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重要首都城市与北京文化战略比较分析

　　文化战略奠定了一个城市、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路径和走向，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的地位得以提升，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成为世纪之交世界各首都城市文化变革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本文将北京的文化战略置于这一宏观视野中，并通过北京与国际重要首都城市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文化战略的对比，从文化发展战略的理念、目标定位和政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北京在文化建设中的不足，并阐释了国际首都城市文化战略对北京的启示。
　　一、国际视野中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
　　当前，文化价值观的交锋日益激烈，文化创新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传统文化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退，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较为突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只有从深层次上解决束缚文化发展的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顶层设计”一词。所谓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就是站在文化发展全局的高度，系统性地协调统筹与文化相关的各种要素、关系，深层次、全方位地对文化的发展进行战略性的设计。文化领域顶层设计的目的在于，要从根本上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各种束缚，在实践中树立总控全局性质的价值观或理念，具有整体性、方向性和宏观性的特点。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整体性筹划，顶层设计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应用表现为文化战略。wWW.11665.cOM在城市文化的发展中，重视文化的顶层设计，就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是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文化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化的发展进行统筹，明确城市文化发展的定位、目标和措施，从而系统地进行文化建设。
　　文化战略是一个城市、国家和地区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文化关系而制定的一种具有方向性的发展选择，是一种竞争性的策略。当代世界各首都城市在制定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考察，作为城市发展的要务来部署。
　　世界四大首都城市，华盛顿的文化战略凸显意识形态在城市发展中的构建，对内维护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注重文化艺术和公共设施在价值导向中的作用，对外将文化渗透扩散至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策之中，服从于国家全方位的文化扩张与渗透。伦敦的文化战略以创意文化的发展为导向，确立了创意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提出以创意产业的勃兴来推动城市的转型发展，利用创意产业在促进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效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巴黎的文化战略确立了以文化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顺应法国所主张的“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国策，是站在保护和发展法国文化的高度，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主权的高度来实施的。东京的文化战略以增强东京城市文化的活力和魅力为导向，通过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激活东京的文化资源，展示东京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和国际前沿的文化视野，通过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拓展东京的文化影响力。
　　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彰显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文化魅力，创新驱动文化发展，北京市将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作为首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服务国家创新战略，2012年9月，北京市提出最大限度地发挥首都科技创新优势，以首善标准率先在全国形成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北京文化战略的确定与实施，从国家战略全局的角度看，是新历史条件下，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它要求加强文化在首都未来发展和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首都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文化产业优势、文化事业优势以及科研优势，推动北京创新发展，促进首都文化建设。
　　二、国外重要首都城市文化战略与北京的比较
　　文化战略根据城市自身不同的文化关系，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各有侧重。本文选取战略理念、定位和实施措施三个层面，将北京与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四个首都城市的文化战略进行比较分析，以深入把握北京文化战略在实施与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理念比较
　　城市的文化理念是在城市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它直接影响或主导着文化战略的制定，以及在城市发展中人们对待文化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文化理念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内化于城市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影响对文化问题的决策。
　　华盛顿的文化理念，奉行文化的渗透与扩张。这一理念从根本上受制于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在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使目标国认同和接受美国的文化符号及价值观念，谋求在世界的“话语霸权”，从而在文化和思想上达到对其他国家操纵和控制的目的。
　　伦敦的文化理念，追求文化的创意与创造。英国1992年公布的《创造性的未来》中指出“创造性”为英国今后长期遵从的文化溯求。对伦敦而言，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使伦敦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中心，随着20世纪后半期伦敦第二产业的不断衰落、对泰晤士河的治理以及因工业发展而给伦敦带来“雾都”之称的反思，最终使伦敦确立了以文化创意与创造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并以此为支撑促进城市转型发展、保持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巴黎的文化理念，强调民主化为主。巴黎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积淀浓厚的城市，法国文化部在设立之初就将让最大多数的法国人接触法国文化，使得法国的文化遗产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部门的职责，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主张文化不是奢侈品，不应被资本、权力或市场垄断，而应为所有人服务。

　　东京的文化理念，以凸显文化独特性为重点。日本在“战后”一直致力于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立国”的理念后，便通过树立本国文化的独特性来提升日本在文化上的自豪感，并促进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展示日本的文化形象。
　　相比较而言，在发展理念上北京并未真正将文化视为北京安身立命的根本，尽管在“文化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强调“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对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的驱动作用，对文化在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色城市构建、国际形象塑造以及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认识有所加强，但“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仍未彻底改变，对文化的保护还未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尤其是面对地产开发，对文化遗产、历史古迹的保护力度则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如2012年1月，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文物部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除，成为北京近年来“最恶劣的文物毁坏事件”；[1]同年12月，北京钟鼓楼附近的66个旧式四合院被划入拆迁范围，引发民众争议。[2]因此，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首都城市相比，北京以文化为发展基调的战略理念仍需进一步强化。
　　（二）发展定位比较
　　城市文化定位是城市根据自身的文化条件，为城市在未来区域发展或世界竞争中所设立的目标，它将城市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予以突前，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使之成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个性。城市文化的定位是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首要环节，它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我是谁”。科学鲜明的文化定位能彰显城市在发展竞争中的差异性优势，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吸引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在定位上，北京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等首都城市存在着差异。
　　华盛顿的文化定位。华盛顿是世界上少有的仅以政治职能为主的首都城市，因此城市文化建设在整体定位上以服从于政治建设为核心，充分发挥文化在价值观建构中的整合和调控作用，彰显美国的价值理念。
　　伦敦的文化定位。伦敦以建设“模范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级城市”和“卓越的创新文化国际中心”为发展目标，并在此过程中，突出文化创意和文化多元性在城市发展中的特色，维持伦敦作为世界文化大都市的形象和地位。
　　巴黎的文化定位。其以保持巴黎作为艺术之都的世界地位，积极保护民族艺术，以及巴黎老城区的历史古迹、艺术建筑和文化遗产，培养城市的文化氛围，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为目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延续巴黎独特的文化身份。
　　东京的文化定位。东京在战后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东京定位于在世界上能够代表日本的最主要的城市。《东京都文化振兴方针》（2007）中，提出要在2015年将东京建设为文化魅力感受型、文化富裕型和具有丰厚文化创造底蕴的都市，展示东京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多样性。
　　文化是首都北京在未来建设中的重要资源和优势，北京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和传播之地，也汇集了全国最多的科研院所、演艺团体、文化设施。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将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在2011年12月北京市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把首都建设成为在国内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著名文化中心城市。2012年9月北京市在出台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首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将首都初步建成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北京虽然在目标定位的设立方面有明确的表述，但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首都城市相比较而言，在世界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发展定位上还缺乏较为突出、精准的文化特色。如华盛顿彰显政治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伦敦突出现代创意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巴黎注重历史文化保护对城市文化身份的塑造、东京则凸显文化活力和文化多样性在城市中的地位。而北京由于城市功能的重叠，在文化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从思想道德显著提升、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体制活力迸发、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城市文化魅力彰显、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等七个角度对首都的文化发展进行了论述，尽管概括较为全面，但文化特色并不突出，具有鲜明特质的文化个性不强，在文化定位凸显差异性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政策措施比较
　　政策措施是文化战略得以实施的制度保障，也是对文化理念和目标定位的展开和具体化，完善的保障措施有利于文化战略的顺利推进。华盛顿在文化战略的实施中，从城市规划、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增强城市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华盛顿在建城之初，便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国会大厦为城市中心和最高建筑，体现国家立法机构所行使权力的至高无上；在城市中轴线的设计上，确立了东西轴和南北轴的主次之分，体现了美国政体中立法对行政的授权和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在国家大草坪中，以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题材，通过修筑纪念碑、纪念堂或雕塑，如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二战雕塑群、越战纪念碑等，增强国家大草坪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记忆和与民众的互动。
　　伦敦文化建设的开展体现在以市长名义颁布的战略草案中。《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2003）和《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2008）作为第一和第二份战略草案分别由市长利文斯通与鲍里斯·约翰逊颁布实施，两份草案均从12个方面对伦敦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规划。2010年，约翰逊公布了第三份文化战略草案，即《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2012年及其以后》，这一草案着眼于伦敦文化战略在2012年后的发展，草案提出要通过拓展文化发展渠道，加大对教育、技能和职业的投入，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和公共领域，以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加强大伦敦市政府与其他文化机构、组织的协调，努力维持伦敦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在文化层面的地位。草案还指出，2012年伦敦奥运会既是文化和体育的盛会，也为伦敦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应在未来的区域发展中，将这些文化遗产纳入到区域发展的规划之中。

　　巴黎的文化保护表现在几个层面。首先，巴黎执行了自“二战”以来所颁布的文化规划及法律法规，遵从“历史、文化和美学视角下的遗产重要性”、“城市与景观之间的和谐”、“拆除和损坏风险评估”等原则，对老城区中的街道走向、沿街建筑的样式以及新建楼房的高度等进行了严格的保护或监管，并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和开展民众有较强参与性的“巴黎秋日艺术节”、“巴黎不眠之夜”等公共文化活动，促进人们与建筑古迹、文化艺术的互动，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其次，为了缓解老城的拥堵状况并加强对古旧建筑的保护，巴黎于2004年公布了“大巴黎计划”，以利用城市郊区发展卫星城为主要方式，拓展城市的文化空间。第三，为了增强巴黎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中的地位，经法国的倡导和推动，2001年和2005年瞩目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分别在巴黎公布于世，这极大增强了巴黎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
　　东京着力于对文化活力和文化魅力型城市的打造，注重文化产业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2006年，东京政府推出的《十年后的东京——东京在变化》中在述及文化的部分时提出，要充分利用动漫产业等优势文化产业提升东京的城市魅力及国际地位。2009年，东京知事推出了“天堂艺术家事业”项目，通过为艺术家提供适宜的艺术创作环境和“城市中的剧场”，培育艺术氛围，提振东京的观光和文化事业。为进一步实现《东京都文化振兴方针》中为东京描绘的文化发展目标，东京在2011年推出了《〈十年后东京〉2011行动计划》。该计划从八大领域确定了东京2011—2013年的发展规划，在文化发展方面，指出东京要重点加强“展示平台建设”、“特色资源开发”和“与其他城市或民间事业者的合作”等三个方面，以提升东京的文化魅力和产业能力。
　　相比较而言，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塑造方面，较少缺乏华盛顿城市规划的整体性设计，以及文化设施与人们之间的互动式交流。与伦敦相比，北京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上缺乏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缺少从推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科技文化创新之城的高度，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的科学规划。尽管在“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政策，但仍未打破原有体制按行政部门、层级和区划配置或规划文化资源的方式。由于未能从首都城市宏观的视角对各区域、各部门、各行业进行科学统筹，区域重建、管理重复、行业混乱等现象多有发生，制约了政策的协调推进。在文化保护和推广方面，与巴黎相比人们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性较差，对文化保护的意识不强，在政策的执行上也多有不足。北京传统的城市文化特色在商业性地产过度开发、“建设性破坏”、“异地迁建”等行为的冲击下逐渐消失。北京300余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央行政单位占用了90处，为市区等单位占用了100余处，仅40%的对外开放率严重限制了历史建筑、文化遗迹等在文化展示、传播、推广等层面的效用发挥。[3]与东京相比，在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方面，东京已形成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动漫创意产业。动漫产业不仅是东京仅次于汽车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且通过东京国际动漫节和“动漫外交”等文化交流平台建设，动漫业在提升东京国际形象、活跃文化氛围等方面作用明显，相反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产值虽在2012年1—9月份达到gdp的12.9%，成为北京市的支柱产业，[4]但各行业市场集中度偏低，创意性不强，具有世界显著竞争力优势的文化行业并未形成，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升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国际重要首都城市文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对北京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文化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竞争中争夺制高点的焦点。目前，北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已进入实施阶段，针对首都北京的发展实际、发展目标及与国际首都城市相比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可以以下方面着力加以完善。
　　第一，增强国际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战略研究，加强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与设计。按照中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首都要从发展战略高度统筹文化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动力。从国际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的高度，制定符合北京发展的文化战略规划。首都的文化建设是北京参与世界文化竞争，构建特色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因此应从首都城市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结合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性质功能、文化发展的现状、格局，高起点、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文化发展予以设计。在城市大竞争的时代格局中，充分将首都文化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复兴以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高度，在“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格局中，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文化话语权。
　　第二，强化文化保护意识，彰显首都文化特色。保护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北京城市文化特色的挖掘、保护与延续，不仅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特色世界城市必须思考的文化问题。从国家首都和从国际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的高度，将首都文化保护作为延续历史文脉、传承民族文化优秀价值观和美学观的重要途径，将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文化个性作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塑造国家和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遗产层面，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加强整体保护意识，着重处理好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物质形态保护与非物质形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针对北京中轴线区域的“碎片式”开发，[5]应制定整体性的保护规划，对中轴线保护范围内的建筑数量、色彩、高度、格局等做出严格限定。
　　第三，提升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社会文化效益。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娱乐、休闲基本需求的服务，也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重要标尺。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的四级体系虽已在全国率先完成，但存在文化服务内容单调、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借鉴巴黎利用遗产日、艺术节普及文化的做法，应以各种形式鼓励人们参与和互动，切实打造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品牌活动，将之作为拓展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与载体，提高活动的社会效益。同时进一步增强公共设施的公益性和开放性，尤其是针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占用的情况，可采取腾退或新建筑功能置换等方式，确保公共设施的文化效益。

　　第四，培育优势产业，提升文化创意产业整体竞争力。从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优势文化创意产业是扩大城市文化影响力，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驱动力。应从国际首都城市文化竞争的高度，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文化“航母”。依托北京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整合中央在京文化企业、市属文化企业、民营文化企业的力量，通过重大产业项目的带动，在加快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过程中，培育一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并在国际首都城市文化体系的建设中，大力发展特色文化行业。积极利用科技与创意对具有浓郁北京地域色彩或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化行业进行改造和升级，如天桥的演艺业，提升传统文化行业的科技含量，增强文化企业的产品附加值和文化行业的辐射力，彰显城市文化发展的差异性。
　　第五，拓展传播渠道，加强国际国内文化交流和传播平台建设。多元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渠道是首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科技文化创新之城的强大引擎。应充分发挥首都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和优势，积极组织、参与或承办重要文化交流活动，扩大对外文化交往、交流与合作，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活动的参与和组织予以常态化，在国际交往中实现首都文化的横向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首都作为国家文化中心优势，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文化遗产，如奥林匹克公园等交流平台，发挥首都作为国内和国际会展城市的功能，着力打造具有首都地域特色、中国风格和世界水平的文化交流品牌，彰显品牌文化的聚合效应。同时，依托先进文化之都对文化、技术聚集的优势，加快首都对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辐射能力强的现代传播体系的建设，创建国际一流传播媒体，并通过首都众多的平面媒体、屏介媒体和境外驻京媒体的宣传和报道，展示首都的发展变化，传播首都的文化形象。