释者或者翻译者，又是充当了我想要阐释或者翻译的文本的代言人。因为，作为阐释者的“我”如何确保是代替文本说出“正确的”观点呢？原本“我”就是带有自身传统文化的色彩的，“我”是有“偏见”的，那么“我”就很有可能为文本设定错误的问题，然后，“我”又代替文本给出错误的“回答”。那么，我们似乎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文本表达意义，另一方面文本不表达意义，因为是我在替文本表达意义。同样伽达默尔在讲到视域融合理论时，指出，阐释者投射了“历史的视域”，又因为文本只有通过阐释者才能讲话。就会出现，阐释者无法知道他自身犯了哪些错误，因为阐释者是为文本说话。阐释者从自己有限的视域为阐释者想要阐释或者翻译的文本投射了视域，这一投射的视域同时又被替代。由此，伽达默尔理想的视域融合就不是阐释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之间的融合，而是阐释者的视域与阐释者代表文本投射的视域之间的融合。那么这样的视域融合就是不对称的“视域融合”。德里达指责伽达默尔还是无法逃脱西方哲学传统的倾向：同化他者的陌生性，因为理解必须包括我的视域和我代替他者投射的视域。又由于阐释者与文本的对话不同于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对话，因为在实际中，文本是不能像一个真实的人那样做出回答，而文本说出的话其实是阐释者或者翻译者替它说出的话。在这样的单向度的对话中，文本的陌生性很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阐释者或者翻译者所消解。这种情况在不同语言的文本的翻译中更加明显。伽达默尔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文本是如何对其阐释者或者翻译者进行约束的。而这也是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最针锋相对的问题之所在：理解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
　　四、德里达解构主义延异-播撒观的内在张力
　　德里达否认存在着确定的意义，又消解了作者的权威性，那么涉及到对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文本进行翻译时，如何界定翻译的标准呢？如果只是译者才能赋予文本的意义，而作者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译文会不会成为译者随意性的杜撰呢？这些都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既然文本的意义在德里达那里是捉摸不定的，那么涉及到翻译时，如何来判断翻译文本的标准呢？德里达认为，“一种恰当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也即一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总之，一种履行了其职责、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义务的译文，同时也在接受者的语言中为原文铭刻上了比较准确的对应词，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的，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处的，最适宜的，最直截了当的，最无歧义的，最地道的，等等”。［11］这是德里达所理解的翻译的标准，这样的标准不仅在描述上过于抽象，而且在实际的翻译中也是无法真正做到的，给人以纸上谈兵的感觉。德里达过分强调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而忽视了文本的意义在整体上总是有其相对的稳定性的，由此，德里达也不得不陷入被自己理论所解构的命运。为了逃避开这一矛盾点，德里达反复强调他文章里的“延异”、“踪印”（trace）、“播撒”、“增补”（supplement）等字眼并不是概念，甚至不属于词，他的解构主义也不是理论范畴的东西，因为一旦做了概念或者理论的界定后，德里达将不得不陷入他自己不遗余力想要解构的形而上学的泥潭中。因此，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仅读起来艰深晦涩，飘忽不定，而且缺乏实践操作性。翻译一旦失去了对原文作者的整体意义的把握，译者的自由度就会被无限地放大，那么，译者很容易地随意对文本进行意译。这样翻译出来的译文的合法性应该受到置疑。在理解和翻译中，译者绝不能将任何原文不存在的意义强加于文本，而是要找到最好的方式使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内容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表达。“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解释者的任务是努力站在被解释者的总的方向内并在解释中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12］67
　　五、延异—播撒观是否解构了阐释学对话观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分别代表了源于德国19世纪哲学传统的阐释

学和法国哲学中的后结构主义。很多学者认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始终笼罩在传统的同一性预设的文本观之下，即预设了文本的意义具有同一性，因此无法逃避德里达的解构。按照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对话观，翻译文本的意义已经不再是原文文本的意义，也不仅仅是译者的带着无法抹去偏见烙印的阐释意义，它是在两种视域之间进行对话和融合后生成的当下的相对稳定的意义世界。可是，另一方面德里达的延异－播撒观则认为某个符号不过是在延异的链条中保持了逝去符号的踪印。而后，这些被延异的所指又像种子一样漫无规律地播撒在文本中。所谓播撒就是要“颠倒所有这些恢复了的主宰姿态。它试图挫败这样一种企图：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义或知识，它也想通过某种无法控制的过度或失落来打破意图或希望的巡回。”这就使文本符号意义的所指永久无法确定下来，只能是对能指的无限靠近。”［8］33这样来看，延异-播撒观似乎解构了阐释学对话观所达到的当下的相对稳定的意义世界。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上述解构主义延异-播撒观本身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使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置疑。虽然，文本与译本的意义不能做到意义对等的互译，但是，理解文本的前提条件是承认口语或者书面语的意义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性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文本意义的整体统一性，二是文本主题的统一性。伽达默尔和德里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者的观点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他们各自从两个角度谈论同一个问题，最终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开放性的，欢迎多重的阐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观点论述的高频词上可见一斑。伽达默尔的高频词汇是conversation（交谈）、 dialogue（对话）、 understanding（理解）, 以及fusion of horizons（视域融合），其隐喻意义表明对障碍的克服，最终目的是要达成默契，共同性、调和性和真正的理解。而德里达的高频词汇是断裂（rupture）、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中断（break）、障碍（obstacle）、去中心（de-center）、延异（différance）、鸿沟（abysses）、自相矛盾的逻辑（contradictory logics）、可能的不可能性（possible impossibles）、不可能的可能性（impossible possibles）以及不稳定的不可判定的因素（unstable undecidables）等等。它们的隐喻意义就在于表明德里达对传统哲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等的彻底解构和颠覆的精神与意愿。伽达默尔使我们注意到理解的对话性、语境性、效果历史性和实践性，而德里达更多地让我们注意到理解的复杂化，并阐发了它的不确定性、艰难性、风险性、冲突性和不可决定性。 无论是伽达默尔还是德里达的理论都为现有的翻译研究及实践提供了理论的基础，都打破了以往传统的翻译观念，令翻译走出僵化单一阐释的束缚。这是两种理论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关注两者的内在张力，采取多维的视角客观地看待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理论的外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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