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理路

　　行政文化是伴随人类社会行政实践活动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它是“指行政体系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价值观和信仰的统一体。”[1]（p240）行政文化作为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系统，潜在地决定着行政组织管理运行的方向，左右着行政人员的思维方式。任何形式的文化体系都要有一定的文化价值观作为理论内核去支撑。“所以，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方向和特点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因素。行政价值观在行政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如此。”[2]（p2）支持行政文化系统运行的内在动力是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行政文化，它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包括阶级属性、民族文化、物质生产方式、自然生态环境、政治统治制度及行政管理体制与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模式相互冲突与融合的产物。”[3]（p31）本文把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场域与时代精神发展的文化场景为视角，考察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理路。
　　一、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视域
　　艾萨克指出，“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不涉及价值，质子和分子无所谓好坏；然而社会科学家却要涉及价值，因为人是道德的存在，所以社会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潜心于价值问题，政治科学尤其如此。Www.11665.coM”[4]（p80）
　　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与物质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一种必然发生的，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5]（p32-33）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理论观点，只有联系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被引申出来的时候，这些理论观点才能被理解。马克思写道，“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6]（p32-33）这种唯物史观并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线性历史决定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不能只建立在单纯的理论基础之上，还应该下沉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下，考察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所应具有的独特信仰和特色文化形式，要通过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过程来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政府行政行为的本质。
　　（一）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视域
　　当今的行政文化环境是由国家行政组织的技术化管理制度所形成的制度环境。但不容忽视的是，以货币和权力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凭借其强制力与渗透力，以利益最大化为人们思考的范式，从外部直接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使人的生活世界出现殖民化的倾向，社会整合水平开始下降。同时，公民意识不强，公共精神尚未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因此，直接将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国家行政组织管理理论移植到中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构建以社会公平、公正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这就给如何加强国家行政组织管理提出了新的命题，也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平台。换言之，国家既为公民提供了公共生活的舞台，也使公民享有其公民身份资格有了根本保障。但必须承认，“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道德的革新和深化，没有对善与正义的意识，没有资源牺牲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没有基本宗教信仰的世界观和人性观，也不可能得到解决。”[7]（p268）可见，这里要求的是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的出场。因为如果没有对核心价值的确认和认同，没有正义秩序的存在，就不会有社会个体对自身责任的认同。因此，构建以社会公平与公正为原则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生成的历史发展视域。
　　（二）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文化视域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至今，各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不断发展深化，但是，综观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还是较少，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而中国共产党人却知难而上，不懈地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塑造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时代精神气质，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内涵不懈追求的结果，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理论创新气魄，是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时代特色的新提法。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只有在社会中形成一个大家能够互相认同的价值观理念系统，国家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才能得到双向联动的运行与发展，从而促进社会自身内在运行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因此，“三个倡导”中的价值理念能否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能否继承与创新，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三个倡导”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行政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指导作用，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奠了价值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文化视域，构成了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生成的时代文化视域。

　　（三）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体视域
　　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国家行政机构中的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所应该具有的共同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其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行政文化的活动主体是行政人员，其活动的目的是使一个政权能够遵守自己的执政理念，实现自己的执政价值，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是体现行政人员个人价值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启示我们，行政人员不仅是行政文化活动中的行政活动主体，而且是社会关系中的活动主体，其主体价值是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得以显现的。人不仅创造了社会关系，而且人的内在发展也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现实发展。“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8]（p314）这里涉及到的就是，在行动文化活动过程中，行政人员作为行政文化主体，要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自己的行政行为，这将成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生成的社会主体视域。
　　二、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构序
　　中央党校校长李君如在谈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突破时说，“用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的时候，不要忘记党的基本理论，就是我们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我们稳定的基础。因此，还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尤其是为社会底层的基层群众服务。”[9]毋庸置疑，这也应该成为国家行政组织发展的社会心态。“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逻辑生成的价值视域。“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核”，贯穿于国家行政组织活动当中，形成了以“正义、协商、责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保护带”。
　　（一）“责任”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基础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日益加剧、社会结构的经济成分日益复杂化。中国文化并不是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和西方公共精神文化。中国文化还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讲求个人道德，愿意用好人和坏人将人群归类。在判断事情时，道德评价往往占上风并主导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需要行政人员思考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责任”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基础。当我们谈及责任的时候，需要区分行政责任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行政责任”指的是，在从事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行政主体因违反了国家所规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不履行自己在行政活动中所应尽的义务而产生的一种责任。“责任”指的是，行政活动主体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应自觉遵循的伦理准则。在从事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由于行政人员掌握着行政权力，所以，行政人员就更应该具有责任意识，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责任”意识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公共精神，二是他者伦理，三是境遇意识。“公共精神”指的是行政人员运用公共理性，从公共利益出发，对自己所从事的公共事务、公共活动、公共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关切，自觉地维护人们之间交往空间的公共性。“他者伦理”指的是行政人员能够自觉纠正以“自己”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考范式，行政主体在与其他公民所构建的公共场域中，以他者为公共空间重心，以他者为事物关怀视角，这种视角转换与回应是主体之间建立平等关系的逻辑基础。“他者伦理”是行政人员必须具有的一种伦理意识。“境遇意识”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活动过程中，能够以事物发展的历史现实为解决问题与思考问题的实践境遇，把自己的行政行为放在事物结果中进行考察。“境遇伦理”从根本上是面向道德决策和行动的，它的目的不是构建一个精致而严密的逻辑体系，而是从境遇出发来解决人类生活面临的道德难题。[10]总之，责任就是行政主体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行为。每个行政人员既要充分发挥行政活动主体的作用，还要具有责任意识，运用理性的力量发展自己，拓展自己的社会责任范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表明任何责任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外部设置，任何责任只有通过将外在的要求内化为个人具体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并得以践行。”[11]因此，“责任”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基础。
　　（二）“协商”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中介
　　“协商”是人们之间能够以理性的形式说服对方，或者相互交换观点的一个社会过程。协商的原则是以公共利益原则为导向，双方都以积极、平等的心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之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公然的冲突。“作为规范术语，协商是一种面对面的沟通形式，它强调理性的论证和说服，而不是操纵、强迫和欺诈。在协商论坛里，自由和平等的参与者支持一系列程序旨在沟通而不是策略目标”。[12]（p11）协商是国家行政组织与公众交往的对话过程。是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避免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集团利益而进行的相互妥协，最后实现多赢的一种理性论证与说服行为。古特曼和汤普森认为，协商作为政府社会治理形式，是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理解并接受的，协商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接受未来的挑战。”[13]（p7）通过协商行为，可以促使国家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形成理性共识。明确人们的社会公共利益责任，增进人们之间的话语理解，使国家行政组织的程序和决策具有合法性与公共性，最终推动国家行政组织的健康发展。因此，“协商”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中介。
　　（三）“正义”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终点
　　新公共行政学的倡导者沃尔多认为，“事实上，公共行政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要理解公共行政，特别是要理解公共行政的价值，必须首先理解政治。”[14]（p7）国家行政组织执行政策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理论的价值判断与指引。我党的政治价值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把国家行政组织和制度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硬件组装”系统，那

么，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则构成了该政治系统的“软件运行”系统。共同理想是当代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政治系统的“硬件组装”系统的“硬质内核”。国家行政组织存在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保持国家权力正常运转的一种制度化机器，而且国家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承载着促进国家政治目标、共同理想实现的重任。国家行政组织 “通过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支配来实现政治统治的要求。也就是说，政府是以政治管理的名义实现着政治统治的要求。”[15]（p51）国家行政组织的政治权力只有更好地实施管理社会的“软件运行”系统功能，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国家才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因此，实现共同理想就构成了国家行政组织的重要价值指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政治目标与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终点。

　　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对国家行政组织能够产生提高影响力的作用，对国家行政组织的行政活动产生一种机制评判作用，对国家行政组织中的行政人员产生一种行为规范评价作用。其中，“为人民服务”对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理论精髓起着引导作用。“正义、协商、责任”则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的理论内核——“为人民服务”外延的“价值保护带”。通过“理论内核”与“价值保护带”的共同作用，可以促使行政组织的行政活动方向与实现政党政治价值的共同利益保持一致，能够增强国家行政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因此，建立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系统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为制度提供根据，使制度有秩序、富于活力，并且使它远远超出一般服务于人类生存的纯粹功能性的目的之主导思想，它帮助我们形成共同体，促成个人的同一性，体验意义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